【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0日讯】我相信，100年后，或许更近一些年，历史留给邓小平的称谓也就是他的名字，“邓小平”这三个字。而眼下，成千上万家中国国内媒体对邓小平的评价，到时候也都将简化为这么三个字：邓小平。

且让我看看邓小平的名头吧：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囯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这些名头，都将回归与无，我们可以设想，今天的我们对以往历史上的能够记住名字的人物，有怎么样的评价？不外乎说那个是刘邦，那个叫项羽，那个叫秦始皇，谁还会想到他是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称呼他们是当时中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呢？这当然就成为笑话了。

历史就是真实历史，任何美化的历史都是值得怀疑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历史。谁敢说一个历史人物，他无过，他只有功劳？没有人可以这样说。历史只有回归于本来面目，历史人物只有把最真实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他才能在今后的历史上留下名字，否则，历史将会遗忘他，像过眼云烟一样。

所以，我敢说，邓小平是一个有功也有过的人，假设他在世时对于未来国家命运有更多准备的话，有更多用心的话，我们的今天肯定比现实的今天还要更好一些。

眼下的中国现状，被学者们称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腿长腿短”的节骨眼，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群体之间贫富悬殊；经济指标虽大攀升但社会民众的收获感、安全感和认同感却在弱化，改革初期普通大众所得到的实惠逐渐销蚀；因改革发展的“欠统筹、不均衡”所带来、所伴生的负面因素正积累为社会的“不确定性”，弱化着继续推进改革的民意基础。同时，自然生态污染，资源瓶颈，教育水平差距、就业再就业困局和分配失衡所形成的社会矛盾，国际地缘战略的重大变化，各国发展竞争加剧等等，都从发展外环境的角度弱化着中国加快发展的自然基础、社会基础、国际基础和时间基础。所以这一切，均有形无形地增大着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着改革攻坚的难度（学者鲁甯语，见8月6日《东方早报》）。

举个简单的例子，1989年之前，不出现重大天灾人祸的情况下，浙江、四川、安徽、河南等沿海内地普通农村家庭可以养3-4个小孩，甚至5个，都可以养大，并能够上学读书，起码小学毕业，那个时代农村的高中毕业生远远高于今天的数位。当时农村人外出打工比较少，主要收入靠土地，就是靠种地。而如今，农村人靠土地已经无法养活家庭了，只得外出打工，如果每家养两个孩子，只能有一个孩子可以读完初中，上高中的并不多，靠地吃饭不中用了，外出打工也是勉强糊口，努力能够步入小康实在艰难，更别说养3-4个孩子了（这里并不是说鼓励多生，即使鼓励他们生，他们也不敢生，生不起）。按照这一事实可以判断，现在农村人是收入高了，生活质量提高了，还是退步了，落后了？

邓小平是提倡“猫论”的领导人，鼓励为了眼前利益，“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因为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不管它到底是怎么去抓的。所以，邓小平提倡对待中国制度姓社姓资采取不争论的态度，而对于香港澳门回归则采取了“一国两制”的制度，允许他们走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对内地的制度只是强调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然社会主义体制有不完善的地方，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善，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彻底完善好呢？“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就是邓小平的创造，也是“猫论”实践的“伟大构想”。邓小平提出“不争论”，认为“下一代”更加有智慧，“下一代”能够更好地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能够更好地解决南沙以及钓鱼岛的争议，这当然也是他的一厢情愿。我也相信下一代终将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们伟大、杰出的邓小平为什么要在有生之年放弃这种努力呢？如果假设下一代没有更好的智慧，又该怎么办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邓小平为什么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呢？为什么不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中国未来命运的问题并努力解决呢？我想，这是我们在邓小平百年冥寿之际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

我本人对邓小平去世的记忆是这样的，那是1997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三，晚上，北京的夜色很寂静，也很晴朗，似乎还刮着常年这个时候都刮着的风，我一个人骑着单车从永定路出发，经过五棵松，当路过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时，并没有刻意去留意什么，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第二天，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外地的朋友很反常地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问我北京情况怎么样。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北京太正常了，甚至一点异样的动静也没有了。不过，我还是觉察到她的话里含的意思，因为邓小平死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而我刚刚知道。虽然我刚刚知道，但就是昨天他离开人世的晚上，我正巧骑着单车经过他最后停留的地点–五棵松301医院附近，我在路上，他在病房。当晚二十一时零八分，医生宣告邓小平生命进入终点，终年93岁。已属高寿，善终。第二天我目击到，北京街头刊登邓小平去世消息的《人民日报》有很好的购买量。

邓小平去世后，留下了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值得思考。比如1981年6月30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把党的一把手和军委的一把手分开了，至今还没有党章和宪法上解决这一问题。当时邓还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主席为胡耀邦。这次全会日程从6月27日起到29日结束的，会上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的变化，出现了党主席与军委主席这种“党务与军务分开”的体制。这是在毛泽东和华国锋两代主席的时代未曾有过先例的情况。1981年7月3日新华社《参考消息》刊载外电时事社的电讯说，“这一措施使面临谋求年轻化等难题的解放军，置于党内最大的实力者邓小平副主席的领导之下。但是，此间观察家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暂时性措施。”而事实上，不是暂时的，邓任军委主席近9年。

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从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退出政治局常委，只担任军委主席，到1989年11月，他才完全退出了军委主席的位置，并把这一重要职务交给1926年出生的江泽民。虽然邓小平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虽然不是中央委员，只是普通党员身份–因为共产党党章上没有特殊党员之说，却仍旧被推举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样以来，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形成的中共党章中关于军委主席产生于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这一条就要在1987年十三大上予以修正，修正后的条款不再提及军委主席产生于政治局常委成员，这个条款被保留至今。1982年党章第二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当年12月全国人大又修改了宪法，称之为1982年宪法，取消了1954年宪法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一款和1975年和1978年宪法规定的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一款，第九十三条这样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自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共中央不再设中央主席一职，只设中央总书记一职。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邓小平不再出任政治局常委，他担任军委主席就不符合党章，党章就需要修改了。经修改，把党章第二十一条第五段“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改为“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本来，邓小平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担任党政一把手。但他却把比他年轻的人推上台。人民网刊载的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显示（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这份通报）：“中央政治局在1980年11月10日、11日、13日、14日、17日、18日、19日、29日、12月5日连续开了九次会，除刘伯承、聂荣臻二同志因病未参加（聂荣臻同志来信表示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同志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候补委员一人。中央书记处书记七人列席。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到会的二十九人都讲了话。在8月18日到2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这一会议的不少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同志不适宜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曾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因为这是众望所归。邓小平同志认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认为在六十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当然，只有六中全会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

　　到了1989年6月16日，准备辞去军委主席职务之前的邓小平对当时十三届六中全会新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们这样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美国对华政策现在下注就下在我是否病倒了或者死了上面，国际上好多国家都把对华政策下注下在我的生命上。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就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1989年11月9日，在辞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两年以后，邓小平又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时年86岁，有媒体这样写道：“邓小平以身作则，在1989年他86岁的时候主动提出退休，提倡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为全党树立了楷模。”（见《南风窗》杂志，杨继绳文）

从此开始，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又先后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中央军委其实是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两块牌子，一个机构。自1982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至此，形式上存在这么两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但是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均为相同的人选。除邓小平是实行此制度后的第一任军委主席，现在，1926年出生的江泽民是这两委员会的第二任主席，现任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这两个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从1949年以来的历史上看，除毛泽东外，江泽民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最长，现在已经15年。

应该说，从1949年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历史看，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务应该归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担任，毛泽东去世前没有辞去这一职务险些使中国遭受更大的捣乱。而1989年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选择退休，应该说是是国家之福。不过，当他把这一职务叫给当时的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不知他有没有想到党章和宪法应该对此修改。否则，国家执政体制又将面临着国家武装力量由谁统率的问题：是由任何一个当选的普通党员，还是由中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统率呢？

邓小平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问题偏偏是一个大问题。今后，由谁来解决呢？谁能够解决呢？

－－转载自《议报》158期 //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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