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日讯】 ﹝一）
夏衍去世已十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１９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共，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以后的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１２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１９４９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这一天。４月２８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已易手，上海也指日可下，这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临别时刘少奇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忆阿英同志》，《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４２６页）周交待，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周恩来这番句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策略。
５月１６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２３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等都在这里。５月２４日，一位管总务的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４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７年的“左翼十年”中，夏衍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的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４９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由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夏衍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二）
５月２７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拉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四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１２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夏衍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１９４６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９月版，４１０页）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懒寻旧梦录》４２９—４３０）
１９７９年５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１９４９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
“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夏衍七十年文选》，４４１页）
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岂是所谓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角色的夏衍所能改变的？他回忆说：
“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３０年代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的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应顺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出去开会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门一定要事先通知警卫班，——乃至对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爱人’之类，对前者我只能服从，对后者我就‘顽抗’到底。”（《懒寻旧梦录》，４１７—４１８页）
面对新的现实，除了“适应”、“服从”和“习惯”外，夏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三）
１９４９年，夏衍进上海不久就察觉到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严重不足，特别是跟处以下的干部谈话，许多问题讲不通，一般说来，他们对政治性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也随口会说，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就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知识面太窄（历史和科学常识严重匮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发现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共在上海乃至华东文化、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一再在座谈会上号召部下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几乎毫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科一级干部来了一次常识测验，按初中程度的标准出了５０道题，测验的结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７０％，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答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夏衍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为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份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物件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份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这些问题，对新闻工作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
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
事过境迁，１９８１年他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１９４９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夏衍七十年文选》，３４４页）
他的毛病二是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１９４９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９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５０年八九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９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夏衍七十年文选》，８２０—８２１页）
从１９４９年８月１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６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遝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
１９４９年９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夏衍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这年初冬，他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夏衍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民主中国(7/31/2004)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