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夏衍——从“不习惯”到“习惯”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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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衍去世已十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共,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从“地下”走到“地上”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已易手,上海也指日可下,这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临别时刘少奇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忆阿英同志》,《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426页)周交待,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周恩来这番句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策略。

  5月16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等都在这里。5月24日,一位管总务的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夏衍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的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49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由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夏衍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二)

  5月27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拉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四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12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夏衍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六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时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410页)

  “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懒寻旧梦录》429—430)

  1979年5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1949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

  “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夏衍七十年文选》,441页)

  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岂是所谓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角色的夏衍所能改变的?他回忆说:

  “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30年代的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的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应顺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出去开会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门一定要事先通知警卫班,——乃至对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爱人’之类,对前者我只能服从,对后者我就‘顽抗’到底。”(《懒寻旧梦录》,417—418页)

  面对新的现实,除了“适应”、“服从”和“习惯”外,夏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三)

  1949年,夏衍进上海不久就察觉到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严重不足,特别是跟处以下的干部谈话,许多问题讲不通,一般说来,他们对政治性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也随口会说,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就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知识面太窄(历史和科学常识严重匮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发现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共在上海乃至华东文化、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一再在座谈会上号召部下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几乎毫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科一级干部来了一次常识测验,按初中程度的标准出了50道题,测验的结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70%,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答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夏衍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为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份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物件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份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这些问题,对新闻工作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

  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

  事过境迁,1981年他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夏衍七十年文选》,344页)

  他的毛病二是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50年八九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夏衍七十年文选》,820—821页)

  从1949年8月1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遝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

  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夏衍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这年初冬,他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夏衍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民主中国(7/31/2004)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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