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8月1日讯】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难题

一、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于经济自由的扩展

二、中国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

三、政治改革在中国是如何进入“休眠”状态的？

四、中国的难题：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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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难题：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政治改革是权利与权力的较量，而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作为一个整体，是中国唯一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起来的有组织力量，政治改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援，便只能走向革命或动乱。但他们同时又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名为“公仆”实为主人的权势人物和党政权力部门既在履行着政权的职能，同时也在经营和维护其个人与团体的独特利益。他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现行制度使他们成为掌控最多公共权力、支配最多社会资源、占有最多社会财富、享受最多社会保障的既得利益群体。由于他们的独特地位，使他们有能力挫败任何损害他们利益的政治改革。例如，高级官员的差额选举从程式上、操作上极易实行，之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无非是霸着权位的官员不敢面对选票的考验，而他们却掌握着足以阻挠选举改革的权力和资源。不能指望上述人士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这是中国政治改革必须面对的难题。

许多年来，热心政改的人们一直在寻找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关于“政改”突破口的议题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试图从理论上探索出一个政治改革的逻辑上的起点；其二，是试图从制度的堡垒上找到一个易攻难守的薄弱之处。前者是理论派，着力于制定出政治改革的逻辑步骤。他们找寻突破口的方法是沙盘推演式的：要想到达制高点A，就必须先攻占阵地B，要想攻占B，必须先实现目标C、拥有条件D、配备装备E等等，这种推演的结论大致是悲观的。后者是实践派，着眼于既要政改，又不要让被改的人太难受，他们找突破口的方法是偷袭式的或“捏软柿子”式的。即选择一个改革阻力最小、改革呼声最大、改革受益者最多、改革受损人的反抗能力最小、改革成功率最高的地方入手。二者的共同点是，相信突破口是存在的，有这么一项初始的改革作起点，就可以将制度的堡垒一举爆破，让政改的进程不可逆转。

曾经有人相信，由村民委员会选举到居民委员会选举的“基层民主”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口，理由是这项改革的阻力很小。以村主任的官帽之小、油水之薄，权势集团是可以把这点利益牺牲出去的。但村长充其量是村里的“二把手”，上面还有党支书罩着，村外边有乡镇政府盯着；民选的村委会与上级的乡镇政府和同级的党支部并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而是百分之百地被上级的乡镇政府和同级的党支部领导着。如此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哪怕选举过程再民主，又如何能实现村民自治的政治目标？

政务公开、新闻自由也曾经被认为是政改的突破口。20多年来知识界争取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的呼声不断，对公权机关增加公开性、透明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对于知情权和言论权的要求，是几代知识份子和民众普遍的心声。思想权、言论权是行使其他一切政治权利的必要基础，以开放言论权为突破口的政治改革设想是符合实践逻辑的。然而，因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对旧体制下的贪官污吏、恶法乱令具有直接的杀伤力，所以，开放言论的要求必然受到各方面最强大的阻力，在可预见的将来，“政治正确”的紧箍咒仍将牢牢地套在媒体的头上，这个突破将异常艰难。

也有人认为，修改宪法、改革人大是最恰当的政改突破口。宪法“至高无上”，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以宪法和人大为突破口的政治改革思路，自然与中国改革的宪政方向相合。但是，这种改革思路必须以中国的现行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真正“名实相符”为前提，如果宪法并非至高无上，人大并未掌握最高权力，那麽，仅仅是宪法的文字修改和人大的形式变革，也是意义有限的。一个矛盾含混的宪法文本、一个违宪不究的宪法体制、一个大权旁落的权力机关，本不足以对之寄托政治改革的宏大愿望。

还有人认为党内民主是政治改革最现实可行的突破口。理由是：在现行体制下，所有的组织、所有的机构，全都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解释执行机构，所以，如果让中共党内的6,600万公民“先民主起来”，也便等于人大、政府、政协和全社会都有了小规模的民主。但是，党内民主不仅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固有传统相左，也必将彻底改变中共有史以来形成的组织规则，党内民主的难度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难题的难度相比，或者相等，或者更大。

为了减轻权势集团对政治改革的担忧，减少政改实践的困难，有人设计了“政改试点”方案。中国的经济改革曾经走过这样一条路，即从某个省市县开始一项改革的试点，或从某个具体的经济主体类型开始一项改革试验，根据试点的成效再决定下一步的改革走向，比如经济特区。那麽，可否以“政治特区”的方式实现以点到面的政改突破？可否以地方试点的办法开辟政治改革的前进之路？一般而言，纯粹的地方政治改革试点是意义不大的，除非首先给予那个“政治特区”以真正充分的自治权，不然，如果这个试点地区处于上级党政权力的层层包围之中，这样的试点也就没有什么意义，除了做秀，自然也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在简要分析了上述各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之后，看到了政改突破之困难，我们难免悲观。其实也不尽然，只要是真正的政治改革专案，无论从哪里开始、走什么路线，全都有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全都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真改和假改的选择，比从哪里改起的选择要更加重要。而所谓真改，在于是不是真正认同平等、自由、人权、法治的价值观，是否认同宪政民主的制度方向。以这个标准来看，笔者认为：真正的政改必然是全面的政改，党的政治功能、党政军之间的关系，是必须加以彻底改革的。只有从大处着眼，才能从小处着手。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首先针对真正的大权力，必须将真正的大权和实权交给人民去选择、监督，而不是在没有实权、只有小权的地方兜圈子。这是判断中国是否有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

在今日之中国，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政治体制永远无需改革。政治体制变革或早或晚会成为中国无可回避的结果，而其突破点大约就在“逃避政改”的“中国模式”难以为继之时。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