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8日讯】2001年4月24日上午，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詹姆斯•M•布坎南，在美国费城对来访的北京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说：“有一个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詹•布坎南说的这个人，就是现在身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州社会科学院院士的经济学家杨小凯。

当1998年出版杨小凯的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时，该书的匿名审稿人是这样评论说：“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

然而，詹•布南坎与审稿的学者们却一定没有想到，这颗已在国际知名的经济学界耀眼新星，曾经历过九死一生的人生磨难，受到过长时期的炼狱锻造，不仅通往学术高峰的攀登之路数次被几乎阻断，就是连他的生命本身，都差点被消灭。当然，那一切都是发生在“极左”专制及其刚刚解冻的年代。如果不是杨小凯本人的奋力拼搏，那段人生的每一截黑暗岁月，都足可以摧毁他任何向上进取的念头和想法。

幸好苍天有眼，上帝最终驱走的是魔鬼与苦难，给我们留下的是学者杨小凯与他杰出的《经济学原理》。

杨小凯于1982年在武汉大学以助教身份、在学术界悄悄崭露头角之前的名字，是叫杨曦光。

而杨曦光的经历，却充满了包含着苦难与奋斗的传奇色彩，并且无可争论地进入了中国当代的历史。

杨曦光的中学生活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度过的。1965年他在一中初 78 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时，几乎没有外人能从他那文静、朴素，甚至腼腆的形象中，看出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倒十足像是一个平民后代的模样。在省委省军区干部子弟云集的长沙市第一中学，杨曦光的外在精神面貌，与那些依仗父辈的职权而要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纨绔儿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是不是从那时起，杨曦光就有了做学问而不是从政入仕的想法？对这一点，就是今天的杨小凯也未必能回忆得清了。然而，1966年他升入一中高中部后，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却偏偏将杨曦光深深地卷进了政治，他那也许有过的做学问念头，能够让他施展的天地，也就只剩下革命造反的大字报与红卫兵油印的传单了。

杨曦光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一样，那时，是视积极投入“文革”，当作是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的最好表现，当作是参加革命事业、诚心诚意做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具体步骤。他们将自已的理想、追求、加上充满了忠诚、热情的全部青春，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那场后来又被称之为“浩劫”的运动。然而，标榜为革命的“文革”，最终真正被其革掉了命的人，不是那些什么“走资派”，不是什么逍遥派，也不是什么这一派那一派，反而恰恰是那些认认真真、热情忠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投入“文革”的一大批青年人！

在一段时期内曾积极参加过“文革”的杨曦光，就是这反倒被那“文革”首先革了命的人们中的一个。

文革一开始，杨曦光的父亲便蒙冤已被当时的省委打成了“右倾分子”，成为了挨整物件。这种状况，自然使杨曦光文革之初，在学校中也被排除在官方性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之外，而被划入了所谓“黑七类”子弟行列。但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深入，没有进入官方“红卫兵”组织的杨曦光，却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造反派阵营的红卫兵理论战士。从而，也使他不可避免且浓墨重彩地进入了湖南文革的历史画页。

1967年2月4日的湖南的“文革”运动，发生了一件大怪事：到处鼓噪人们起来造反的中央文革，这天突然下令让湖南省军区部队出动，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对中央仍忠心耿耿的造反派与红卫兵，对此，没去责怪中央文革，却只认为是省军区向中央谎报了情况，因而，对军区充满了愤怒。

杨曦光所在的红卫兵组织虽也是造反派，但当时却还不是军队镇压抓捕的物件。然而，对被捕工人群众的同情和对中央的无比信任，使时年十七岁的中学生杨曦光愤然与强大的省军区发生了对抗，他和几个同学在军队大肆捕人之际，面对大街上到处是上着寒光闪闪剌刀的枪杆子，却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一个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路见不平的对抗行动，其结果则是使杨曦光第一次尝到了“坐牢”的滋味。他被军队抓去，关进了市公安局的看守所，被监禁了两个月。

然而，这两个月的监狱生活，不但没挫去杨曦光的斗志，反而使他成了长沙市民中的一位家喻户晓的英雄般人物，被人称赞，被人钦佩。因为他敢于公开反对军区抓人、敢于在监牢里领头唱“坐牢算什么！”的经典革命歌曲、敢于在狱中用绝食行动向狱方争取“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等。

对杨曦光这批中学生，省军区自然是大伤脑筋，捉、放两难。最后，借中央派人干预之机，在二、三个月后，只好一放了之。

二个月浪漫多于苦难的铁窗生涯，不仅没有使杨曦光从“文革”风浪中退出，反而促使他被卷得更深，促使他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进入了新的层次。

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初，杨曦光的“文革”活动已很大程度摆脱了当时的派性争执，随着“文革”的全面深入，他的目光与思考逐渐转向了中国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对“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他都不断地在作认真严肃的思考，并写出了一批在当时属“大逆不道”、而在今天看来却又嫌幼稚不成熟的论文。如：《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于组织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想法》、《积极投入捍卫毛泽东主义纯结性的斗争》、《中国向何处去？》、《坚持和巩固新思潮的方法应该改变》等。

就是这些被用大字报和传单予以公开的、不再局限于派性争执、而已扩展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性文章，让杨曦光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他于1968年2 月第二次被关进了黑暗的监牢，并且是不再有光环与浪漫、不允许发出任何歌声、不允许任何绝食行为，一个没有任何人权的、只体现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与“劳改队”，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使杨曦光因其思想、言论致“罪”、遭此磨难的不是普通的“走资派”，也不完全是省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而竟然是当时正权倾中央的一批顶级大人物：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几乎整整大半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马。一个时年仅18岁的红卫兵，一个普通的小百姓中学生，竟然由这些排前几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马，指名道姓的予以镇压，这不仅在“文革”中，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属罕见。

这次镇压发生在1968年1 月24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康生等中央的大批领导人，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

杨曦光当时并未与会，而尚在长沙街头贴他们的大字报。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那一次中国最高规格的指控与“审判”，是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单方面进行的。

之中，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杨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而高居中央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则在他的讲话中竟然号召：“凡是受周国辉、杨曦光这些人蒙蔽的人都要回过头来，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第一夫人”江青对杨曦光则更来得直接：“（杨曦光）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他见鬼去吧！”

这周国辉，当时也不过是湖南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杨曦光则纯属中学生一个，时为中央第四、第五号领导人、并有党内理论家美誉的陈伯达、康生，还有那个红透了天的中国“第一夫人”，却竟然将周、杨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真是天大的笑话！所以，当初杨曦光在长沙听到这些情况后，会大吃一惊而对人说：“想不到康生的水平这么低！”

使杨曦光进入中国“文革”历史的还有一个超级大人物。

在中央文革的大员们还没有发难之前，时为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第二把手、副组长（组长是解放军47军军长兼）华国锋，在看到了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有次，华国锋问一位前省委统战部长：“你对这篇文章怎么看法？”那位统战部长连忙迎合说：“我看这篇文章思想很反动。”华则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什么思想反动，就是反革命！”

于是，很快，杨曦光的文章都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杨曦光是在1968年2 月，被作为重要“钦犯”而被捕入狱的，而到 1969年10月被宣布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杨当时仅 21 岁。

巨大的灾难也落到了杨曦光的全家。因为康生在其讲话中，有要抓“反革命黑手”的指示，所以，杨曦光那早已在“文革”中饱受冲击批判的父母，便又成为了秉承康生旨意的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首要打击物件。从而，这两位于1938 年便投身于革命、“文革”之前就早已是省厅级领导干部的老人，在他们于“文革”中被戴上的“彭、黄、张、周的余蘖”与“走资派”等一大堆的帽子中，又添加了一顶“省无联黑手”的罪名。

“四人帮”垮台后，杨曦光的双亲理所当然地被平反与昭雪。只是，当杨曦光走出那个暗无天日的劳改场时，他却再也见不到那生他育他的慈祥的母亲了。此后，他也只能用自已对新的事业的不懈努力、拼搏奋斗，以祈报答自已无以回报的母亲了。1998年，当杨曦光出版标志着他事业追求的一个里程碑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时，他便在该书的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献给已逝的母亲和饱经风霜的年迈的父亲”！赤子之心孝子之情，跃然纸上。

在被捕入狱又被投到劳改农场的那长达十年的岁月里，杨曦光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分！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截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了不应结束的人生中途。

老天还是有眼。杨曦光终于没有倒下，支撑他人生的某些精神力量也没有被摧毁。当他从开初那一连串巨大的灾难中苏醒过来后，终于，他没有屈服于自暴自弃自甘坠落精神的诱惑，也没有陷入怨天尤人而不能自救的泥潭，他却冷静地选择了知识，选择了学习。他当时一定有过许多的想法，也一定有过许多不知所措，但，他最后也一定是这样想过：唯有学习知识与掌握知识，才有可能凭借它的力量，将自已人生黑暗的铁屋子，砸开一个可以看见光明、走向希望的“洞”！

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人们大致是小异大同。但像杨曦光那样，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有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与同样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的人，绝对是寥若晨星！

对于一个人之所以能创造出成就的原因，现在，人们往往对其智力方面的因素考察较多，也较重视。然而，往往却又忽视了一个人的人格。其实，在很多时侯，人格的力量，在某个阶段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智力的高低，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就的大小。然而，每个人所处的人生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的“正常情况下”，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想状态，每一个人，那整个的人生都是在一种时常变动的状态之中度过。只不过，每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变化程度不同而已，只不过是有的人因其生存环境变动太小、而无法显示他的人格作用罢了。

因此，当一个人的生存条件发生某种变化之时，其人格的力量，就将对他此后的人生道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知识上的智力，可以通过学习而较为容易的获得；但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就不是可以只通过学习来具有了，而是还需要经历若干人生的磨炼来锻造来补充，再加上不断的自省与思考，才能铸成。

当杨曦光服完“刑”走出劳改队的大门时，却在文化程度上也同时完成了大学毕业以上水平的学业。即便杨曦光没能有今天的成就，仅凭他这一点，他就有资格进入我们这一代中的优秀、杰出者行列。

1978年4月，杨曦光恢复了自由，回到了久违的家里。此时，“四人帮”及康生陈伯达之流，都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当年被康生之流“钦定”的“反革命”，却依然如旧，尚列“另册”。1979年，他写了几篇经济学论文，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虽有几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但终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录取。

至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回到中共与“人民”的队伍中，有的甚至又重登权力官位。而前中学生的杨曦光却还得不到他应有的人生权利，哪怕当年整他的那些人物，大都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里了。

原因何在呢？

看来，与“英明领袖”有关。因为，他也是当年杨曦光“问题”的始作佣者与处理者。

杨曦光的名字又一次与中国高层与中国当代历史挂上了。

在华国锋“英明领袖”的光环逐渐消失后，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杨曦光的冤案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有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最高法院即责成湖南省高级法院重新审理杨曦光的问题。

又经过一番周折，总算于1983年有了明确结论。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一致认为：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终于，仍由中国最高当局还了杨曦光一个清白之身。

中国的政治风云，虽然在杨曦光的面前又展现了光彩，但他却对那些迷彩魔幻般的中国政治，已有着了很多的冷静认识，他不再是一个对国家只有热忱和肤浅理解的红卫兵思想家。毕竟，长达十年的狱中思考，以及对大量知识的学习与理解，使他对自已今后的人生定位，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既然政治赖以产生与存在的基础是经济，那麽，“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最终解答，也许就将由经济发展的方式与速度来说明了。

政治革命，常常是需要大量的热忱，甚至是狂热的情感。而经济学术的研究，则更多的是需要冷静的头脑。已过“而立”数年的杨曦光，终于，作出了无疑是正确的新的人生选择。

因此，红卫兵思想家的杨曦光便成为了历史，而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则又站到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开端。

于是，20年来，一连串的轨迹，记录了杨小凯新的拼搏新的奋斗：

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硕士学位；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1988年，被正式授于博士学位；

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

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1992年，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1993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1994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5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1997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1998年，出版了令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这样的一份履历，在当今的学术界众多的才子群中，也许不是很值得来夸耀与赞美。但，当这一连串的轨迹竟是由一个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所“犁”出来的，并且其成果已进入了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伫列时，对此，我们就不能不对杨小凯深深表示一种敬意！

杨小凯，应该是整个“老三届”一代的骄傲！

他也是长沙市一中的骄傲！虽然该校杰出的校友名单中，已有了毛泽东、朱镕基那样的高官。

我们相信，已往能够创造令人嘱目成就的杨小凯，完全有能力与机会再创人生辉煌，在经济学的领域中做出更大的成绩，成为有希望摘取那经济学新阶段皇冠上的宝石的优胜者。

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对一个曾经能将黑暗的铁屋子都砸破一个大“洞”的人，对他今后可能创建的成就的任何评论与猜测，相信都不会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唯心”与信口开河。

将杨小凯的奋斗历程，作上述的重播，并不是要对他作一番市侩式的廉价赞美，也不仅仅是对他的成就的真心钦佩，更不是为了展示一个“文革”制造的特有“伤痕”，我个人的目的，只是想在当前这个不再崇拜英雄（也似乎少有英雄）的时代，为自已在心中树立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能“永不放弃”、很值得学习也能够学习的楷模，为自已再造一个人生新时期的精神支柱。因为，后面还有一大截人生之路要走。

如果有人也同意我这目的，那我这份有关杨小凯的“历史重播”，就也同时是奉献给你的。

我们经常抱怨自已人生的不得意，经常觉得自已是这世上最倒楣的人，经常不知不觉地夸大自已面临的困难、将自已想象成一个受尽苦难折磨的人间弃儿。。。其实，拿杨小凯的经历一比，就马上会明白：自已的那点儿困难（连上“苦”字档次都不够），实在不过是些人生常有之波折的“小儿科”！就会马上领悟到：一味的怨天尤人实在没有半点益处，还是只有象杨小凯那样，赶紧找一件东西或学一样本领，去砸开自已那人生的黑屋子，创出一个充满阳光与希望的“洞”来！这才是正道。

杨小凯的坚强人格，可以做我们的一面镜子，指导自已如何对待天空中常会有的乌云和暴风雨。

杨小凯的成就，当然也可作为对自已努力拼搏的一种鼓舞。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创造出他那麽多的辉煌，但至少可以以他作一个标杆，促使自已不要偷懒，不要骄傲，不要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对照人家杨小凯，自已这点东西，又算什么呢？

当然，我们也还可以这样想，既然他杨小凯在那种极恶劣条件下，都能干出名堂，那现处灿烂阳光下的我们，为什么又不能呢？

2001.7.21.

(7/7/2004)

转载自《观察》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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