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8日讯】1978年10月11日，“火烧”王府井大街。

我和我的朋友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四个人一起，在北京首次贴出了民主启蒙运动第一批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并公开创办了第一份民间自办刊物《启蒙》，以诗的形式揭开了自由、民主、人权运动的序幕。

1978年10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忽然感觉一个神秘的“瞬间”出现了，这也许是一个改变历史或创造历史的瞬间，必须抓紧它，不能让它稍纵即逝。那时候我还住在瑞金路4号正对大门的大院二楼上。这天，艾幼君背着女儿上班去了，院落里各家都几乎没有人，整座大院静悄悄的。我一个人在屋子里骚动不安。我上大街文具商店去买了纸笔墨，找出禁毁多年不能发表，只好秘密收藏的诗，决定把它们用大字报抄写出来，带到北京去公诸于世。这是一个大型组诗，一共收入六首，总题为《火神交响诗》，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 你没有死去》、《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

我同时打算孤军奋战、独立拼搏，自己亲自动手，把它们油印成刊物，命名为《启蒙》，这是没有出版自由的年代，一种独特的出版传播方式。从1959年我被受到监禁以后，多年来我的诗歌不能也不准发表，我决心杀出一条血路，冲破封锁和禁锢，把我的思想公开向世界推出去，以行动自我实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天赋权利。

消息惊动了朋友，第一个发现我的秘密的是莫建刚，他见我一边抄写我的诗，一边手舞足蹈地朗诵，激动不已，立即表示支援，并愿意同我一道上北京，我是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正愁来回路费，莫建刚想了想说，没问题，我把自行车和手表卖了，够我们两个人来回。为了安慰我，他又说，你放心好了，自行车我马上去卖，手表先放你这里，给你吃个定心丸，等我回来再处理。说着从手腕上把一块国产表取下来，撂在我掌心里，匆匆同我紧紧地握了握手，就出门去了交易市场。

莫建刚是个很激情并且有道义冲动的人，他的祖籍在广州，年龄比我小十岁，是个诗歌和音乐的狂热爱好者，并且会吹长笛、弹钢琴和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他是通过费锡桢同我认识的，以后一直成了好朋友。他去了一会就回来了，自行车卖了一百多块钱，手表也找到了买主，他同时还带回来了另外两个朋友李家华和方家华，他们都愿意同我一起去。李家华显得很焦灼，一会进屋，一会出去。一是一时要凑齐八十块钱往返旅费颇费周折；二是他想带去一组他的《太阳交响诗》，向我提出能不能变更行期，缓几天走，他好把诗抄出来，也好凑路费。我当即告诉他行期已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决定与我同行。本来我只打算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四个人的集体行动。大家都有共同的生命压抑感和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都愿意同我一道去北京放一把火，掀起一场风暴。

更多的朋友们来了，有尚未崭露头角的先锋画家尹光中，初露锋芒的旷阳，他当时已能写出很好的诗，还有聪明又有学养的朱正琳，大家挤满一屋子，一边看我抄诗一边读，连连啧啧叫好。尹光中见我的刊头《启蒙》上画了一把火炬，提出为我作一幅插画，他以整页的纸画了一只鲜血淋漓的手，暗示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我提出我还很想加上几幅非常简练的抽象派绘画作品，一幅全白，表示空无，但这种空无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万象纷呈的丰满的虚无；一幅全红，一排一排的血红横条往上波动，象征生命自由和血的火焰；一幅全绿，一条一条的直线往上蹿动，象征被压抑的世界的生机的冲动和勃发；一幅全黑，整幅画面上呈现旋涡状的黑暗，象征“存在”的黑洞和深不可测的宇宙大子宫。画家置身现场，当然也就由尹光中以他的妙手挥洒出我的诗化意绪的抽象。

行前我专程去了哑默那里一趟，托咐他为我保管我的其余的诗歌手稿、第一期的油印民刊《启蒙》的样本；并嘱咐他一定代为照看家小。因为此一去凶吉难测、生死未卜，不知道是否还能平安生还?哑默说，你只要把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让人见到，你就成功了。怕的是当你正在贴的时候，背后伸过来一只手。他做了个从后面被人揪住衣领的动作，担心我被维护“国家安全”的公安盯上。我们四目相对，默默挥手。我带着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心情离去。

决定10月8日起程，10月10日抵达北京，选择这个日子有种潜在的含义，也即意味着大陆一代人对“红太阳”及其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抉别，和对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追寻。油印刊物《启蒙》上注明的时间却是“1978•10•11”，意即对“10•10”的延续和继承。大字报抄了一百多张，这是一卷巨幅诗稿，我把它卷成筒状，真是如炮筒、如沉默的炸药管、如窥视天宇的火箭。我们抱着它上了火车，扛进了北京城。整个北京城静悄悄的，根本不知道来了一个人，来了一把火；待它终于睁开眼睛惊醒过来，王府井大街已经“起火”，城里已一片哗然。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一站歇脚的地方，是一座神庙，觉得有点稀奇，又感到是个好兆头，火神诗正好撞上火神庙，看来这把火一定点得起来了。北京街头那里有一些七零八落的上访者的大字报，内容都是申诉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冤假错案的。我们也是来“申诉”，来“上访”，却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大案!我们要做的是旗帜鲜明地挑战一种极权主义社会体制，打倒新式偶象和现代皇权，公开发出呼吁自由、民主、人权的呐喊，这是几十年来意识形态严厉监控下绝对没有先例的!这一行动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现实意义，使整个北京城为之一震!当天因为时间已晚，无法把大字报张贴出来，我们决定先休息一晚，把精神养足，明天再干。我们住在李家华认识的曾经在供电局工作过的一个同事家里，那人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一位代表，他的身份为我们增添了几份保护色，也使我们有了几份安全感。我们的出现似乎没引起谁的注意，一夜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事。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佯称要去搞画展，裱糊画和张贴画，向主人要了面粉熬了一桶浆糊，并向他要了把大扫帚，就扛着一卷大字报告辞出门。主人没有多问，似乎对我们的行踪深信不疑。我们在路上临时作了分工，由我清理大字报，莫建刚往墙上刷浆糊，方家华专门负责递大字报并帮着贴，李家华主要负责张贴。四条汉子来到了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旁的一个巷口停下。这个巷子不深，是个死胡同，但两边的墙壁都可以贴大字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动手。大字报太多、不但必须两面墙壁贴，而且必须分上下两层贴才能贴完。我蹲在地上清理大字报交李家华去贴，还没有开始张贴，人群就围了过来。很快有人递过来一张凳子，就撂在李家华面前，但他居然不敢跳上去，也许他感觉站在凳子上人太高，鹤立鸡群，引人触目，他承受不了这么多眼光集中注视的压力。他宁可站在地上将大字报贴得太矮，这样一来只能贴一层，根本贴不完，而且看起来也憋气。这种时候就如登台表演，绝不能怯场，否则自己内部士气低落，观众也会一哄而散；整个场面就会如漏气的汽球“嗤”的一声彻底完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毫不犹豫地一把推开这位亲爱的兄弟，呼地一声跳上凳子，从莫建刚手里夺过扫把，刷，刷，刷，几下子把墙上打上浆糊，迅速把第一张大字报贴了上去。我们几个人包括围观的人群全都精神振奋起来。我接着又贴了第二张、第三张，一张接一张连连不断地往上贴，整个气势出来了，两个谷箩大的“启蒙”两个字咄咄逼人地跳入人们眼帘，它的背景上是一支血焰焚烧的火炬。人们仿佛一下子被烧着了，发出了低沈而压抑的一阵唏嘘，兴奋而紧张地注视着我的动作。大字报上出现一些日常生活中早已消失的字眼，人性!尊严!自由!民主!人权!也跳出一些犯上作乱的富于挑衅意味的辞汇，独裁!专制!暴虐!偶象!皇权!这是词典和教科中早已抹去的忌讳的词语，使人们感到好奇、震惊又不无恐惧。这是那些上访大字报中根本没有的东西。这些人要干什么?刀尖上跳舞?!吃雷的胆子?!活得不耐烦了，找死?!然而我感觉人们在惊恐的表像下却深藏着强烈而狂热的愤怒，深藏着一个1976年天安门事件镇压后沉默中一触即发的北京!这时候，只要谁点一把火，哪怕一颗火星，整个北京城也会燃起冲天而起的烈焰。一百多张大字报全贴完了，人群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放眼望去整个王府井大街人山人海，交通早已堵塞，几辆公共汽车陷在人海中，一动也不能动。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黑压压的人群，也同样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街头面对这么多的骚动的群众，我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近乎疯狂的全心身的激动和亢奋。

请作者朗诵，请作者亲自朗诵，大家让开、让开!人群中有人大声叫喊。

我作了现场即兴朗诵，六百多行诗我全凭记忆一口气背诵了出来。由于不要手稿，我的朗诵不受妨碍，起伏跌宕，流畅自然，异常投入。诗歌、朗诵、生命三者融为一体。人群涌动着把我围了起来，人们手挽手地围成了一个圆圈，把我保护在中央。李家华坐在不远的一个绿色陶瓷的垃圾箱一类的东西上，嘴里叼着一根烟，翘起二郎腿，一边吐着烟圈儿，一边正在接受闻讯赶来的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我从来没见过他如此超然物外的姿态，这是这个异常理性的人，最漂亮的一次人生特写。方家华置身人群中仿佛对人群视而不见，他的眼光向人们的头顶上望去；即便在这样的场合，他也未改变这种习惯性造型。莫建刚象陀螺式的在人丛中转来转去，匆忙散发油印刊物《启蒙》，那是我的《火神交响诗》全稿，还没有等他散发完，几十份刊物就被人们一抢而空。我的朗诵进入了高潮，几近疯狂状态，我感觉我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似乎张开了嘴巴，愤怒地喷涌鲜血、眼泪、痛苦和呐喊。这种全生命投掷式的朗诵，使我周身精血几乎倾泄净尽，整个人在朗诵中死去。是的，我每朗诵一次，都要死去一次，我的听众也要集体陪葬一次。环绕我的人们随着我的身子的每一转动旋转起来，四周全是受到极度感动的面孔和蒙着泪光的眼睛。此刻，面对街头和人群，我突然感到一个伟大民族的肌肉在我周围重新凝聚，现代偶象头上迷信的神圣光圈瞬间荡然无存。

你指的偶像是谁呀?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人群中咕哝。声音虽小，却十分刺耳。

毛泽东!这还用问吗?!几个人同时齐声回答。接着人们七嘴八舌地愤怒询问，这是谁?谁?谁?你他妈雷子!意思是暗探。

那人缩进人堆，结果还是被人们揪了出来，揍得鼻子口来血，倒在地上求饶，爬起来一溜烟跑了。

一场小插曲很快就平息了，我的朗诵并未中断。待我终于朗诵完全诗，我的嗓子完全嘶哑了。群情沸腾中，我朝向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声叫喊：

新式偶象该不该砸烂?!

应该!山摇地动的巨大的回声。

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

应该!仍然是排山倒海的回应。

我感觉我仿佛统帅着千军万马，如果我发出一声“冲呀”!人们全都会跟着我朝前冲去，冲向独裁者的金鸾殿，冲向“神灵”盘踞的纪念堂。这回可不是帮“蒋介石”孙飞虎聚众闹事打群架，如果要说“闹”的话，那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闹，现在可是历史性的大闹特闹，闹的是自由、民主、人权!上闹天宫、下闹龙宫，管你是龙王还是玉皇大帝，该退休，退休，该换届，换届，你不能老是独霸至尊的皇位，把别人都视为臣服的顺民!这世界总有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人，本人就是!这时候不需要任何酸腐文人，不需要弯弯绕绕、含含糊糊、吞吞吐吐；需要的是勇者、是斗士!简单而丰富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造型，远胜于你躲在陋室里刻意营造的千万首“诗”!

离开王府井大街，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个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前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意思是四个刁民、四条汉子、四个来自贵州高原的野人来到北京干了一件事情。照完相，待别人一转身，掉转头来面对天安门城楼，四个人不约而同地以“那厮掏出那物”的方式，一齐解开裤子朝向“圣灵”撒了一泡尿。在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当我回望贵州高原上的黄果树大瀑，在我心目中真是细如一线尿哩；而我们此刻撒出的这四泡尿却闪耀五彩斑烂的蔑视强权的虹彩，交相辉映成反叛与自由的精神瀑布群!

黄昏回到住地，主人早已知道了消息，告诉我们说，你们贴的大字报整个北京城都轰动了，但他并没有谴责我们对他撒谎，也没有拒绝我们在他家里继续留宿，事实上，这位普通的人民代表在心里与我们息息相通，我们的举动得到了他的默认和支援。夜里，我叫莫建刚去王府井大街看看动静，他借了主人的一辆自行车骑了去，回来时已经很晚，他告诉大家，我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停了黑压压的一大片自行车，许多人打着电筒在抄大字报。

多少人?方家华和李家华都有些吃惊和兴奋。

数不清。许多手电筒光交叉在一起，亮晃晃的一大片。莫建刚说着压低了声音，贴着我们的耳朵说，外面有人监视，小心!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要被抓走。

四个人都很紧张，但也很镇定。我向李家华说：

走，外面溜溜去，死到临头，要怕也怕不了那麽多了!

李家华对此也心照不宣，同我一起走出门来，一看，果然外面巷子两侧全是黑影，这些黑影每隔一定距离靠墙贴着一个，从这头巷口到另一头巷口，把整条巷道全封锁了。他们见我们出来，一动也不动。当夜，北京各主要街道也加强了戒备和巡逻，你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来头、什么意图!你甚至弄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几个人来贴了几张大字报，这么可怕吗?这说明极权主义者内心是多么虚弱、对自己是多么没有信心!但这种严厉监控状态，显然给人一种似在观察和提防我们的目的和动向的意图；似乎这中间还交叉着两种暗中较劲的力量，反应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意向，彼此相持不下，因此我们的命运处于悬而未决的极度危险之中!毫无疑问，我第一个人点了这第一把火决不仅仅是诗，它包含了诗以外的更为丰富、复杂和令人惊惧的社会内容。它惊动了北京最高当局，触动了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踩着可以使人被当即击毙的电源!因为从1949年至今几十年来，极权主义体制安如磐石，执政者高枕无忧，没有谁这样想过和这样干过。当时在台上的华国锋以为中国要发生以诗人、作家、艺术家等知识份子为主体的匈牙利事件。事后我们才知道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当夜北京城全城处于戒严状态，我们四个人的档案被用三叉戟飞机十万火急送到北京，结果只是被我们玩了一遭，虚惊一场。见他们没有动作，我和李家华也量他们没有接到明确指示，不敢贸然动手。我们两个人手挽手，操着正步向一头巷口走去，快近巷口时，突然发现迎面站着一个人，这是个一声不吭的怒目金刚。他怒目而视看着我们，我们也还他个怒目而视。接着两人象机械人似的向后转，朝另一头巷口走去，另一头巷口也站着另一个怒目金刚，他同样怒视着我们，我们也毫无惧意地还他一个四目相对。我们心中明白，我们被监视或被“保护”起来了，管他娘的，转身返回，把门掩上睡觉。你高兴夜半把人从被窝里拖出来，老子等着你!老实说，这一夜可真没有睡安稳，随时竖着两只耳朵听外面动静，谨防人破门而入，把我们秘密抓走。

一夜无事。天亮了起来打开门一看，巷子两侧的人早撤了。我们四个人仍然有不安的感觉，似乎在我们离京前暗中的监控会有增无减。但我们四个人全泼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决不灰溜溜地回贵阳，决定当天登长城，万里长城上潇洒走一回!沿途我们分明感到有人跟踪，我们也不管他。到了八达岭长城一个个爬上城墙垛口上照了一张相。第一个爬上去的是我，我穿着风衣，朝关外挥手，心中思绪万千，不由想起唐代诗人阵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多么希望毛泽东式的严冬随着他的消失而消失，长城内外，不再是他赞赏的“唯余莽莽”，而是冰消雪化的春光；大河上下，也不再见他歌吟的“顿失滔滔”，而是波翻浪涌的暖流。我忽然想起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那是我和哑默等一群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得彻夜不眠，我们聚集在野鸭沙龙读报上的新闻和尼克松的就职演说，然后长谈通宵。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冒着被巡逻武警抓获的危险，一起跑上黑暗的大街，叫呀，喊呀，唱呀，肩并肩朝前走去，我们多么渴望终能看见出现一直深埋心底的朦胧初露的自由的微光。而今天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七年，中国还是原来的那个中国，尽管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它内部的专制墙垣却仍然纹丝不动，就象现在我脚下这绵延万里、历时千年的长城。一阵压抑袭上心头，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环视关内关外，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拖长声音的叫喊，噢——!我从长城上跳了下来，李家华接着翻身上去，这个梦想从政却壮志未酬者，在城墙上一付到访“总理”的形象，只差象周恩来似的把一只据说受伤残的手弯曲在胸前。他下来以后，接着上去的是方家华，此时他四周无人，他无法把眼光从人们的头顶上望过去，只好仰望天空。刹那间，我感觉他脸上少了些许傲慢和矜持，多了几份空茫和迷惘。这也许是我所目击的他一生中最珍贵而真实的瞬间。莫建刚还没有爬上长城，就想来一个“独怆然而涕下”，等到他爬上去，浑身在冷风中瑟缩却再也哭不出来。他跳下来一把抱住我说，哥，抱紧我，我总感觉有一种东西冷浸浸的，我们需要抱成一团。

他没有流出的眼泪却由我的眼睛里淌了下来。

1978年11月24日，我们又一次抱了“炸弹”上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再次引发超级“爆炸”，此次冲击波震动国内外。参与这次行动的共八人，我，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杨再行、梁福庆、黄杰、郑继联。

当天正午十二点，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世界宣布成立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第一个民间自发的社团“启蒙社”。

由我刷出两幅举世震惊的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

从北京回到贵阳后，我们又在贵州省省会贵阳接着干。我们天天等着公安局上门抓人，在他们没有动手之前，在贵阳市紫林庵开辟了一道民主墙，贴出同样内容的大字报，发行同样内容的民刊。大字报贴了整整一道长墙，刊头和标题是我写的巨大而醒目的美术字和仿宋字，内容是一手自成一体的毛笔字，颇有几份书法长卷的味道。整幅大字报喧嚣、骚动而气派，这在省城是从未有过的场面；而且人们听说我们首先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发难，省城只不过是杀道回手锏，也感到震动和惊异不已。感觉这个世道要变了，或者已经开始变。每天，贵阳紫林庵也象北京王井街一样围满了人，其中也有公安局和市委宣传部派出的人，来把大字报抄下来，编成内部情况通报，我也曾得到过一份。中国的事情是，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既然我们从北京回来，北京都没有抓人，又没有给省里下达逮捕指示，贵州省公安厅和贵阳市公安局，也只好配合省委和市委宣传部一面观察和监视我们，一面等候中央的明确表态，在此之前，竟没有谁来找我们麻烦。干了这么大一件事，居然没有被捕，我们也感到是个奇迹。在这段时间，他们观望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不断有人来找我们，向我们喊冤叫屈，要求我们替他们伸张正义，把我们当成了救星。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求参加我们的行动，同我们一起干。我们一边接待来访者，一边开始筹划第二次行动，这次准备带上北京去轰炸的，有李家华的《评“火神交响诗”》，是以文论的形式对我的诗的阐释和演绎，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大气，很受欢迎。参与第二次行动的阵容扩大了一倍，由原先四个人变成了八个人，除我以外，有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梁福庆、杨再行、黄杰、郑继联。梁福庆是贵阳至北京的150次列车上的列车员，在我们第一次上北京回来时，在列车上认识了我们，要求“火线入党”的；郑继联是在天安门广场上找到我们，要求参加战斗，临时加上他的名字的，他是因自己的冤案从贵州去北京上访的人员。我弟弟黄杰没有去，但公布了他的名字。此外，李家华还带去了一个人做私人保镖，听说那个人是个架犯，敢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我们在火车上一路商量行动计划，这次“爆炸”地点，决定选择举世触目的天安门广场，要炸就炸它个惊天动地。在第一次行动的基础上，我们这次决定公开宣布成立“启蒙社”，由我任社长兼任民刊《启蒙》总编辑，李家华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还增补了一个杨再行为第二副社长。方家华、莫建刚、梁福庆等人为“启蒙社”主要成员和《启蒙》编委会成员。这次去北京是住在我妹妹黄燕红家，晚上睡觉就搭地铺睡地下，吃饭就由我妹妹提供大白菜加面疙瘩。她和我妹夫也没少为此担惊受怕。一行人一进屋窗外就有人影闪过，我妹夫王宣就机警地出外转了一圈，结果回来证实说，我们被人跟踪、监视了。他虽不参加我们行动，但表示理解。

次日，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走着走着忽然不见了XXX，正急着找人时，忽然一辆公共汽车从身边开过，看见他从车窗口探出头来说，我在前面等你们。

我们大家都感到有点蹊跷，还没有明确贴大字报的具体地点，你到哪里去等我们?我，方家华、莫建刚、杨再行全站了下来，互相看了一眼。

下来!你给我下来!我气得冲着公共汽车的屁股大叫。

他在前方站下了车，掉头朝我们站着的地方走来。我微笑着望着他一步一步的走近，待他走拢身边，我猛地脸一沈，右手运足力气朝他的左脸打去，接着又用左手朝他的右脸抽去。你给老子耍滑头!XXX两边脸颊变得通红，映出十个白色的指印。他捂住双颊，没有还手，也没有解释，继续参加大家的行动，并且表现得比谁都主动和勇敢。XXX表现出“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胸怀和气度，使我感到愧疚。秋潇雨兰为此事也曾不止一次指责我粗暴，一边搞民主，一边又表现专制。她说民主运动不是强迫人参加的，XXX有参与的自由，也有不参与的自由，甚至可以作出临时退场的自由选择!谁也没有权利去强迫他，而打人是侵犯人权的!我同意她的民主观。

大字报贴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左侧的一排临时工地的木栅栏上，时间是1978年11月24日。正是这一天中午十二时，我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面向世界公开宣布成立民主墙运动的第一个自发社团“启蒙社”，它公布的首批成员名单共八人。这一宣布在当时的北京引起巨大的震憾，这无疑是一次向极权主义制度的公开挑战。自从共产党执政以来，虽然宪法上明文规定有结社自由，但几十年来只是一纸空文，谁也没有结社，也不敢结社，任何人胆敢依法结社都必被冠以“现行反革命活动”罪名而判处重刑，投入监狱。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那些民主党派都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形同虚设，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可以与共产党平起平坐并起到制衡作用。所以，1978年11月24日“启蒙社”在北京公然宣布结社，成立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民主社团，此举真是石破天惊!它同二十年后中国大陆公开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一样，是对共产党一党专政制度的强有力的持续冲击!大字报贴完以后，我让大家继续贴上几排白纸，灵机一动，心血来潮，刹那间有一种神来之笔的感觉。我拿了一把粉墙刷灰浆的大排刷，提了一桶装在灰浆桶里的墨汁，爬上一道由人从附近工地上找来的小木梯，我要即兴一玩大手笔。在众目睽睽之中，在北京的艳阳天下，我别出心裁地刷出了两条巨幅标语，喊出了当时全中国亿万人民压抑在心底的声音。这两条标语，一条是“毛泽东必须三七开!”一条是“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这两条标语触及两个重大而敏感的历史课题，它提在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先!记得我写第一条大标语时，刚写完神圣不可亵渎的“毛泽东”三个字的时候，心里一格蹬，名字后面是称“主席”呢还是“同志”呢?娘的，直呼其名!直指瀛政!把称谓斗胆省略，直接往下写“必须三七开”。我一边写墨汁一边往下流淌着。当我写完这幅标语时，我听见我背后传来低沈的阔大的海涛似的声浪：好大的胆子!我当时最真实的感觉，是觉得我的人头落地了，一摸，还安然裁在脖子上，猛回头，见天安门广场上黑沈沈的一片人山人海。我知道我触犯了天条!犯了死罪!惹了大祸!我感觉在我身旁围观的人看着看着眼睛都恐怖得发绿，而我自己瞬间也头晕目眩，自己为自己的大胆行动吓得胆颤心惊。我微微闭了闭眼睛，极力镇静住自己；待我睁开眼睛，发现好几个外国记者的电视摄影镜头正对准我。我听见他们用生硬的汉语在叽哩咕噜地问我什么。身后远处毛泽东纪念堂门口还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还在那里排队等候瞻仰已故毛泽东的“圣容”。一下子，我又恢复了镇定，感到重新拥有了自信和勇气。荒唐可笑!一个国家的中心广场成了个人的停尸房!一个人死了，为什么还要占据活着的人们这么大的生存空间、占据这么大的一整幢建筑、占据那麽多的自由的阳光和空气?!一个帝王死了，和一个耗子死了，在死亡的意义上具有同等的价值!我心里悲愤地呼喊着，后来这句话不径而走，传遍北京城!我接着书写第二条大标语，广场上又是轰的一声，因为这同样出人意外，同样类锐、大胆和令人毛骨悚然，人们被震得目瞪口呆!这可了得，一个直指“万寿无疆”的毛泽东，一个直指“伟大胜利”的文化大革命，双炮齐鸣!“反革命”气焰要多嚣张有多嚣张!非杀不可!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否定，震颤着整个北京，也惊动了中共最高当局，同时震动了全世界。国外媒体纷纷报道，中国要搞非毛化了。不过他们也许以为这是官方的授意或有官方背景的支援，就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授意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张大字报一样，其实，这完全是纯粹来自民间，来自一个小小老百姓的时代敏感和历史直觉。在这种时候，这个瞬间，黄翔不这样干，也许也会有蓝翔、黑翔跳出来。这两个问题不仅受到举国上下瞩目，也迫使中囯共产党不能不正视，迫使邓小平不能不出来表态，是支援还是反对、是赞同还是镇压?!

毛主席要比三七开要好些!邓小平说。

就是说，仅管他的话说得委婉，但他并没有否定三七开，只不过是个如何开的问题，是倒三七还是正三七的问题，甚至这也是他所需要利用的。他既想由民间来说出他想说而不便直说的话，也想利用民间的舆论力量来对付他的政敌。民间的声音所表达的在当时不仅仅是民间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中共党内改革派的意愿，这是一次来自民间的力量与中共党内改革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合作的尝试。所以邓小平一开始对民主墙运动表示支援。

民主墙是个好东西，群众心里有气，应该让他们发。在我刷出两条大标语后没几天，邓小平在接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和法国记者时说，写大字报是宪法允许的。大字报运动会继续下去。

而当邓小平一上台，屁股坐稳了，一看矛头直指他和危及整个现行制度的时候，他又出尔反尔，毫不犹豫地抛出“四个坚持”，也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紧接着开始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资产阶级人权观，亲自下令封杀和镇压了他曾经表示支援的民主墙。

我们的行动得到了北京人民的广泛支援，整个北京城都在谈着启蒙社和天安门广场上的两幅大标语的事，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厂赶到天安门广场，拍下了这一历史场景。莫建刚跑过去同他们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要拍启蒙社的大字报，他们说，这是历史文献。莫建刚神色兴奋而骄傲，一把揽住我们大家，象宣布一项重大新闻似的宣布说，朋友们，我们已经创造历史!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严家祺和团中央以及中央监委的一行人来到广场上，刚好碰上莫建刚，他当即表示支援启蒙社的一百元，掏光身上只有几十元，不够，只好把由他参加编辑的画报《人民的悼念》，以一元钱一份凑数。那时候他刚入党还没有转正，没有提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因为同启蒙社接触，被指为支援街头政治，延期三个月才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那几天，我们走到哪里，人们跟到哪里。我们出现在什么地方，也会有人把我们认出来。我们甚至去文具商店添置纸张笔墨，售货员一认出我们，连钱也不收说，算我们对你们的支援。我们起程回贵阳时来到火车站，火车站的服务员一听说我们是启蒙社的，朝我们翘着大姆指说，好样的，你们干得好！破例让我们先行进站并免费让我们上车。列车员梁福庆就是我们第一次冲击北京返贵阳时认识了我们，以后启蒙社全体成员往返北京——贵阳，贵阳——北京,全由他承包了免费运送的任务。启蒙社被镇压后，第六次冒险进京，就是由粱福庆一人只身来到天安门广场，顶风冒雪贴出了一幅巨幅横标“民主启蒙运动万岁”!

启蒙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的次日，也即1978年11月25日，北京地区的人们自动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民主问题，这次讨论后来被称为“11 .25民主讨论会”。继启蒙社之后，其他各民主社团由此纷纷成立。其中最早和影响最大的，有“中国人权同盟”、“探索”、“四五论坛”和纯文艺刊物《今天》等。北京并出现启蒙社北京分社。

第二次冲刺北京，我们运去了几大麻布口袋油印民刊《启蒙》，卖给中国人五毛钱或一块钱一份。卖给老外五元钱或拾元钱一份，在天安门广场很快告罄。我们的文章大受欢迎。回来的火车上，大家情绪都很高，谈兴都很浓，准备接着干，持续向北京发起冲击，把中国当代民主人权运动掀起更大的高潮并把这一运动向全国范围展开。李家华带去的那个“保镖”一个人坐在一边，郁郁寡欢。这个敢于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的人，莫名其妙地跟着我们干了这么一件“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事，干的时候不觉得，干完以后越想越害怕。这可不是兄弟伙彼此玩玩刀子闹着玩的，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反革命活动，被人逮起来是要判死罪的。他脸上出现了恐怖的神色，两只瞳孔突然象神经病人似的放大。列车正在运行中，他指着夜里黑暗的车窗玻璃外面说，有一只枪口正对准他，他哇地一声大叫着跳起来，还没有等列车到站停稳，他就中途跳下车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1979年元月一日，我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发表《致卡特总统》一文，第一次把红色铁幕后的中国人权问题提到国际层面上来，从而开始了由卡特开端以后由历届美国总统承传的中美人权外交。

同时发表了李家华的《论人权》和我的爱情组诗《田园交响诗》（后更名为《我的奏鸣曲》) ，并提出在变革社会政治意识的同时，来一场静悄悄性意识和情感革命。

之后，1979年2 月25日，我在西单墙发表了全面评价毛泽东及其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动运动的政论《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1979年3月25日，我在西单墙发表了诗《民主墙颂》，与此同时，魏京生发表《是民主还是新的独裁？》，因直接触怒邓小平，而导致邓小平对民主墙全面封杀和镇压。

我的《火神交响诗》和《田园交响诗》，一反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格调，表达的是我的本真的个体生命体验，我对偶象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思想和精神的反叛，我对大自然美的投入与渴求和我的心灵的颤栗的奥秘，这是完全不同于以前强行向人们灌输的颂歌、赞歌和战歌的，在一个人们永远齐唱或合唱“东方红，太阳升”、“金光闪、马达响，红旗呼啦呼啦地飘”的时代，我感到孤独、窒息和压抑，我坚持独唱。我的长期受禁而无从表达的思想，一旦自我冲破禁锢、公诸于世，引起人们普遍的惊异：在我们山呼万岁的年代，你就在诅咒“主宰的主宰、帝王的帝王”了吗？你就在表达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孤寂的内心的奏鸣了吗？《诗刊》社编辑王燕生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来找到我，邀请我们去《诗刊》社。并热情地为我们画出了路线图。我们去了一趟《诗刊》。去之前，编辑们对我的年龄、出身、文化、相貌、性格都作了种种猜测，在他们想象中，我一定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顶天立地的大汉，待大家一见面，见我是个文弱书生，竟搅起这么一阵黑色旋风，无不感到吃惊。他们留下我的诗稿，准备破天荒地公开发表，认为我的诗有独特风格，可代表一种流派。《人民文学》诗歌组也拟发表我的十六首诗，并由当时的一位女编辑冼甯写信通知了我。《人民日报》也准备发表我的作品。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在内心里对我是抱支援态度的。但我的问题不仅是个诗的问题，而是个叛逆的问题。在台上的华国锋要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说的，凡是毛主席语录上有的都要照办。我这种公然反毛的人，当局怎能容忍？他们为此曾专门下达一个文件，指示各级有关部门，不准发表黄翔作品，扩大他的影响。

我的诗被纷纷取下来，连人一起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不见天日。之后，他们选择了比较中性的“纯文化”的东西，象征打倒所谓“四人帮”后，重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中国有了开放的政治民主和不受禁的艺术自由，转移和蒙蔽整个社会视听。实质上，他们执行的只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允许在所谓为工农兵服务的前提下，各种风格和流派存在，而禁固思想表达的自由。

第三次进京，我们主要接触的是《今天》那一群朋友。第一次碰到顾诚，他就来了个热情的大拥抱。

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简直是中国的惠特曼。他说。他前句是指我的《火神交响诗》的最后一首的名称，我当然无意于做惠特曼，而希望我只是我自己。顾诚和杨炼曾约我去他们那里谈谈，结果我因为置身风暴漩涡，不由自主地脱不了身而失约。后来他来信说，我们在前门整整等了你两个小时，象等候英雄似的。顾诚很纯真、敏感，有天赋的诗歌气质和才华，但给我的印象是文化准备不足，一封短短的信也有四五个错别字。杨炼同我仅见过一面，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他递过几行诗给莫建刚看，莫建刚又递给了我。他最后却给了我一种才华毕露的感觉。坦率说，杨炼虽不免曾有故弄玄虚之嫌，但他却是我所见到的诗的才气和想象力最高的一个。北岛是《今天》的主要代表，形象很沈木，外表很冷峻，他能很清醒地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他的诗歌倾向个人趣味，后来日趋孤僻，很难让人捕捉他的意绪。那时候，我们从外省来到北京，困难重重，曾得到过他的帮助。江河是我们都喜欢的一个热情的而有才华的诗人；而芒克在性格上却更富于诗人气质。万之、多多、严力这些朋友，我只是来到纽约后才匆匆一见。万之告诉我，他和我是老朋友了，七九年大家一起就曾在圆明园合过影。多多远在荷兰，已入荷兰藉，我们是在纽约的一次行为艺术展览上见到。这位敦厚的诗人比我还小，却已满头白发，一见面就说要有一颗平常心，要宽容。我给他补充了一句，还应加上虚无。

关于人权问题的认识，我首先来自我的痛苦的经历，我所受到的阶级歧视和政治迫害。我在童年时代被人诬为“投毒犯”；我在少年时代因为人生的梦幻与追求被送去强制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我在青年时代被扣上各种罪名，“危险分子”、“敌对分子”、“思想反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社会渣滓”、“害群之马”直至持不同政见企图颠复国家政权者，而一次又一次、直接和间接、正式和非正式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和监禁。我受到过单位和街道的管制，进过收容审查站和各种看守所，被投入强制管训的私设监狱和正规监狱，被送去劳动教养直至判刑送去劳改队。曾有过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问我，怎么这么多悲惨的故事都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她的询问使我感到悲哀和愤怒！象我这样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维护自己的思想独立和精神自由并且执着地坚持挑战和反判极权主义制度者来说，在那样的社会体制下，只能是终生受禁！终生绝路！我的遭遇不仅是我个人的写照，也是许多与我类似的人痛苦的自白。对于许许多多被整体清除和湮灭的我的同时代人和前一代人来说，我只是以无产阶专政的名义实施的肉体和精神的暴虐下的幸存者。我对人权认识的另一个来源，是我父亲留下的大批藏书以及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广泛阅读。在“焚书坑儒”也即焚毁书藉和迫害知识份子的运动之前，我有幸接触过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人的书，读到过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权和言论自由的论述，也读到过在中国受到封锁和查禁的法国人权宣言和贯穿人权宣言精神的美国独立宣言。同地下诗人哑默交往后,我们对历届美国总统的竞选和就职演说尤其感到浓厚的兴趣，因为这完全不同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行说教和灌输以及后来被称之为万世圣经的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后者布满了专制思想禁锢的浓重阴影，前者对于我们来说具有超越阶级、民族甚至国家的界线之上的一种普遍的自由精神，象阳光一样浸透我们的血液和心灵，使我们在思想和精神上自视为超越国界的世界公民。

为此，我写了一篇《致卡特总统》，撩开中国的红色帷幕，披露中国人权状况，发出中国人权的呼声，我希望中国人权问题得到美国及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舆论监督和道义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是78－79年以来民主墙运动中那一批持异议者受到压制和监禁的问题，而是从中国这一极权体制建立当初就存在的对人的思想、精神和个体血肉生命的自由的全面监控、摧残、蹂躏和践踏！在毛泽东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派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无不是对人权的赤裸裸的蔑视、血洗、侵犯和全面镇压!一句话，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人权问题，而是它的血腥体制本身的问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揭露，就是对中国极权主义体制这一制度本身的血淋淋的披露！因为这个制度不允许个人及其自由的存在，它假以集体、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下，有形和无形的公然消灭一个一个的血肉和精神的个体生命！

这篇文章于1979年元月一日贴于天安门广场，这无异于继我们公开结社、批判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又一枚重型炸弹！它很快引起中共高层和国际社会的注意，它和我的《火神交响诗》是法国和美国最早翻译成英文和法文的篇章之一。

同期贴出的大字报还有李家华的《论人权》和我的爱情组诗《田园交响诗》，后更名为《我的奏鸣曲》。这是我们第三次向北京发起冲刺，也是我们第三次上北京张贴大字报和发行民刊《启蒙》。

《致卡特总统》一文明目张胆地公布在天安门广场，在邓小平看来，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把中国人权问题的实质向国际社会披露，这在中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经有一个装成疯子的人跑上台阶，到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大字报栏前去撕“卡特”两个字，被围观大字报的群众封住领口拉下台阶，这家伙怕挨揍，赶忙灰溜溜跑了。邓小平对“卡特”两个字也特感刺激。在我们看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人与人可以平等谈人权，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都应置于国际社会舆论的监督之下，在邓小平看来，人权是他的“内政”，把中国人权的真象和实质在世界范围曝光，有损民族情感与尊严。他把一个长期在人权和言论自由上实施暴虐的执政党的劣迹等同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内部事务。在他看来，共产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共产党执政是天经地义的；它有选择和教育人民的权利，而人民没有选择和批评它的所作所为权利。邓小平下令对“人权”问题大张旗鼓进行围剿和讨伐。1979年4月7日，以“贵州日报”出面，头版头条发表《批判揭发“害群之马”》的社论。紧接着又发表了《一封大名鼎鼎的信》一文，对我呼吁美国及西方国家关注共产铁幕背后的中国人权一事蓄意颠倒是非，进行歪曲，指责我失去人格、国格，向美帝国主义头子乞讨人权，仿佛他们对毛泽东山呼万岁、顶礼膜拜更显示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人性尊严似的。与此同时，《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连续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人权，重申“四个坚持”的一系列文章。

同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卡特曾针对我致他的信一事，很关注地问到中国人权的问题，邓小平似乎感觉很诧异，对卡特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很优越，不存在人权问题。卡特说，我看到了中国人写的大字报，我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这段简短的对话，我们仅从当年的《参考消息》上见到。由于中国大陆对传媒的封锁，长期以来，我们只能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或是偶然得到的内部参考材料上捕捉外界的讯息。

我们第四次、第五次进京，已经是1979年二、三月。前后六次冲刺北京，我们的阵地开始在王府井大街，以后转移到天安门广场，继而再转移到北京西单一面灰黑色的墙头，最后又回杀天安门广场。同年2月25日，我在西单民主墙上发表了《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和反作用》长篇政论，这是对我第二次冲刺北京时刷出的两幅有关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标语内容的全面阐释。我们第四次进京时住在“中国人权同盟”主要成员之一的赵建新家里，那时候启蒙社和魏京生、路林他们的《探索》成员也住在他家。各自分别写自己的大字报和油印民刊。赵建新的父母都是很朴实的北京人，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不但不害怕，住吃都在他们家，却从无怨言。3月25日我在民主墙张贴了即兴创作的一首歌颂民主运动的诗《民主墙颂》并由方家华代我在围观墙头的群众中作了朗诵，人们报以他热烈的叫喊和掌声。在这个时候先后，魏京生写了《是民主还是新的独裁？》直接把矛头对准邓小平，《探索》社曾来征求《启蒙社》的意见，让我签名，提出以两个社团的名义联合发表。应该说，魏京生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也是有勇气的，预感到邓小平已经坐稳，早晚会对民主墙下手，所以先声夺人。但我认为在策略上是失策的，因为现在邓小平还没有完全撕破脸，没有必要去激怒他，我们在他利用我们的前提下，反过来也还需要继续利用他拓展民主运动的生存空间，也可以以合法的名义延续民主墙存在的时间。如果同邓小平矛盾激化，势必导致民间民主力量全军覆没，虽然共产党镇压人民民主运动是必然趋势。另外一方面，在那一历史时期，我认为民主运动主要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历史断层的衔接,远没有条件演化为一场直接的政权运动。它的首要目标是针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劫和蒙昧的愚民政策在全民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所以我主张应该寻求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通力合作与配合，以和平、理性、渐进的方式展开一场东方文艺复兴运动或新百科全书运动，在社会思想观念发生变革、人们民主意识普遍觉醒的前提下，中国的政治改革课题才有条件为全民接受并具备现实的可能。当时有个参加启蒙社后来制造分裂的人，爱读点线装古书和新式毛选，深受毛泽东农民意识的影响，也学着象在共产党内部斗争中曾一度陷于困境的毛泽东一样，公然提出“重上井岗山”打游击的主张，在一个现代社会，仍然以“落草为寇”的传统方式去寻求民主，未免无知和滑稽。

魏京生的文章贴出来不久，魏京生就大难临头。启蒙社主要成员以及全国各地民主社团骨干纷纷被抓。1979年4月“贵州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批判揭发“害群之马”的文章后不几天，我就被捕了，这是我第三次入狱。与我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家华、方家华、梁福庆、杨再行。我开始是单独监禁。李家华那个时候已从启蒙社分裂出去，另组解冻社，提出多党制和倡导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此解冻社被邓小平点名。他是去重庆活动时在那里被抓的，被关在过去关押过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渣滓洞一段时间，才被转送回贵阳，他回来时满头飘肩长发被削了，被人强行剃了个光头，他一点也不懊丧，觉得这是他光荣标志。

他们一边对我实施强硬的镇压措施，一边又对我兼施怀柔政策。我们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转送原单位交保卫科执行监督劳动。与此同时，他们派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对启蒙社进行大量采访。从《人民日报》来的特派记者，一名叫周修祥，为《人民日报》国际政治部主任；另一名叫王永安，是当时曾陪同华国锋出访的资深记者。采访的文章占了四个版面，准备以中英文同时向国内外发表。这篇文章的清样，只让我看了一部分其余部分内容不知道是怎么写的？没有让我亲自过目。而且这篇文章的标题也颇费苦心，叫《启蒙社始末记》，给人的印象仿佛官方并没有以刑事手段对我们施加迫害，而是我们自动解散。但即便这样，这篇文章据说也没有通过，只发表在供中共高级官员看的内部参考上。采访中，特派记者曾告诉我们，启蒙社批毛反文化大革命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全世界共发了二十二万条电讯，说中国要搞非毛化了，这一反响几乎使我们不敢置信。《光明日报》来的记者一名叫宋名玉，一名叫王劲松，对我们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行动表示理解和赞赏，并主动参加了有数十人参加的“野鸭沙龙”聚会，这个地下性质的沙龙首次公开亮相。胡耀邦提出让启蒙社全体成员上京，由国家统一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答复中外记者提问。胡耀邦的想法只能说比较开明，但基调仍然是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在实施这一想法之前，他们审慎地进行了思想试探，首先给我定了调。要我认错，表态接受并拥护“四个坚持”，也即“四项基本原则”。高层中央领导人的意图由贵阳市委宣传部部长杨德政直接转达，单位上的宣传科长把我叫了去，要我事先写一篇表态文章，我交上去一份《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坚持民主人权理念，不改初衷。结果不但没有让我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而是把我拉了进去，推下十八层地狱，从此杳无音息。

魏京生被公开判刑后，1979年10月18日，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郭丕霄采访了我，问我对此有何感受。我淡笑着答复说，我的心跳正常。又补充道，你大概是受命来摸脉的吧，这种事情早晚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果然，继前面三次受到监禁后，我又分别于1984、1987、1995年先后三次被投入监狱。

作者为中国诗人，现居美国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