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31日讯】政治改革：“中国模式”的难题

一、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自于经济自由的扩展
二、中国改革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源于政治改革的迟滞
三、政治改革在中国是如何进入“休眠”状态的？
四、中国的难题：政改突破口在哪里？

********************

三、政治改革在中国是如何进入“休眠”状态的？

1978年以来，政治改革一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实际上，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从起点看，政治改革曾经是先于经济改革和引发经济改革的，可惜这个逻辑顺序已经被有意识地遗忘了。首先有了对“文革”体制的批判、有了对毛泽东和“文革”的重新评价、有了对“冤假错案”的逐步平反、有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了对左倾势力的组织清理，才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层政治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运作的规则发生了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大的改变。华国锋体制是后毛体制的延续，而邓、胡体制则对华国锋体制实施了相当程度的改革，其后才有了经济改革的正式启动。指出这一点，是为了再次批驳那种必须先经济改革然后才能慢慢政治改革的观点，也否定那种苏联东欧先政改后经改所以“失败”、而中国只经改不政改反而“成功”的幼稚论调。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对毛、华体制加以政治改造在先，断不会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改革在后。1976至1979年的政治变局，不也是一次有点激进意味的政治改革吗？但是这种政治改革在引导出经济改革后就从此止步不前了。

此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政治改革一直处于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灰色地带：谁也不明确地反对政治改革，但改哪里、如何改、何时改、改到什么地步、改向什么目标，则从未明确过。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所谓的“猫论”：生产上去了，产品丰富了，收入多了，利润大了，即使有意无意地闯了旧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禁区，也是好的，至多也无大过。而在政治改革方面，却至今也没有一个类似“猫论”那样的可操作的判别标准，所以情形也就大不相同，凡是热心政治改革的人总遭人疑忌，凡是主张政治改革的领导人总不免以“犯错误”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邓小平在1986年9月会见日本政治家竹入义胜时回忆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但他又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邓的话表明，一方面，政治制度必须改，这是改革之初早就确定了的；但另一方面，政治改革的目标、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始终模糊不清。邓小平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改革划定了边界约束条件。他不是告诉别人哪些地方能改，而是警告人们哪些地方绝对不能改。

80年代是中共斟酌酝酿、反复权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期，党内外都对政治改革的开展抱有强烈的期望。1980年底，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家长制，实行权力分散和集体领导，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党内民主，并且提出了党政分开、党不代政的改革思维。1982年，胡耀邦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被他称为“极其重要的原则”。同年通过的新宪法中设立了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这甚至暗示了军队国家化的制度改革方向。到了80年代中期，“领导制度改革”的提法演变为“政治体制改革”，“对话”、“透明度”、“公开性”这些词语也渐渐被搬上了台面。然而，1989年的政治风波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原来拟议中的许多政改设想都进入了“休眠”状态。

上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原本是要建立君主立宪体制，但结果却是从所谓“改官制”入手以拖延立宪，最后招来革命而终。历史惊人的相似，20世纪后期开始的政治改革，真正大刀阔斧有动作的，也还是围绕官制的所谓“机构改革”，各级党、政府、军队、国家机关都搞了若干次有声有色的机构调整，增减一些官衔，更换一批名称，合并一批机构，至少每届政府都惯性地进行一次以减员增效为目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雷大雨小，最终还是以机构扩张、人员膨胀而结束。除此之外，20多年来真实的政治改革成果实在寥寥，连“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差额选举这样简单的事情也还没有真正做到。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 [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