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7日讯】。§§一、

毛泽东在延安打游击的时候，曾对来访的所谓的党外民主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们是要搞民主的。从1940年代的《新华日报》上，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共产党人撰写的宣扬民主的文章。共产党的这些表现使人们以为它已经接纳了西方政治文明。

正像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共产党对于民主的追求到1940年代的末期就停止了，中国社会的政治形态是一党专制，而不是宪政民主。虽然共产党在1949年邀请各个民主党派的人员参加了筹备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然而在这场政治构建中，共产党运用其压倒各方的影响力主导了这场政治构建。在1949年，共产党的力量要比民主党派的大，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在政治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要比民主党派的大，所以最后的政治形态一定是根据共产党提供的蓝本来加工的。共产党不兑现他们的关于民主的承诺，是由它的指导思想和组织架构决定的。在所谓的民主党派这方面，当时有没有宪政和民主的诉求？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这时，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三大战役尚未开场，然而共产党此时就开始试图在组织上建立统一战线了。共产党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将自己向往的政治模式推销给民主党派。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时意见都不相同。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1]

对新中国的政体问题，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中。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他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由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未召开，共产党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设计，这时候共产党的统战对像们的想法是什么，他们又做了什么？下面我将把他们分为四类人物，即逍遥类、独立类、自由主义类、利益至上类，在每一类人群中，我都将介绍一个代表人物。

◆逍遥类

首先要提到的人物是柳亚子，他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在国民党内任职，长期郁郁不得
志，于是转为反对蒋介石。我们可以通过宋云彬的《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来了解柳亚子1949年在北京的情况。

宋云彬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和文史专家，他和柳亚子是朋友，他们在共产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一起经由水路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叶圣陶、王芸生、张伯、张志让、郑振铎、曹禺、徐铸成、赵超构、傅彬然、刘尊棋、沈体兰等二十多位知名人士。

一路上（特别是在船上）这些人都异常兴奋，他们在船上搞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在烟台登陆后，柳亚子还是异常兴奋。每到一地，他都要在欢迎大会上‘致答词’，有时候东道主没有安排，他也要‘自请讲话’”[2]讲话之后，还要高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3]

到了北京之后，柳亚子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就是文化名人胡愈之与他谈了一次话。胡是一位“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特别党员”。[4]在这次谈话中“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5]

胡愈之这次来访却不是为了聊天，而是奉劝柳亚子不要骄傲。柳亚子经常以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自居，这种自吹自擂的文字见《柳亚子选集》，“这种思想对于经过辛亥革命洗礼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许多人对于这类“大不敬”的言辞，不是妄加曲解就是刻意回避。”这就是当时北京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柳亚子的同类要与他划清界限，北京的当政者要警告他不要骄傲，柳亚子的消沉由此而来。柳亚子的那首著名的发牢骚的诗就是这时写的，诗文如下：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6]

柳亚子的牢骚通过一首诗传达出去了，毛泽东见此情景急忙赋诗一首安慰柳亚子：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之类的人认为自己是能人名士，也许他们还觉得共产党请他们到北京是有求于他们。现实粉碎了他们的一己之见，看起来他们还缺乏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共产党当时需要这些民主人士，但是象共产党这样的组织需要的是听从组织领导的人，而不是象柳亚子这样总想着冒尖的人。柳亚子之类的人物认为此次进京是去参加一次选贤任能的大会，可能会获得从政的机会，所以他们在来北京的路上才会兴高采烈。当他们的希望破灭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出垂头丧气之态。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实际上共产党对他们处处戒备。

比如毛泽东抵达北平时，统战部以召开“座谈会”为名发出通知，到会后才知道是要组织他们赴机场迎迓。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如果说这种“座谈会”还勉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下面一些座谈会就让人无法接受了。宋云彬在日记中说：———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7]

与柳亚子一起到北京的宋彬然已经在当时觉得“北平非久居之地”。此外，他对有些人来到北平之后，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非常反感，与此同时叶圣陶也有“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之意。1949年中共建政后，柳亚子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可是直到1950年7月23日“柳亚老仍在‘低潮’时期，连谈话都无兴致”[8]

柳亚子之类的人关心的是自身价值；共产党对于他的态度如果能表现得很恭敬，他就会心满意足，否则他便是牢骚满腹。他对政治体制的关心要弱一些，对公平和正义的关注也是弱的。一个参加筹备建立国家的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要知道自己是为哪个阶层服务的，自己的政治理念就会因此而产生，他要为自己的理念负责，应该在筹备建国的活动中尽量把自己的理念变成现实。柳亚子在这方面表现的十分差劲，他处在低潮时，连日常谈话的兴致都没有了，这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应有的状态。

逍遥类人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之后就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态度，最后落个清闲自在，这种做法比较俗，缺少新意。[9]

◆独立类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很有骨气，他跟柳亚子不是一种类型的人。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邀梁漱溟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2月，梁及其家人离开重庆北上，于第二年初回到他阔别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北京。1951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极少数拒绝对自己以前的思想作认真检讨的老一辈学者之一。

1953年9月的一个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上，梁漱溟以“农民代表”自居，对当时中国搬用重工轻农的苏联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严厉批评。他的主要意思是要在重视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前提下，考虑发展国家的大型工业项目，梁漱溟的思路是国家集体个人不得偏废。当时，毛泽东的思路是人民生活可以勒紧裤带，国家的发展是在首位的。计划经济模式实际上都是这样的思路，重国家轻人民生活，重城市轻农村。梁漱溟这番讲话使毛泽东很不高兴。梁漱溟生性耿直，就没有考虑到毛泽东是开国领袖。

果然，梁漱溟直言犯上的讲话气得毛泽东拍桌怒骂：你是放毒！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伪君子。[10]

只给梁漱溟一个“野心家”的称号毛泽东觉得还不够，于是又搭配上一个“伪君子”，看来毛真是急眼了。毛泽东骂人之麻利由此可见一斑，可见口吃者是当不了领袖的。在毛泽东的气质中兼有虎气和猴气，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就是猴气，一种尖酸刻薄、一触即跳的样子。梁漱溟是被共产党请到北京的，共产党把这样一个有思想的学者请到北京，却又不让人家讲话，既然如此你请他做什么？梁漱溟在去北京之前曾写信给毛泽东，陈诉自己的行为准则，“漱今写信，一则陈明今日公等在政治上所为号召（如新政协等），漱不来参加，乞望原谅。再则陈明今后数年内漱对国是将守定‘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之原则，乞望鉴查赐教。”

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知道，梁漱溟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是很了解的，共产党是要砸碎旧世界的激进组织，而梁漱溟是一个温和的儒家，这种无法弥和的差距使梁只能跟共产党保持距离；梁又说自己“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好像是为了谋求自己的安全而作出的一种表白。梁漱溟已经把自己的底牌摊给了毛泽东，而毛在急眼的时候，还对梁漱溟大发雷霆，这实在是有些过分。在威权的重压之下，梁漱溟能有这种表现，这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已经是很难得了。我们看到的是，很多人连发言都免了。

象梁漱溟这样不绝对依附共产党的人在当时还有一些，在民盟中有这样的人。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党派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什么谁领导谁的问题[11]。这些人的这种想法最后并未使民革成为一个独立于共产党的政治组织。

◆自由类

罗隆基是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文中有一节专门批评了国民党的“党在国上”。罗隆基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他认为，法律可以保护人权。罗隆基还试图用西方的价值观来颠覆传统的价值观，他希望人们能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

罗隆基还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的情况：“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份悲，为国家的前途悲”。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此。”[12]　　
罗隆基谈过他的政治设想：“我个人对民盟的前途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把民盟变成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13]

罗隆基在1949年有过什么样的想法？那一段历史是被遮蔽的历史，我们今天看不到罗隆基当时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的表述，我们只能通过别人对罗隆基的描述来了解当时的他。吴晗：“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的其他同志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要沈老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14]

吴晗还说：“那时周恩来和罗隆基谈话，周恩来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隆基就表示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他还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民，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

以上两段话都是吴晗在反右运动中批判罗隆基时说的，吴晗有可能在革命大批判中编出一些瞎话来攻击罗隆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生过造谣的事情，所以怀疑一下是有必要的；可是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也提到了周恩来与罗隆基的谈话，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罗隆基在1949年的时候是主张不依附共产党的。

罗隆基主张不依附共产党，这符合自由主义的理念，可是他却跳离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圈子，硬要做“另一部分人民”的代表，这就有些不合适了。共产党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这可能使罗隆基不愿意当他们的代表，一个无人顾及的社会群体的处境是不是会更加糟糕？罗隆基丢下自己的同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罗隆基等人当时可以慢慢地同共产党交涉，使共产党放弃对资产阶级的偏见。当时，中共内部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对资产阶级的偏见就很少，身为资产阶级一员的罗隆基却要跳出这个圈子，因此这个社会阶层定要被消化掉。罗隆基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这是令人费解的。

知识分子中的另一个自由派人物储安平是一个实干家，1946年9月1日之后，他在上海创办了自由派杂志《观察》，《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希望通过舆论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1948年7月，蒋介石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消息传出，南京《新晚报》便遭受永久停刊处分了。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第4卷第20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并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奉命改为《新观察》，是为《观察》第6卷。杨赓来了以后，储安平就完全不来了，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

离开《新观察》，储安平去新疆考察，也许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15]

1949年5月，储安平想继续搞自己的自由主义事业，他当时能提出复刊《观察》这个请求，就说明了当时的共产党还没命令这些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乱动，这是共产党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与此同时，共产党对于他们有一套软约束，《观察》由过去的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名字也被改了，很多撰稿人都不是以前的那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后杂志社又来了一位共产党的干部管事，储安平就这样被共产党消化掉了。

◆利益至上类

提起郭沫若，就不能不提到他在香港《华商报》编辑部举行的“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上的谈话。这个座谈会召开于1948年5月，这时中共刚刚决定要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郭沫若的发言让中共听起来十分受用，他说：“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为中共所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的就由我们说出来”，他甚至还表示“不怕做尾巴，也不怕人给我一顶红帽子。做尾巴，戴红帽子我倒觉得非常光荣。”[16]“举凡对于人民革命有必需的事”有什么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只有涉及到私利的事才不能说、不便说、不好说吧。郭沫若这样的人站出来替共产党说话往往能欺骗很多人，这样的人是值得警惕的。

1949年，郭沫若是作为无党派人士而参加政协的，说出那种话的人还是无党派人士吗？这活脱脱就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嘛。类似于郭式表演的还有这样一段。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毛泽东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毛泽东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毛泽东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两鞠躬已经是大礼了，因为三鞠躬只能在一些特殊场合才能见到，比如婚礼、葬礼。这场景不像一些政党在开政治协商会议，倒像是梁山泊的好汉们在聚义厅举行老大的登基仪式。194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民主党派联名给中共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17]这些非共产党人士并未在共产党党校经受过培训，就能用共产党的语言流利地夸奖共产党，宪政专家们将如何评价这件事？

§§二、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起草并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一份党内指示中即已明确指出：“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18]这个文件透露出共产党对于各个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不信任，也正是有这种不信任，共产党在进行建国前的政治协商时，才制订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方案。对于建国前的政治协商，共产党是有备而来的，其他参加政治协商的各路人马的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

在当时，很多客观条件制约着非共产党人士坚持自己的主见。（1）、有的人是从香港急急忙忙地赶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的，这使他们无法做细致的准备。（2）、这些人就这样迷迷呼呼地走进了共产党设的局里，郭沫若等人在旁边帮助共产党推销产品，这就使局面向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3）、当这些人到了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之后，他们就很难再坚持自己的主见了，秀才到了兵的手里还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4）、这些人即使想离开共产党也无处可去了，他们在1945年的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已经把蒋介石给得罪了。(5)、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在非共产党人士中间就有这样的想法：要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只有在政权成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这个大果子确实吸引人，开国元勋，多少年才能遇到这个尊贵的称号？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人放弃了操守和原则，投靠到中共的大旗之下，这并不奇怪。

虽然存在着上述客观因素，但是非共产党人士并不是无路可走。首先他们要坚持自己的理念；如果这一点难以办到，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可以像梁漱溟那样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也可以三缄其口做一个隐士。这些道路是可行的，但走的人很少，更多的人愿意跟共产党官员一样享受着特权。

在国家的政权发生新旧更替的时候，各个政治团体之间的互动对于未来的政治走向是非常关键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形式基本上是一个强权代替另一个强权，政治上的后继者根本就没想过要与其他政治组织分享权力。到了二十世纪，这样的状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建立中华民国就是由多个政治团体来完成的。1945年日本人退出中国的时候，国民党搞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国民党的统治崩溃之后，共产党也召开了筹备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

这种政治上的微妙变化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一股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即使是象共产党这样的团体，他们也不得不邀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社会活动者来协商建国事宜。尽管共产党后来搞了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但这与根本就不理睬专业人士还是有区别的。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工业化，他就离不开专业人士。

现在的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专业化的社会，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各界专业人士的共同参与。因此在建立宪政的时候，代表专业人士的政治团体就成了值得注意的力量。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新生的政治团体仅仅是值得注意的力量，他们在整个政治版图中所占有的领域还不是很大，然而他们的作用却不可低估，人们应该重视他们在建立宪政过程中的作用。

代表专业人士的政治团体应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独立意识、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们不应该自己毁掉自己，不应该动不动就要将自己变为政治强大者的附庸；他们也不应该搞携手推进、良性互动之类的事情。一些人总是有一种帮助强大的执政者做事的冲动，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送给统治者，他们想借此达到影响决策的目的，他们这样做，很容易使自己丧失独立性。为了公众的利益，做一个反对派才是对执政者的最大的帮助。在当今中国，一些人忌讳说反对派这个词，其实这里所说的反对是对执政者的某些执政理念的反对，而不是对执政者本身的反对；更进一步说就是要“消灭”其理念，而不是消灭其身体。我们对于其理念也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将我的理念与他的理念交融在一起，从而生发出新的理念；能交融的理念则交融，不能交融的则搁置起来。

没有加入政治团体的专业人士在宪政建立的过程中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时候他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扶持弱小的政治团体上。宪政之所以能建立起来，是因为各个政治团体之间能建立起一种平衡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是各个政治团体的力量大致相当，所以专业人士应该支持弱小的政治团体，从而促成各种力量的大致均衡。

限于能力和资料，笔者对于1949年的中国政治协商史只能分析到这种程度了。读史使人明智。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研究1949年的政治协商，从而使我们更加明智，我们将以此来迎接中国政治的新发展。

注释：
[1] //www.yxedu.net/deyu/gqjzt/daxin/dx1.htm
[2]《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第110至111页
[3] 《柳亚子选集》第1189页
[4] 于友：《胡愈之传》第122页，新华出版社1993
[5] 《红尘冷眼》第115页
[6]说项依刘：用的是杨敬之到处讲项斯的好话和王粲去荆州依附刘表的故事。唐杨敬之《赠项斯》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柳亚子表示说人好话、依附他人，他很难做到。

夺席谈经非五鹿：后汉戴凭驳倒许多讲经的学者，夺取了他们的讲席(见《后汉书·儒林·戴凭传》)。又，前汉显贵受宠的五鹿充宗讲《易经》，曾被朱云驳倒(见《汉书·朱云传》)。这里借指自己有夺席谈经的学问，决不是五鹿充宗那样依附权势、徒具虚名的人。

无车弹铗怨冯驩：战国时齐人冯驩投靠孟尝君田文。田文门下食客分三等：上等坐车，中等吃鱼，下等吃粗饭。冯驩列下等，他弹剑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田文把他列为中等，他又弹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见《史记·孟尝君列传》)铗(jiá荚)，剑，或说剑把。冯驩(huān欢)，《战国策·齐策四》作冯谖(xuān宣)。

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在柳亚子家乡的吴江县。子陵滩，即七里滩，起自浙江建德梅城，迄于桐庐钓台，因东汉初严子陵隐居曾在此游钓而得名。这里柳指自己要回乡去隐居。
[7] 《红尘冷眼》第119页
[8] 《红尘冷眼》第201页
[9]本文对柳亚子的讨论参考了智效民的《柳亚子“牢骚”再解读》（见《南方周末》）
[10]//www.pku.org.cn/data/detail.jsp?articleID=809
[11]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06页 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
[12]《新月》月刊第3卷第2号所载评论《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的书评。
[13] 《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99页。
[14] 1957年8 月11日《人民日报》第2 版
[15]谢泳：《悲剧储安平》
（//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chuanping_xieyong.htm）
[16]见1948年5月16日《华商报》
[17] //www.cctv.com/specials/50th/newchina/1.htm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公开版，
第573页 了……….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