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25日讯】最近，由改革派知识份子胡绩伟、李锐、张显扬、袁红冰、吴明瑜、郑仲兵、等人合撰的反“左”文集《历史的潮流》，在北京知识界和政界引起不小的震荡，其组稿人袁红冰更成为焦点人物。
　　
◆　提倡“新英雄主义”
　　　　
袁红冰一九五三年生于内蒙呼和浩特市，曾经在大草原上流浪，为的是寻求心中弥漫难解的哲学之谜。可“文革”之后，他报考的却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留校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教师，连续几次获得学校颁发的“优秀教师奖”。
　　　　
但他并未放弃在哲学上的探索。他用散文诗的方式完成了第一部著作《永恒的魅惑》，由华夏出版社于八六年出版。那是一个思潮勃兴的年代，《永恒的魅惑》未能给人们带来特别的震撼。
　　　　
袁红冰的真正突破点，是一九八八年他在北大举办的“新英雄主义哲学讲座”。他认为西方的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念，是那里的勇敢者在与命运进行艰苦卓绝的搏战中赢得的文明的桂冠，唯有根植于血泪浸透的历史，价值观念才能成为现实中生动的力量。因此，企图用别的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才创造出的原则来拯救东方这个古老的民族，只能是幻想。他提倡一种“新英雄主义”，他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种种危机，归根结底是专制政治压抑下的人的堕落。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通过解决国内、国外的危机，创造出新的辉煌的人格。
　　　　
他用诗的语言表达哲学的轨迹。他在讲座中说，“我渴望着，从这种精神意境中，将走出敢于拥抱火焰的少女，敢于直视太阳的男儿——这样的生命才是创造奇迹的生命。”“意志如铁，个性如剑，气质如诗，胸怀如蓝天的自由灵魂，才是英雄。英雄是华美的，因为，自由的心灵是美的本质；英雄是勇敢的，因为，对自由的火热的爱，对宿命的深沈的恨，铸成了他那为自由而百死不悔的信念。”知情者说，袁红冰这些思想和语言倾倒了众多的北大男女学生，有人甚至称其为北大的“精神导师”。
　　
◆　“态度恶劣”的清查物件
　　　　
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北京大学成为清查重点，而重点中的重点是袁红冰。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北京大学的中青年教师是共产党的掘墓人，是动乱之源。”由北京市委副书记调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汪加缪则说：“北大一部分青年教师是学生的真正组织者和智囊团，他们用公开和秘密的方法组织了学生。”这是因为学运期间成立的“北大教工后援团”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非法教师组织”，况且进行了一系列“动乱”活动：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召开全校职工大会；五月十八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五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东观礼台打出了“北大党员教师绝食团”；五月二十三日组织策划大游行。袁红冰被指为以上事件的总策划人之一，他起草的一份《致中共所有基层干部的公开信》，被指控为“打着救党护党的旗号分裂党”。在清查中，袁红冰又被定性为“态度最恶劣的清查物件”。
　　　　
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北大进行了第一轮基层人民代表候选人提名，结果全校有八个选民小组提名袁红冰，这样北大的头号清查物件成为了区人大代表提名票数最集中的候选人。北大当局惊恐之极，预料“李淑娴事件”将重演，立即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的批示是：“绝不允许清查物件袁红冰被选上这种严重事件出现。”国家教委随其后，要求“不惜采用任何手段，都要迫使选民撤销对袁的提名”。
　　　　
北大当局正在为此紧急扑火，《荒原风》出版了。
　　
◆　《荒原风》向暮色致意
　　　　
九一年十月上旬，北大最敏感地带——三角地的新华书店贴出了一张新书广告：
　　　　　　　　　　　　　　　　　《荒原风》
　　　　
一曲疯狂、苍凉、深沈悲壮的劲歌——它在向荒原的暮色致意
　　　　　　　　　　　　　　　　——袁红冰着
　　　　
《荒原风》成为校园的畅销书，数百本两周售罄。但北大当局却在上报国家教委的报告中说：“《荒原风》的情调是为六四翻案，为六四唱挽歌，鼓吹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次新反扑，该书极具煽动性，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轰动，造成极恶劣的影响，作者被学生称为‘中国的尼采’。”
　　　　
国家教委据此致函新闻出版署要求查禁，出版《荒原风》的现代出版社亦受到调查，一天竟被调阅十七本。政治局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的批示是：“东昌、滕藤同志：查办《荒原风》事件，尽可能消除影响。”
　　　　
事实上，《荒原风》是袁红冰八六年和八八年创作的哲学散文诗集，只不过理念与八九年学运参与者相同罢了。但北大校方最初作的决定是：“袁红冰在清查中态度极为恶劣，又出版《荒原风》为‘六四’翻案，完全丧失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资格，应予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个决定却在校党委会上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袁红冰是北京大学难得的人才，也是中国教育界优秀的人才，应加以保护和爱护。极左派和开明派双方妥协的结果是，暂时停止袁红冰授课的资格，留党察看。
　　　　
据袁的友人黎笑君介绍，袁红冰在“最后一课”的最后一句话是：“无论命运使我走到天涯海角，还是大漠戈壁，我都会永远怀念我的学生们。我愿以一句话和学生们共勉，那就是：在个人的生存之上，还有良知和正义，还有理想和信念。”在座的二百多名法律系的学生鼓掌五分钟，其中许多人泣不成声。

◆　出版反“左”文集《历史的潮流》
　　　　
历史毕竟在进步，袁红冰没有被赶到天涯海角、大漠戈壁，不能教书，却可以集中精力读书、写作。积极的思想储备，为的是迎接随时都可能出现的机遇。
　　　　
今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大陆刮起一股“改革”和反“左”旋风。袁红冰即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系，出版一本反“左”文集。人民大学出版社派出萧言中作为责任编辑，委任袁红冰为组稿人，用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反“左”文集《历史的潮流》，并通过私人关系（据说是邓小平的幼女邓榕从中牵线），获得八老之一、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的题词。
　　　　
《历史的潮流》作者除袁红冰以外，还包括胡绩伟、李锐（书中笔名施莫甯）、张显扬（书中笔名“闻操”）、吴明瑜、郑仲兵等十多位著名改革派知识份子，还有上海《解放日报》去年发表的三篇以“皇甫平”署名的改革文章，以及《深圳特区报》今年三月发表的《东风吹来满眼春》等文章。其主要观点几乎都集中在“防左”及“批左”上，针对左派人士施予正面的抨击。有人更认为，其中有相当部分代表了知识份子自八九年以来，或中共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来，长期压抑在心中不平不满的宣泄。
　　　　
在该书的导论文章中，袁红冰即以激昂的语调控诉中共左派人士各式各样的丑行及堕落。袁红冰指责，左派人士多来自文化大革命，当前大陆许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和恶性发展，左倾思潮难逃其咎”，“更是未来动乱的最大隐患”，及至“祸国殃民”。袁红冰说，“形式和内容统一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而思想理论的专横必然导致政治权力的专断。专断的权力就意味着不受人民的制约，……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现象，必须逐步建立完善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法制监督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这一任务只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成，而不能通过限制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来实现。恰恰相反，只有进一步大胆地实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才能遏制腐败现象。”
　　　　
对于保守派左的理论队伍，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说，他们正是文革的造反派，是积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能手，有的则是凡是派。他点名说起邓力群说过的话：“文化大革命抓走资派还是必要的。”走资派即是邓小平，袁红冰是挑明要邓小平及改革派了解，防左而不反左，还是避免不了左的干扰。
　　　　
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张显扬，在以笔名写的《评两种改革开放观及其他》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是左派有意制造的对立，曲解改革开放，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对陈云主张可以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能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张显扬指出，这就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忽视现实里市场经济取得的重大成果。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则认为中国已受够左的祸害，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影响改革开放。胡绩伟说：更应看重的是“防左”的论述。这也代表大陆知识份子的一种看法。
　　
◆　左派围剿《历史的潮流》
　　　　
《历史的潮流》一出版，即成为书店的热门畅销书，随即在北京政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北京市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均已作出反应，一批极左分子迅速结成联盟，围剿《历史的潮流》，新闻出版署、北京市委和人民大学还联合组成调查组，对该书的编写过程和内容进行清查。
　　　　
北京的消息说，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五月三十日即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下令封书。随后，他又和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要求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和另一名政治局常委乔石表态，但都没有下文。何、袁等人又找到江泽民，江泽民即作了“淡化处理”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则有两点批示：⑴我们要对党负责，这个党不是哪个人的党；⑵袁红冰的文章是明显挑动党内分裂，胡绩伟的文章是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本书，凭这两个人的文章和这两个人的身份，这就是一本很坏的书。
　　　　
《世界日报》曾经报道，涉事其中的薄一波召见了中宣部长王忍之和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发表了自己对《历史的潮流》的三点意见：一、肯定是本好书；二、这本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三、是歌颂改革开放，虽然言辞激烈但可以讨论。
　　　　
而据笔者获得的消息，薄一波召见王忍之和宋木文是五月二十四日，薄在谈话中确实提及江泽民的“淡化处理”和“冷处理”，但是薄又主张对此书必须“严肃处理”。他承认编委会为题词给他送来了全部清样，他只看了“淳中”写的导论一篇，认为写的还不错，其中很多内容他还能讲出来，但是他没有看过的清样中存在严重问题，必须严肃处理。
　　　　
其实在前一天，即五月二十三日，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皋，已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罗国杰，正式传达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的指示：“《历史的潮流》是一本政治上极坏的书，这又是北京大学袁红冰出头，纠集胡绩伟、李锐、张显扬、吴明瑜、郑仲兵等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人搞的一本书，主要的情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对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种仇恨的发泄。我们本想‘淡化处理’，但是现在不行，他们已经造成内外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处理。”
　　　　
消息说，新闻出版署“严肃处理”《历史的潮流》一书有四条具体措施：㈠清查编辑出版该书的来龙去脉；㈡立即将该书的纸型送新闻出版署封存；㈢搜查来的书暂时封存；㈣要查清其他书的去向。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发现该书纸型不翼而飞。已流行到市面的书更是无法收回。相反，一些中央部门以各种名义，纷纷向出版社调看“样书”，其中中央党校即要了二千五百本，被学员抢购一空。从学员宿舍到饭堂都有人在辩论。有的主张将胡绩伟、袁红冰等人送交法庭审判；有的说这本书太解气了，早就应该这样痛痛快快写文章。
　　　　
《历史的潮流》事件仍在发展中，并已成为强硬派与开明派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焦点。邓楠、邓榕姐妹已向父亲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但邓小平尚未作出明确表态。五月十六日，何东昌被免除教委党组书记一职，两天之后，袁红冰上书国家教委和新闻署，告了人民大学一状。之后，又写信给政治局，要求准许《历史的潮流》一书继续发行。然而，当局于六月八日逮捕了参与发行《历史的潮流》的两名人大研究生。
　　　　
西方驻京记者和港台记者纷纷打听袁红冰下落，袁红冰至今未接受任何采访。书名或已说明一切，历史的潮流虽有波折，但毕竟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难以理解的是总有些人忘了这则千百年来已经证明的古训。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二年八月号

(7/25/2004)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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