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再次上访
*绕过层层拦截
第二天早上（3月3日）7点钟，我便到朋友家去拿钱，准备进京上访。回家后，妈妈对我说：“9点多钟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人来找你，又按门铃，又喊名字，我都没有开门。”吃过中午饭，我便匆匆上路。
为了绕过警察的层层拦截，我便绕道坐大巴到重庆过武汉再转车到北京。一路上有惊无险；大巴车刚到重庆，我便听收音机里面说人大、政协会议于今天下午3点30分在北京召开，我的心跳加快了，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北京信访办。谁知道乘的是旅游船，经过漫长的4天4夜好不容易到7日上午才到武汉，赶到火车站，只有中午1点过到北京的特快空调卧铺车。检票口分成两排，我坐在右边的一排中间候车，突然我发现左边的一排的前面有两个便衣警察分别在一个一个地盘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看到后着急了，千万不要在这里被拦了下来，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到信访局。便衣查得很快，我看见每个人都在摇头，不是、不是、不是，很快就要查到我这一排了，我的心一急，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危急关头，开始检票，我不顾一切拼命往前挤，把票递给验票员……
*突破道道防线
2000年3月8日早上5点过，我到了北京西客站。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正是应该人民说话的时候，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上访自由的权利，而江氏集团一伙却知法犯法，想尽一切办法堵法轮功学员的嘴，不准法轮功学员上访。天气太冷，我本想在候车室取暖，等到七点钟再出站，但又想到里面的便衣警察太多，不安全，万一误了上访的大事才是终身遗憾。就只好顶着寒风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吃了早饭，我化好妆、戴上手饰，提上手提包，乘车到天安门，便问路人天安门在哪里？都说两会期间天安门戒备森严，进不去。我就叫来一辆人力三轮车，说到上访局。一路上，拉车的大爷关心的问：“姑娘，你到上访局打官司啊？这两会期间上访局可不好进，如能进去，你的官司准能赢。”
大爷顺着慢车道往前走，正好是信访局门口。为了躲开便衣警察的视线，他很老练的走街对面逆行，行至离信访局还有二百米左右，他把车停下来对我说：“姑娘，你的状纸写好了吗？你看斜对面围了很多人的地方，巷道进去就是信访局，你要保重啊。”我一看街道两边停满了全国各地的警车，我堂堂正正的走过去。巷道口全是便衣警察和被拦下的大法弟子，已把巷道挤得水泄不通。我直接往前走，上百的便衣警察眼睛死死盯着巷道口，寻找当地的大法弟子。我屏住呼吸，不敢有半点闪失，好不容易挤过人群，进入长长的巷道，哪知道巷道里也有三五成群的便衣在巡视。我两眼平视前方，这时心里有点紧张，心想：请师父帮助我一定要走进信访局。
*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
好不容易突破道道防线走进信访局，可门上挂着凭身份证领表。天哪！我上次在驻京办身份证就被没收了，现在什么证件也没有怎么领表？我灵机一动，坐在了两个中年男子的旁边，对他们说：“大哥，请帮我领一张表，好不好？”他说：“我们千里迢迢来上访已是第五次了，哪还有心思给你领表。”我说：“给钱嘛！”另一位听说给钱，便心动了说：“我去试试看。”回来后，我便偷偷的把我兜里的所有钱（大概80元左右）塞给了他，换来一张表，认真的填写：申诉法轮大法的冤屈以及我修炼后身心受益和因为说真话被当地非法关押的真实情况。要求还大法清白、还师父清白，允许公开出售大法书籍，给我们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
信访局里面仍然有许多便衣在来回穿梭，我只有把填好的部分折过去。刚填至一半时，便衣警察发现一名小伙子是大法弟子，便把他给抓起来了。紧接着又发现一名年轻女士也是大法弟子，又把她抓起来了。周围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不顾一切的抓紧时间填写，他们过来问我：“是哪里的？”我说：“反正不是你们那个地方的。”便继续写。
这时，过来一位凶神恶煞的警察，可能是信访局里面的，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凳子上拖起来，使劲往前一推，我差一点趴在地上。我好不容易站稳，他又接着使劲推，把我推向室外。这时，我发现已有重庆、北京的十来名大法弟子双腿分开，一个紧挨着一个坐在地上了。一警察过来问刚才被抓的女士是哪里的？她说：“是北京某某派出所。”警察说：“管你们那个片区的是我的同学，你怎么不早说呢？没办法，你刚才填的表已入网了，哎！我的同学也只好跟着你倒霉了……”（在两会期间，若发现片区有一个大法弟子到北京上访，江氏集团就会株连片区的警察）后来我们强烈要求把没填完的表还给我们填完。最后，一位警察同意了，我们才把表填写好交进去。后来他们就通知了各自的驻京办。
*江氏集团使用封建王朝的连坐制株连片警
我到北京去信访局正当上访，被公安非法堵在信访办并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各地驻京办。
到了四川成都驻京办，处长石跂让女服务还是象上次一样脱光衣服非法搜身，并通知了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和办事处主任黄跂及办事员黄跂，他们接到电话很快就赶来了。这三人害怕我上访让他们丢官，早就在北京火车站、天安门广场、信访办门口堵了我一星期。一见到我，办事员黄跂就气势汹汹的对我说：“我好想把你打成肉浆！”他们根本就是侵犯我上访权利于不顾。办事员黄跂说：“你好气人哦！你弟弟花3000元保证你不再上京的保证金，把你领回家后的第二天，我们发现你不在，马上就买了三张飞机票飞到北京，到西客站拦截你，成都到北京的每一次列车我们都不会放过，哪怕是深夜，我们都会在出站口一个个的辨认，眼睛都看肿了，还是没找到你。三天过去了，我们又只好放弃在车站的拦截，给驻京办冯处长说有你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们。每天再由我和黄主任从早到晚在天安门广场上寻找，天气又冷、风又大，脚都磨起泡了，你看嘛！魏大平则每天从早到晚在信访局门口站着，目不转睛的等你的出现。找了一天又一天，我们都失望了，想：只好回去等着接受处理算了，可魏大平还是不甘心，要继续寻找，我们顾不上吃饭，生怕和你错过了，几天下来都累得疲备不堪。黄主任的病都累翻了，我也感冒了全身不是滋味，就连小伙子魏大平都瘦了一大圈，回去他爱人不找你算账才怪！”我告诉他们：“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你们阻止我，何苦呢？”
魏大平又问我：“钟芳琼，你是怎么进的信访局？”我说：“是从巷道里走进去的。”他说：“我不相信，我一直站在信访局的巷道口，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死死盯着，不会有一个人能逃过我的眼睛，要嘛就是用车把你载进去的，要嘛你就是从后门进去的。”“信访局也开后门？我不知道哪里是后门，也没有坐任何车。”我说道。
第四章 弥天大谎欺世人
*颠倒黑白的四川电视台新闻
我又在驻京办的小房子里面被关了一星期后，由防暴大队的警察押回成都青羊区戒毒所，强行洗脑两天（因为每个上访的大法弟子送回成都后都要先到戒毒所“洗脑”两天）后，再被非法拘留半个月。我和其他拘留人员一样，一进门，便遭到脱光衣服非法搜身，他们对于大法弟子主要是搜经文和钱。我们必须交每天的生活费15元后，到露天的装满水的大盆子里面去捞一个又烂又脏、又掉瓷的饭盆和一双简易的筷子及两张所谓的消毒纸到监室去，一进又是半个月。
吃过午饭，我便开始炼功，一套动作还没做完，室内一位被拘留人员对我说：“你的腿上有血管瘤。”
“你怎么知道？”我很奇怪。
她说：“你一进来我就觉得你很面熟，说话的声音也很熟悉，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你。你这一炼法轮功，我就想起来了，我是在电视上看见你的。去年冬天，我回老家点麦子，晚饭后全家一起看电视，电视上就出现了你的镜头：你们几个在一间房子里面，你说你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你边说话边撩裤腿给我们看，后来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只有图象，播音员解释说你因为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你打针、吃药、你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你怎么还在这里，原来没有瘫痪啊？”
“我从来就没有瘫痪过，从去年冬天我就被警察一直关在拘留所，这次想方设法出去，到北京上访，这不，又被关进来了。你看的电视是我们1999年10月1日到《商务早报》社的时候，当天《商务早报》刊登的法轮功是“衒苤芋A我们便到报社去给他们讲我们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真实情况，有记者在记录，摄像机也在摄像，我当时是这样说的：‘我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手术时抽掉一根血管都没有治好，反而还伤了小脑神经，导致脑缺血后遗症，严重时走路都发飘，并伴有短暂失明。并且多年来脸上还患有大面积深度黄褐斑，经过6年美容耗资上万元都没有治好，结果炼法轮功一星期后，脸上的斑完全消失了；两个月后，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而愈。’”
她惊讶的反问：“真的，你原来说的是法轮功好啊？怎么电视上放出来你的画面时，播音员解释说的却是法轮功是坏的呢？这太可怕了，新闻媒体撒了个弥天大谎，不知欺骗了多少人，不亲眼见到你，我还以为电视上播的是真的呢？而且，这电视还不止放一次，头天晚上我们看后，第二天晚上我正在洗脚，儿子叫我：妈妈你快来看，昨天晚上那个炼法轮功的女娃儿又出来了。”
我问：“你看的是哪个电视台。”她回答说：“我们乡下只能收四川电视台一个频道。”我又问：“如果有人来调查这件事你敢证实吗？”她说：“我肯定敢，我叫蒋先碧，我家就住在四川乐至县放生乡。我一直在城里开个自行车店，这次是因为买了一辆赃车，被拘留。”
在场的二十多人听后都惊讶不已，都觉得现在新闻媒体如此颠倒黑白、故意撒谎，肆意欺骗观众，为达到抹黑法轮功的目地，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她们了解了法轮功真象后，当时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跟我学炼法轮功，还有的表示回去后也要炼，并一定转告亲人、朋友，电视上演的法轮功是假的。监室内有很多人学炼法轮功，被警察知道了，马上把她们分别叫出去威胁：如果你们跟着炼功，就延期别想出去。但还是有人坚定学炼法轮功，她们都被强行罚站。
*拘留所里关的老红军
过了几天，警察又把连续不间断的关了好几次的70岁老太婆刘灿送回来了。
刘灿原是六九子弟校的校长，夫妻二人均是跨过鸭绿江的老红军，子女两个均在国外。刘灿因炼法轮功进京上访，回来后和我一样一直关在拘留所和派出所打转。
这次，她回派出所时得知老伴因上街买馒头，腿被倒下的人行道栏杆严重砸伤，不能自理，每天都只能靠吃冷馒头过日子，她为了回家照顾老伴，死活不肯再到拘留所，结果被建设路派出所的三个警察一脚踩在老人的背上，将手反绑，丢进警车的尾部，卷缩着强行送了进来。
中午我们到拘留所内小卖部买东西，警察说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和刘灿说了话，便强行让我们站在太阳下曝晒。就连我买的肥皂放在地上都晒化了，警察也没让刘灿去遮荫，刘灿一直和我们一起头顶烈日，脚踩在滚烫的水泥地上……
*被长期反复关押的日子
拘留所里还有很多象我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年龄大的有很多。
一天晚饭后，所长把大法弟子全部叫到坝子里，对我们说：“我劝你们还是别再回来了，这里根本就不是你们呆的地方，这里到了夏天室内温度不低于50度，通风设备又不好，排风扇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我看你们这么多的老年人在里面身体怎么受得了。”我们回答说：“所长，我们也不想来呀。你看，我们根本就回不去，还没回家又送回来了……”
后来拘留所不收当天反复非法关押的学员，派出所就改变了方式，接回派出所的法轮功学员在派出所留置室非法关一夜后，第二天再非法送进去。派出所的留置室非常窄小，是只有几平米没有窗户的黑房子，里边只有一个装有屎、尿的便桶，不知有多长时间才倒一次。4—5月黑屋子臭气熏天，臭虫、蚊子成群的向我袭来，粘满全身，我根本无法入睡。一天晚上，我实在困得不行了，就打了一个盹儿，当我醒来睁眼一看，旁边蹲着一只癞蛤蟆，眼睛一直盯着我，撵也撵不走。
每隔半个月，警察把我接回派出所时都是星期天，儿子都会来见我一面。后来警察魏大平狠心的将我每次拘留15天有意改为10天，把我每半个月见儿子一面的权利也剥夺了。就这样我又被反复不间断的拘留5次。
由于长期不间断的反复非法关押。小车停着无人驾驶，我就只好叫弟弟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把它处理了。
大法弟子就这样被长期反复非法关押着。警察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夏天有意断水，十几平米的房子住二十几人，经常大、小便后无水冲走，我们只好用纸盖着。室内臭气熏天，守着大、小便吃饭的事时有发生。我们打报告，要接水冲厕所，所长大骂：“要舒服就去住锦江宾馆嘛，这里是这个样子，谁叫你来的？”等上面一来检查，警察就将总闸打开。
*集体绝食和野蛮灌食
直到2000年5月份，为了抵制继续非法关押，我们便于5月下旬开始集体绝食，这时，所长害怕了，来劝我们放弃绝食，我们说：“不，我们修真、善、忍说真话没有错，我们要回家。”所长又说：“你们都是派出所送来的，我们只是看着你们，到时候他们来领。我们如数交给他们就行了，我们也无权放你们回去。”我们说：“那我们就只能用生命来证实法，每个人都知道生命的珍贵，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的信仰，除绝食外别无选择。”
他们便通知了成都市公安局，处长冯久伟和另几位公安局的警察带来了安康医院的医生、护士一大帮人，开始了野蛮的灌食。警察指使几个大男人到女监室里来抓，抓出去一个便由七八个大男人把大法学员摁在由两根长凳拼成的“床”上，有的摁头，有的摁手，有的摁腿，有的摁脚，有的捏鼻子，有的捏嘴，还有的掐脖子，经过一番挣扎，大法学员再也没有动弹的力气后，再由护士把管子插进去，浓血、白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以忍受。我常常以背诵师父的经文《心自明》来抵制他们的迫害。
我看见四川棉纺厂的大法弟子鄢定慧（女，50多岁）被灌食时，好几次浓、血、泡沫吐了一大滩，痛得泪水直流，呛得难受还是没有灌进去……
我们集体绝食后写申诉，好不容易于5月24日被无条件释放回家。
回家后，很多朋友来看我，有的说自从看到电视上的我后，都在为我担心，八方寻找我到底在哪家医院。现在看到我后，既为我高兴，又为看了电视上对我的歪曲报道而感到气愤。
*母亲的遭遇
客人走后，母亲给我讲述了我与她分别后的经历：
上次（99年12月3日）你和外甥一起到北京上访，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不已，为什么不和你们一起去上访呢。后悔之余我于12月6日独自一人到北京上访，向政府反映我修炼法轮功后的真实情况，结果还没有到上访局就被抓到了驻京办关起来，上访局变成了公安局。在驻京办，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没有床。天气太冷，我只有把双腿放在椅子上取暖，结果被姓王的保安发现后认为是炼功，强行把我拉到外面罚站，功友王素华说：“她年纪太大，站到外面太冷，让我来替她站。”过了一会儿，他才用脚把我踢进了房间。两天后，被警察强行送到了戒毒所，里面是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高音喇叭，早上起床便让我们到坝子里跑步，由于我年纪太大跑步不合格，又遭到罚站、挨饿不说，还被送到九茹村拘留所，仍然不给饭吃，致使我又冷又饿的在拘留所熬过了漫长的一夜，使我终身难忘。在拘留所里，经常半夜三更来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警察把我叫道寒风中罚站，好不容易过了半个月，才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接回派出所，魏大平骗我说：“你女儿因炼功被劳教三年，你是见不着她的了，你也不能住在她家。”午饭后，又强行把我撵到儿子家。到儿子家后，当天，又被儿子当地的高店子派出所强行连夜撵回简阳老家，让老伴看管。到老家也没有清静的日子，派出所的人还来打听我的住处，妄想继续迫害。
2000年新年后，8岁的小外甥快上学了，我就偷偷的回到你家（家里已布满了灰尘，我做卫生都做了三天）不敢出门，怕派出所的警察知道我回来了，要把我撵走，周末小外孙回来无人看管。就是买菜也只是儿子接送外甥时带一点回来，菜吃完了就吃泡菜，不想吃泡菜了，就把盐放在稀饭里吃，这样吃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想：不管你江罗犯罪集团怎么迫害，我只要还剩一口气，就要炼法轮功。
我为我母亲对大法的坚定而感到由衷的欣慰，也为江氏集团不计后果的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制造欺世谎言欺骗民众而感到深深的可怕。
第五章 澄清事实真象
*在污蔑大法的图片展大门口讲真象
2000年6月8日，政府开始在四川省展览馆举办污蔑大法的图片展。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不要再上当受骗，明辨是非，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用复写纸复写几份。6月12日早上，我找到片警魏大平，对他说：“你看我写的这份真象材料，是我亲自到北京去交，还是交给你转交给中央领导。”魏警察说：“你交给我帮你转交就行了。”我便给了他两份，让他帮我上交一份，另一份留着派出所和办事处的传看。他答应了。
然后，我到人民南路展览馆，站在大门口，把我复印的真象资料亲自散发给观看诽谤大法图片展出来的人们。题目是：《澄清事实真象 还法轮大法清白》。
*强行抄家
2000年6月13日下午，我被万年场派出所警察魏大平叫到派出所。成都市公安一处的冯久伟一直盘问我是谁写的这份材料，传出去多少。我说是我一个人写的，他不相信我有这么高的写作水平。
晚上他们便非法抄了我的家，非法搜走了属于我个人的私有财产：大法书籍、录音带、录象带、收录机、身份证、打坐垫等。在抄家的同时，我拼命去保护被魏大平搜出的大法书，结果被两个警察把我推倒在床上。我的双腿跪在地上，警察死死的掐住我的脖子，致使我喘不过气来。警察一只腿跪在我的背上，还把我的双手反背，用力往上拉，痛得我的双臂象断了一样。我为我在众多的警察面前而无力保护大法书而失声痛哭。妈妈被警察看着，不准她阻拦众多的警察抄家。她听到我的责问声和我的哭声后，便挣脱警察过来看我，看见我被警察整得这副惨相，还收出来一大堆大法书，近70岁的母亲悲痛的嚎啕大哭，恐怖、凄惨、悲壮的气氛充满了整个房间。警察根本不准妈妈接近我，把她推到客厅里强行坐着，并威胁她：“不准动，不关你的事。”老母亲回答：“她的事就是我的事，你们这些警察真是无法无天！”紧接着在我未穿鞋的情况下，警察强行把我拖下三楼，导致我的脚背在楼梯上擦破，袜子被磨烂。他们把我丢进警车，强行拉到派出所。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我为了被他们抢走的大法书，伤心的痛哭至午夜时分……
我只有用生命来证实大法，用绝食来抗议迫害。第二天中午，冯久伟又到派出所来非法提审我。我只穿了双磨烂的袜子走出去，他见到我后便说：“看你这个样子还有没有一点老板的形象，人家说头上有包（说人傻），我看你头上都长篮球了。人家（指江泽民）说法轮功不好，你说好，你知道好嘛，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要跟跂党对着干，自讨苦吃。”我说：“我做好人，坚持说真话，怎么就叫和跂党对着干？”下午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又把我强行的送进位于莲花村的成都市第二看守所。
这时，我已经被非法拘留第十一次了。刑拘十一天后，我被非法判劳教一年，转入成都市第一看守所宁夏街转运站。一进转运站就被牢头强行吃了四百元钱，说什么有钱出钱，没钱就挨打。我看见没钱的杂案犯被牢头打得背上青紫，无法直腰，无法翻身，警察也不管。里面的日用品要比外面超市的至少贵3倍。
半个月后，我被非法送往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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