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7月12日讯】﹝自由时报记者洪素卿╱专访﹞“科学研究就是要越挖越深、越挖越广。……工程要求的是invention（创新 )，生命科学却是一门‘discovery（发现 )’的学问，总得发现了什么，才能继续发挥。”抱持这个理念，新科院士、成功大学药理学科教授张文昌埋首前列腺素相关研究，一做就是三十年。

也因为这种科学深耕精神，让高雄旗山乡下一个在“我的志愿”里写下“要当科学家”的小学生，不但如愿成了科学家，还获选为中研院生命科学组今年唯一的国内院士桂冠。

从小到大，张文昌最感兴趣的并非生命科学，而是数理科目，尤其是化学。直到进入北医药学系就读，听到妇科巨擘徐千田教授讲授脑下垂体分泌的贺尔蒙如何调控身体多种功能；加上后续在大学接触到生物科学课程，让他进一步体会到生物反应的多样性及各种细胞功能调控的精确性，决心毕业后出国进修，钻研发炎及抗发炎相关研究。

“阿昌仔，甘丢去哪远？”母亲的一句话，使得在家中排行老幺的张文昌打消留学美国的打算，转而前往日本进修。到了日本，张文昌没有到原本申请的药科大学报到，反而直奔东京大学，只因为“决定要做的事，就要把它做好。”

“我从一九七一年进研究所，就开始研究前列腺素在发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久读到诺贝尔奖得主英国J.R.Vane教授在Nature 期刊发表阿斯匹灵类的抗发炎药物可抑制前列腺素生合成的论文，更觉得前列腺素值得研究。”

一九七六年，还是博士班学生的张文昌，在探讨炎症组织花生四烯酸代谢、前列腺素生合成过程中发现一种全新的前列腺素“6-ketoPGF1α”；同年年底，J.R.Vane发现前列环素（PGI2 )，并以相关系列研究成果，于一九八二年获得诺贝尔奖。

“当时我们看到的其实就是前列环素的水解代谢产物。只不过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活性物质，只能找到代谢产物。因此，跟前列环素错身而过。”

张文昌对此并不觉得可惜，他认为，在研究过程中，很多“黄金”可能擦身而过，能不能及时发现，差别就在于是否有充足的准备。

“研究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民国七十二年张文昌回国参与成大医学院的创立，“记得我是校长黄昆岩第一个interview（面试 )的人。……刚回国时，成大医学院研究所还没有学生，除了教学工作，研究室就靠着我与助理们自己来……。”

他认为，生命科学这个领域过去三十年来进步快速，尤其在人类基因体计划将人类基因体解码后，相关进展更是1日千里。就好像大家都拥有了威力强大的武器，但稍一懈怠就会被远远抛在后头。因此更得随时都做好准备，毕竟“机会只属于有心人！”（系列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