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9日讯】2003年11月3日，正在北京逃难的四川省自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失地农民刘正有，通过邮局给中南海寄出标题为《我向总书记总理说实话》的告状信，11月25日，他再次把俞梅荪根据《我向总书记总理说实话》底稿整理而成的《我向国家领导人告状》寄往中南海。时间已经过去5个月，刘正有没有得到来自中南海的任何答复。2004年4月30日上午，笔者接到刘正有从自贡家中打来的长途电话，希望我能够把告状信重新整理出来公开发布。以下便是稍加整理后的告状信全文。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尊敬的吴邦国委员长：

尊敬的温家宝总理：

你们好！

我叫刘正有，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白果村人，是1300名失地、失房、失业农民的维权代表，实际上代表着本地3万被侵权农民的合法权益。在8年漫漫上访路上，向各级政府和各级法院求告无门的万般无奈之际，斗胆向你们告状。

1993年以来，自贡市党政官员未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在市郊划出10平方公里土地，建立所谓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如今10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并没有建起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却盖起了一座座豪华的商品楼房。开发区征用土地1.5万亩，使3万农民失去土地，1万余户农舍被非法拆迁，土地由官商勾结的自贡汇东股份有限公司倒手转卖，获取暴利达50多亿元。该公司是省市党政官员集资入股的官商公司，每年按股分红。农民应得的土地和房屋拆迁补偿费、青苗和附着物等补偿费，在很大程度上被自贡市人民政府自府发[1993]75号文件一笔勾消。1995年以来，我们依法维权民告官，数次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各级行政和司法机关均不受理，至今也没有进入诉讼程式。

2003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改革》杂志社记者实地调查。6月12日晚，央视《经济半小时·三农调查报告》和《中国改革》杂志第7期，都如实报道了自贡10年来违法征地的坑农害农大案。然而，我们这些依法维权的失地农民，却被当地警察严密监控，不少乡亲被打、被抓、被拘留，年仅40岁的失地农民叶兴华，甚至于被逼自杀。我因带头维权而被当地警察长期监控，为了维护父老乡亲的合法权益，不得不逃亡来到北京。现把失民农民被侵权的疾苦，向你们诉说。

其一、四川省自贡市非法征用农民土地情况：

1993年，自贡市成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统一划拨、统一转让、统一管理，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大安区、沿滩区、红旗乡、凤凰乡和卫坪乡的万亩农田，首当其冲被圈占。在长达10年的征地过程中，从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征求意见，而是由乡、村、组干部擅自与高新区管委会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当地农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直至今日，失地农民依然没有见到征用自己土地的协议书。征地的补偿金、集体村民财产补偿费，大部分被有关部门截留挪用，被统一划拨给乡政府管理的少部分补偿费，也没有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理由是“村民集体资金不能分光吃光，为农民长远考虑，要办企业”。结果是企业没有办成，失地农民应得的几千万元却不知去向。农民要求查账，市、乡两级官员和村委会干部根本不予理会，有的村干部甚至威胁说：“谁要求公布账目，提出查账，就整死谁。”各村组农民多次自发组织起来要求查账，均被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暴力压制。

我们从央视节目中了解到，征地协定漏洞百出，有的甚至甲、乙双方在1997年签字，而高新区管委会和市国土局早在1年以前就审批通过了；还有的协定，连甲、乙双方的单位名称都未填写，农民就已经失去土地了。高新区管委会对土地的征用、审批、出让，实行三位一体的管理运作模式，根本不考虑当地农民的正当权益。白果村7组共有300多亩土地被征用，而征地协议书上却只写了90余亩，其余200多亩土地人间蒸发。每亩土地如30万元计算，200多亩土地为6000多万元，在高新区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有24个组，这仅仅是其中的1/24。

1993至1997年，高新区管委会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是：18至40岁的统一招工，2000余人被分配到区属或街道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效益极差，有些被摊派安置数十位农民工后不堪重负而破产。这些农民工最多只干了一年，短的甚至几天后就回家待业了。1997年的失地农民总结进厂当工人的深刻教训，普遍拒绝政府的招工安置。随后，政府提出安置方案，由失地农民选择：1、由政府统一招工；2、自行解决就业，由政府发给18至40岁的农民安置费8000元，对4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发给生活费54元。这一安置方案直接导致失地农民无法维持生活，不少人只好靠着捡拾破烂、擦皮鞋、拉人力车和卖苦力维生。为了生存，不断有农民集体上访，依法向当地政府要求增加失地补偿，在依法维权不被受理的情况下，只好拦断公路以示抗争。经过一次次的抗争，当地政府于2002年决定，把放给失地农民的生活费增至84.60元，且今后每两年增加一次为5元，即使真正兑现，要赶上自贡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143元，尚需21年。

截至2003年7月30日，高新区管委会已经拆迁房屋23万平方米，被拆迁房屋按每平方米平均150元予以赔偿，23万平米为0.345亿元。失房农民拿着如此低廉的赔偿金购买新建房屋时，就要按政府规定的每平米为850元计价，每平米房屋一进一出就上涨了700元，23万平米则为1.61亿元。政府按低价收购农房拆迁，再按高价把住房卖给农民，仅此一项就从中盘剥1.61亿元之巨。政府官员在拆迁房屋时曾经表态：“你们是高新区的农民，应按低价卖房”。在返还房子时却说：“你们现在是城市居民，应按市场价买回住房”。正是这种出尔反尔的歧视性政策，使得当地农民失地、失业又失房，连最起码的生存权也被强行剥夺了！

其二、农民依法维权反受其害：

1999年，乡亲们推举我和陈守林等4人为依法维权的上访代表。我们向市政府、省政府、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中办和国办等信访部门，反映农民的悲惨遭遇，不仅没有得到依法受理，反而屡次遭受打击报复。高新区管委会还做出行政裁决，限期拆除我们4家的房屋。之后，又以我们不履行行政裁决为由，申请大安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我们向大安区法院、区人大、市人大、市政府申请停止强制执行，不被理睬。我们4家的房屋被炸毁拆除，财产被抢光。被强制拆房的维权代表及其家属共计20余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至今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1995年以来，我们走访各级政府和法院均不予受理：2000年4月5日，向自贡中级法院起诉，不予受理。11月15日1300名农民联名，依照《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向市政府、省政府、建设部等分别提起行政复议，同样不被理睬，构成行政不作为罪。根据《行政诉讼法》，我们依法向自贡市中级法院、成都市中级法院、北京第一中级法院起诉，分别状告自贡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和建设部的行政不作为。这些法院也不予受理。我们依法民告官6次起诉，4次上诉，1次申诉，均无结果。还向这些机关发出特快专递信件300余封，至今杳无音信。

我逃亡在京5个月来，从媒体上见到你们为失地农民多次讲话和批示，要求积极采取措施依法行政，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疾苦。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甚至派出5部委督查组赴全国各地实地督查，给广大失地农民以莫大希望，结果却一直未能落到实处。2003年11月以来，大规模的强行征地仍在继续，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实属顶风违法。这一切使我们失望之极。几经折腾，如今我们对中央的措施和批示，早已经兴奋不起来了。

8年来，为了依法维权，我从业余上访到专业上访，从帅小伙到少老头，从黑发人到白发人，从富有者到穷光蛋。捧着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从自贡告到成都又告到北京，从呼唤公正到呐喊正义！从不懂法的农民告成了半个法律专家。结果却要逃避追杀，亡命天涯。

“人民利益是最高法律！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多年来，这些话支撑着我的心灵和意志。现在，我已经贫病交加，疲惫不堪，几欲心灰意冷！然而，我热爱共产党，热爱国家，热爱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热爱勤劳纯朴善良的穷苦乡亲们。我期望在你们的领导下走向法治、走向富强。

我谨以一个普通农民的卑微身份，殷切地企盼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尽快派员调查自贡10年来的坑农大案，严惩腐败贪官，还我土地，还我家园！让我们尽快结束漫漫上访路，回归10年前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

此致

最崇高的敬意！

四川省自贡市1300名依法维权的失地失房失业的农民代表

刘正有(签名并按上手印)

2003年11月24日于北京，次日寄出

在电话中，刘正有还就笔者的提问进行了说明：1995年时，他家在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白果村组拥有一亩半土地，当年还新盖了一栋占地面积120平米，建筑面积240平米的三层楼房，其中大部分是营业用房，如果按城市居民的补偿标准，可以得到40多万元的补偿安置费。在拆迁过程中，当地政府只答应按照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标准，补偿一所面积为72.51平方、价值仅数万元的临时安置住房，外加10多万元的补偿款。如此算下来，刘正有一家仅拆迁房屋一项就要亏损20多万元，他坚决拒绝这一歧视性拆迁方案，从而成为上访群众的领头人。2000年1月13日，自贡市常务副市长侍俊亲自带队到刘正有家强制执法，用炸药炸毁他家的三层楼房，并且拉走了全部财物。当地政府和法院还专门组织开发区失地农民现场观摩，以期达到“杀鸡给猴看”的警示作用。按照刘正有的原话：“前天（4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处理江苏省常熟市非法批地800亩建造钢铁厂，有关人员大都受到了处分。我们自贡市的情况要严重得多，已经批了1.5万亩，2003年12月1日公开发布征地广告，又要征地5平方公里，为什么就没有人来处理呢？地方政府的非法文件为什么能够得到上级部门的层层批复呢？我如今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住，坚决拒绝和他们签订拆迁协定。房屋被炸毁后，连家里的东西被他们拉到哪里去了，我都不知道，是用好几辆汽车拉走的。我已经打了10年的行政官司，得到一个很关键的经验：司法不作为就是为人民犯罪，中国的刑法没有惩罚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没有不作为的罪名，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敢于和中央政府对着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以60万元高价拍卖的全部是我们白果村农民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集体财产，白拿我们农民的土地去卖钱，这叫什么共产主义呢！！”

对于失地农民提出的问题，笔者没有办法予以回答，只能根据刘正有提供的材料据实记录。另外，近来在电视中看到美国总统布希和副总统切尼，双方在白宫接受“9·11”事件的司法调查，笔者竟然突发奇想：假如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和温家宝总理出现了不作为或不正当作为的情况，应该由谁来对他们进行弹劾和调查呢？！刘正有寄给这三位最高层的国家公务员的告状信，已经整整过去5个月的时间，这三位国家公务员的行为，是不是也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的犯罪嫌疑及事实呢？！敬请有主义和没有主义的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议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