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7日讯】十五年前的今天是一个极不平常的日子——这是一个野蛮的日子，耻辱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辉煌的日子，伟大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暴君用坦克和机枪血洗街头，从而捍卫了专制极权体制的稳定，却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在这个日子里，天真而勇敢的青年学生，满腔热血、义无返顾地把自己奉献在历史的祭坛上，为反封建反专制反极权的民主化进程，留下了一个永远闪光的亮点。

十五年来，每年的今天，都有一些人满怀悲愤，也有一些人紧张恐惧。悲愤的人要求公道，要求还以真相，要求一个站得住脚的说法；恐惧的人则调兵遣将，如临大敌，甚至动用异常的专政手段——软禁、钉梢、放逐、拘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十五年了，在舆论导向的淫威下，全国的媒体对此装聋作哑，噤若寒蝉，正义之士敢怒而不敢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当局的沉默，这个被血光照亮的日子逐渐暗淡下来了。人们钱照赚，班照上，书照念，歌照唱，年复一年，熙熙攘攘，似乎，越来越多的人都忘却这个日子了。

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日子。过于高昂的代价，过于惨重的牺牲，使我们没有理由保持沉默。每一个有理智有良心有思考能力的人，都应该透过这个日子的表像，探究事件的本质，寻求历史的教训，把这个历史的悲剧转化为民族的财富。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

因胡耀邦逝世而飙然勃兴、在一个野蛮的日子里结束的短暂历史，是一场空前伟大的学生运动。无论从它的规模来说，还是从它所秉持的理性、和平、合法的特征来说，都超过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一二一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历次学生运动。它本来是历史给予中华民族的一次大踏步前进的良好机缘，却由于既得利益者的自私而愚蠢的决策所导致的血腥镇压而彻底丧失。

这个学生运动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产生的。改革开放的进展和市场经济的出现，为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打开了权钱交易的渠道，一时里官倒盛行，腐败蔓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而阻碍经济体制深化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如何改革政治体制，推进政治民主，如何遏制官倒、清除腐败，已经成为全社会所面临的两大课题。

有人在谈到这次学生运动时指出，当时体制内已经采取深化改革的措施。事实的确如此。问题在于，仅仅凭借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格局，是否有可能实现原定的改革目标？

邓小平在1986年一再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且提出要以党政分开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赵紫阳为组长的政治体制改革小组，由鲍彤组织一大批专家学者进行研讨，提出报告。报告经邓小平批准后，又写入十三大政治报告，成为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于是，以党政分开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已经箭在弦上，引弓待发了。

但是，在当时的领导体制和政治格局之下，实行党政分开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几乎是无法开展的。因为党政分开意味着根本改变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局面，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将由此丧失他们的特权。因此，这个改革措施必然会遭受到这些大权在手的当权派的抵制，包括党政分开的提出者邓小平在内。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任何人物都具有两重性，邓小平也不例外。一方面，他是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在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篇反封建反专制反特权的革命檄文。他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所谓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实际上不过是自圆其说的虚构）。1992年，为了反击当时汹涌于上层的反改革潮流，他毅然离京南巡，发表讲话，扭转了停滞倒退的经济改革局面，表现了民主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但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是掌握无限权力、高踞权力顶端的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他的权力和地位，他必然要坚持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他在“八一八讲话”里所批判的毛泽东的专制极权，例如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高度集权、滥用权力、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等等，无一不在他自己的身上复活。继毛泽东之后，他又一次地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专制极权的化身的角色。集民主主义革命者和专制极权者于一身，是解开晚年邓小平的谜团的一把钥匙。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支援群众民主运动，主张党政分开，改革专制极权的政治体制；作为专制体制的人格化，依靠这个体制而获得无限权力、备受尊荣的既得利益者，他又要维护这个政治体制。这就使他多次处于角色转换的矛盾之中。他1978年冬曾赞赏“西单墙”，1979年初又提出要加以取缔，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因此，尽管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的党政分开是他提出来的，但他最终是否能支援这个改革思路，使它得以顺利贯彻，就很难说了。

问题还在于邓小平不是作为个人而存在的，他代表着整个享有特权的利益阶层和权力体系。这个庞大的阶层和体系的利益，都是同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专制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实行党政分开以推进政治民主化，等于是要挖掉他们的命根子。他们会坐以待毙吗？尽管体制内不乏明智的坚定的改革者。但在强大的政治改革反对派的对抗下，改革者是否有必胜的把握？

至于社会面临的另一个课题——反腐败，也不是单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就能够解决的。因为腐败的根源就在体制之内，它来自不受监督的权力。以权换钱的巨大利益，构成了可以冲决任何堤坝的巨澜。胡耀邦被迫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对那些借改革之机而大发不义之财的“太子党”采取了坚决处置的态度，因而得罪了一些在位的高官和虽不在位却仍然一言九鼎的老家伙们。反腐败反贪污，成为当时另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反腐败反贪污，是当时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前进还是倒退的关键所在。既然依靠体制内的力量势难完成，那麽，就非常有必要借助体制外的力量，依靠社会的力量来构成改革的合力、反腐败的合力。上下同心，将会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

历史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缘。胡耀邦含愤逝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怀，它首先在广大青年学生身上表现出来。

中国的青年学生有着国难当头便挺身而出的优良传统，但“八九”一代的青年学生又有着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一代人是在改革开发以后接受教育、由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的，改革开发和思想解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使他们有可能摆脱三四十年来的个人迷信的影响，接受现代西方的理论思想成果。如果说，五十年代一代和文革一代是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两代人的话，那麽，“八九”一代则是生活在社会已经开始摆脱精神奴役的条件下，因而较少“精神奴役的创伤”的一代。他们能够独立思考，较少奴隶主义。胡赵体制所推行的开明政策，如对“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抵制，对知识份子的爱护，对自由思想的推崇，都对青年学生的成长起了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总之，这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培育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学生，他们关心改革，关心民族前途，随时准备为祖国的振兴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胡耀邦的悲剧性去世，正好成为触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的契机。他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宣言，高呼口号，在呼吁为胡耀邦伸冤的同时，强烈地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主张。从当时发表的各种宣言和呼喊的口号来看，他们的主要诉求，集中在政治民主化和反腐败这两大问题上，这正是党和政府所面临的两大困境。

中国共产党是依靠群众运动发展起来的，领导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深知群众运动是伟大的革命力量的源泉。现在，正在改革和反腐败面临困境的时刻，学生运动应运而起，这真是天赐良机。合乎逻辑的发展，应当是联合这股强大的群众力量，把它看作深化改革和反腐败的同盟军。更为重要的是，这支力量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援。北京上街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时一天超过百万。这几乎是一场席卷全民的群众运动，共产党自身的任何宣传鼓动家都不可能发动的全民革命运动，现在却由学生完成了。这是多么好的机会！

可惜，事情没有像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毕竟，专制体制是非常强大的存在，既得利益者无法容忍任何将会损害自己的特权和地位的革命行为。从本质上看，学生运动的两大要求，都属于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特权阶层所要拼死保卫的，恰恰是作为革命物件的封建特权和专制政治制度。所以，这场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可惜，党内的明智力量既对群众运动的积极意义缺乏充分的认识，对体制内维护专制极权的顽固势力也没有足够的估计。赵紫阳轻率地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使顽固派有了施展阴谋的可乘之机。他们的“杰作”集中表现为《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这个社论把群众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一下子就把意在帮助党和政府摆脱困境的广大群众推到对立面。尽管运动本身继续高涨，到5月中旬甚至达到了上百万人上街游行的高潮，但是运动的败局却已在“四二六社论”中初现端倪。赵紫阳从朝鲜回来后，5月4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个原则虽然获得了政治局的一致同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局势。从学生绝食到官方戒严，矛盾越发不可调和，终于以血腥屠杀而告终。

有人批评这场运动“不能见好就收”，“后期缺乏理性”，“组织领导混乱”等等，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像这样一场飙然突兴而队伍又如此庞大的群众运动，要避免这样一些缺点是很困难的。不要忘记，这场运动的中坚是缺乏经验的青年学生，而他们面对的却是因为握有枪杆子而无比强大的党和国家机器。更具悲剧性的是，他们始终把自己定位为帮助党和政府改正缺点错误的革命力量，而对方却把他们看成是危害自己的特权和地位的敌对势力。悲剧就是在这种认识错位的不幸气氛中展开的。

八九学运的失败，使中国出现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至少倒退了半个世纪。在经济领域，八九镇压后反改革派兴高采烈，他们乘胜追击，大肆宣传“和平演变论”、“文革有功论”，攻击经济体制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八九镇压的最大获利者甚至声称“要让私营企业断子绝孙”。一时之间，“黑云压城城欲摧”，改革趋于停滞倒退。幸赖邓小平临危挺身，发表南巡讲话，挽救了改革的危险局面。十六大之前，当人们大谈十三年的伟大成就时，却很少有人指出这个关节，更没有人从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这个角度，说明十三年的经济成就，是在邓胡赵体制为经济改革奠定的基础上，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的结果。至于政治领域，那十三年更是改革停滞、专制加重的年代。胡赵时代所取得的开明政治的成果丧失无余，十三大政治报告早已束之高阁，家长制、个人崇拜远较毛邓两代更甚，这从对“三个代表”的讴歌，超过对“三面红旗”和文革最高指示的颂扬，便可以略知一二。与八十年代相比，新闻出版和集会结社的自由不但毫无进展，反而日益倒退，因文获罪而遭拘捕判刑者时有所闻。专制极权超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而遍及所有党政机关，尤以执法机关为甚。任何稍有权力的人都可以无法无天地滥用权力，攫取个人私利。社会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八九镇压所造成的危害，最严重的是社会领域。反腐败运动的失败导致腐败现象蔓延全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社会道德败坏，人欲横流，这种社会创伤是很难愈合的。另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对青年一代的摧残。经过八九镇压，八十年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所造就的一代青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坦克的轰鸣和机枪的狂啸，粉碎了他们对民主自由的希望和吏治清廉的期待。广大青年痛感无力回天，报国无门，消极无奈，只好放弃对远大目标的追求，把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置于脑后，苟且求生，鼠目寸光。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则或被开除，或被拘捕，或被软禁，或被判刑。十五年来，他们居无定所，求职无门，成为被专政的异类分子。少数幸运儿遁身海外，有如逐水浮萍，难以发挥作用。总之，八九镇压对一代青年的严重摧残，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发展带来无法估量的后果。

八九学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对它持有不同看法是十分自然的。有的人说这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历史悲剧。我认为这一看法值得商榷。不错，这的确是一场历史悲剧，但从运动的性质来说，谁也不能否认它的民主性。首先，它追求的主要目标——政治民主化和反腐败，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诉求，具有反封建反专制反极权的内涵。运动的实质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垒，运动的民主性和镇压的专制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说它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民主革命的继续，都是合乎逻辑的。其次，这次运动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民主实践。这么庞大的群众队伍，没有人发动，没有人组织，大家都为了国家的振兴和民族的繁荣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要求政府清廉，这不正是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充分表现吗？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历史感，都在参加这场运动的青年学生和支援运动的人民群众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运动过程的民主色彩，也展示了运动的民主性质。整个运动是在理性、和平、合法、有序的轨道上进行的。学生们行使宪法所允许的民主权利，合法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的态度和希望是补台，而不是拆台，是帮助党和政府，而不是推翻党和政府。高自联成立时推举政法大学为首届主席单位，就体现了他们希望运动不致越出法律规范的用心。这种非暴力的运动理念，正是运动的民主实质的反映。第四，我们还可以从运动的广泛群众性，来判断它的民主性。在5月中旬那些连日游行示威的高潮里，北京市万人空巷，男女老少都到街头来支援学生。在那一段时间里，好些城市的治安秩序空前良好，斗殴、盗窃几乎绝迹。这场运动所标举的民主自由的高尚目标，具有强烈的凝聚力，连偷鸡摸狗之徒都被吸引了过来。他们放弃危害社会的行为，恢复了人的尊严，以堂堂正正的社会一分子的身份投入运动。可惜，这样良好的社会秩序只维持了短暂的日子，它随着镇压而消失，也许再也不可能重现了。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八九学运的民主性质，只不过像蒋彦永医生所要求的那样，为这场运动正名，肯定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民主运动。全文的意旨，在于对运动的产生背景、历史地位和遭到镇压的严重后果，作一些粗浅的分析，抛砖引玉，为有意总结这场运动的经验教训的仁人志士，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十五年来，为暴力镇压所撕裂的巨大的社会创伤始终未能愈合。为了治疗这个精神的道德的创伤，要求当权者为运动平反正名固然必要，但民间的思考总结也是不可缺少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做这项工作，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社会创伤转化为全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使举国上下都能从这里吸取教训，获得教益。这是我在八九学运十五周年之际的最大愿望。

2004年6月4日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