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5日讯】赵紫阳主持的政治体制改革显示，他的思维与胆略已相当接近戈巴契夫。如果没有中国第一代元老的垂帘听政、横蛮干扰，中国文革后的历史已经重写。

一九八九年震惊全球的北京学运被血腥镇压，已经十五年，在追寻那场运动产生的原因时，人们往往对中共高层的变化未予足够的重视。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走向开放与民主的转型，统治阶层是绝不可缺席的。中国八九民运大潮的涌起正是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当权实行一系列有限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而赵紫阳的改革又是文革后非毛化的继续，这一过程从七八年开始，至八九年六四事件结束，大约十二年。六四镇压的代价是斩断了文革后全国性的政治反省，牺牲了两位重要的体制内改革派领袖胡耀邦与赵紫阳。

鲍彤领导政改办的深入探讨

由于六四后中共当局的封杀，研究这个时期的有价值的出版物并不多，而海外描写六四事件的书也不少是道听途说七拼八凑之作。吴国光博士九七年出版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是难能可贵的一本，今天重读，仍可以感到它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这本书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八九民运的背景及其结局的悲剧性。作者记述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二月，他作为智囊团成员之一参与赵紫阳委托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工作，不仅经常接触高层和各方面负责干部，作了数十万字工作笔记，而且参与十三大政治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与讲话的起草，这些经历累积的资料，成为这本书的写作基础。因此，本书不仅是这段高层保密运作的政改设计见证，也是中共执政史上罕见的内部记录。其史料价值显然超过私人回忆录和一般的内幕报导。

由于邓小平在反自由化运动中对总书记胡耀邦失去信任，而由任总理的赵紫阳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并要求政改成为中共十三大的主题。参与政改研讨的重要成员有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陈一咨、陈福今。从启动到十三大前，政改办召集了三十多次正式座谈会，包括党政军、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省市各方面领导人与专家，请他们谈政改问题。由于是内部会议，可以看到许多大胆的批评与建言，除了个别人如吴冷西等，绝大多数高干都认为党的权力太大，一定要改变以党代政的局面，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批判权力高度集中。有人说，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去请示中央政治局、五七年前非党人士中央部级以上占二成，现在全国只有十八名非党副省市干部、甚至有人提出天赋人权，质疑“党的权力来源”，认为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是恩格斯肯定的，包括“党的经费来源”都在议论之列。

赵紫阳对体制有深刻反省

吴国光详细地记录了赵紫阳在政改研讨过程中的多次讲话，赵指出政改的制度化，实质就是要“分权”，“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我们的党政不分厉害，地方党部不搞一元化领导。”胡启立说，封建社会靠科举制、资本主义靠选举制和文官制度，社会稳定，比较公平，赵表示有同感。赵批评过于强调领导核心，指这种核心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赵指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问题，要列入研究专题。但这些问题非常敏感，研讨可以，对外“绝不能扩散”。

在整个咨询期间，无论是部长还是教授，省长还是将军，他们的思路都离不开三个方面：一是对党的历史主要是毛时代的反省；二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太长的共识；三是结合实际和群众的意愿，表示对国情相当的熟悉。赵紫阳与众不同的是，他常常引用国外资料包括西方、苏联东欧和港台的政治社会制度与经验，显得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八六年底安徽科大发生学潮，赵评论说：“我们选民的投票兴趣还没有菲律宾大。我们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这些可圈可点的话，令人想起赫鲁雪夫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

当时，邓小平在家中会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谈八六学潮与反自由化问题，严厉批评胡反自由化不力。吴国光指出，邓这次讲话收入邓文选时，只留了“专政手段要讲也要用”的意思，删去了原中办文件中有的“不怕流血”的字样。

主张少说多做，多一点实在的自由民主

赵紫阳八七年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继续推动政改研讨，同时给反自由化降温，在四月见过邓小平之后，以折衷手法发表五一三讲话，扭转大气候，使反自由化在胡去职后无疾而终。这段时间，即十三大前后是赵的权力高峰期，他言词犀利，敢表态，有魄力。在二月份听取温家宝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时，他指出，无论自由化或不正之风，都压制人民积极性，根本解决办法“要搞直接民主”。“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

赵很关注苏共戈巴契夫的改革，认为苏共廿七大后的发展对中国有启发，尤其在理论与立法方面。他说，“我们也有不民主，不能说成真民主，过去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民主。”关于公民的权利，赵主张以立法加以保障，“比如游行，我们不能禁止游行，但要划出一个界限来。”“我们在民主问题上要少说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多宣传一些集中，而实际上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扎扎实实搞一点民主，效果可能更好。”

在赵的主持下，政改办的研讨仍很活跃。陈晓鲁（陈毅之子）在一次讨论中谈中共“权力来源”，他说：“我们是武装竞选，经过二十多年选上了，但选上了，就是千年王国了？建国后我们或多或少地滥用了人民给的权力。”严家其表示同意。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甚至估计将出现反对党，他认为要制订“政党法”。有人认为，宪法中没有“政协”的规定，可以认为政协是“非法组织”。出版法、结社法，也都在讨论之中。关于党的经费，由国库开支，连民主党派也在内，都引起非议。有人主张增加党费与国家补贴相结合，赵则强调决不能搞党办企业、公司，否则流弊比“吃国家”还严重。（当时中共全党党费一年一亿元，上交中央三百万元。）

邓小平的专制性格葬送政治改革

当政改方案初步成型时，邓小平在八七年五月作出反应：“是不是搞了一点三权分立？”语气不重，但压力很大。因为邓是太上皇，一言九鼎。邓在反自由化时曾明定不准搞西方式民主，斥三权鼎立，就是几个政府，“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赵说，邓一贯思想如此，反对互相牵制。但是，贯穿在政改办的基本思路，就是只有权力制衡，才能改变高度集权，才能使决策科学化，合理化，才能以法治代替人治。为此赵与胡乔木有一场争论，在研究政治局与常委的职权划分时，胡反对划分，认为没必要。赵则认为不划不行，他批评“党多年的习惯不愿搞具体的东西。我们总是怕繁琐。”赵认为“不规定起码的制约，会出大问题。”赵和邓立群也有分歧，邓说“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则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非常明显的轨迹是，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要借助邓的权威以排除阻力，又要屈从于邓的集权性格随时自律。他的许多讲话都带着折衷平衡色彩，先讲反自由化，坚持四项原则，再讲坚持改革。中共意识形态的游戏实在玩得很辛苦。但赵紫阳毕竟不是胡锦涛、温家宝之辈，大权在手，他还是有承担的能力，继否定整党报告成立马列研究院的建议后，八八年三月赵提议将中央党刊《红旗》改名为《求实》。没有足够的胆识，是不敢作此决断的。

首席顾问鲍彤举足轻重贡献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六年秋到八九年“六四”，这两年多的政改酝酿与实施过程中，赵紫阳十分倚重他的首席顾问鲍彤。年届天命的鲍彤，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博学善谋，头脑慎密，兼具组织能力，一位元高级领导人有这样的幕僚，那是少见的幸运。试举一例说明鲍彤的见识非凡。十三大前，赵鉴于苏共的改革领先也想取法“公开化”之效，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但鲍彤认为现处于训政阶段，提出政治开放，人们会误想到党禁开放，报刊开放，审判开放，选举开放，而这些又不可能去做，还是具体写上赵提出的两句话为好，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开放之议，遂而搁置。

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虽然通过了赵紫阳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但是在推行层面阻力很大，首当其冲的是“党政分开”。正如赵指出，这涉及“既得利益与权力”，相当多省委书记反对党政分开。有人说，改革改革，最后拿党来开刀。同时，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利益再分配也引起新的社会矛盾。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干政，要求全面实行价格改革。物价这一关没有闯过，改革形势受挫，到秋天，政改已处于停滞状态。赵低调说：“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解决当前问题，保证廉政，保证公民权利，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不能老把眼睛盯在西方议会民主。”进入多事的八九年，焦躁不安的学生和知识份子走上街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八九民运。

中国戈巴契夫的悲剧

赵紫阳在学潮和中共顽固派的内外压力下，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赵紫阳的命运给后人留下深深的启示。十五年来，不少人期盼中国出一个戈巴契夫，吴国光的书以大量翔实的材料显示，赵的思维与胆略，乃至风格已相当接近戈巴契夫。书的尾声，引了一段赵在八九年新年茶话会上的承诺：他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的制度是“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这似乎不像一位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话。

如果没有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第一代余孽的垂帘听政，中国文革之后的历史一定会重写，胡赵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已经用事实证明，他们是中共体制内最有希望实现民主转型的一代，保守颟顸而又狡黠残忍的邓小平扼杀了第二代和他们的反省精神，选择了毫无远见，奴性十足的第三代、第四代，造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断层，这是一九八九年的悲剧所在，也是中国未来的不幸。

2004年6月开放杂志(//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