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5日讯】(BBC中文网记者魏城6月4日报导)六四事件之后不久，东欧、苏联发生了巨变，先后实现了民主化转型。中国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15年后，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中国大权独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

那么，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如何推进民主化变革？许多学者和六四事件的参与者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何种方式？

六四时的中国著名异议学者、现流亡美国的郭罗基认为，像八九年那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不是争取民主的最佳方式。他说：

“争取民主不能用大轰大嗡的办法。中国的年轻人热情很高，以为用这种办法就能得到民主了，为什么绝食不肯甘休呢，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如果一直绝食下去，政府就会屈服了，就能答应给我们民主了。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得来的民主也是不可靠的，民主就是点点滴滴，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如果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得来的民主在日常生活中是不能运用的，所以，还要回到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民主。”

当时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如今也说：

“其实呢，民众参与民主的路绝不仅仅是走上街头，走上街头可能是民众最后所选择的其中一种方式，还有其他很多方式。”

但在六四事件后辞去天津经济开发区主任一职、如今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张伟却认为：

“政治上的变革从来都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国内外互动的过程、思想领域与现实的行政管理部门互动的过程，中国也不可能例外。有人说，通过群众运动来促进民主变革这样的方式已经过时了，我认为，这样的断言还为时过早。”

谁来推动？

曾经发起”天安门四君子绝食活动”的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刘晓波：政治改革的动力在民间

“我认为，大陆民主化的希望在民间，在于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不断地、自发地要求自己权利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尽管这种运动现在还是一种分散化的东西，但是，你看看最近这些年的发展，特别是去年，有人把2003年称为新民权运动年，与前些年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这种维权运动的主体已经由八十年代的知识份子、大学生，这些年已经逐步向更草根的阶层扩展，特别是失业下岗工人、农民这些弱势群体。”

但是，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则认为，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改革，主要推动力还是体制内的改革力量：

”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一个波兰，它的团结工会是体制外的力量，其他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共产党内的改革力量看到这种制度无法维持下去了，于是进行改革，改革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发现，经济改革要想成功，必须是计划体制的解体，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了市场经济，就要求实行民主政治，极权政治就维持不下去，所以，共产党改革成功之日，就是共产党解体之时。”

激进？渐进？

谈到民主变革的速度，曾因组织八九学运坐牢、后来又因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再度坐牢的王有才，如今反思中国民主之路时却力主渐进变革，他说：

” 中国社会从康梁开始，过一段时间，就有人要求民主化，最后都是被激进的力量、极端的力量带向一种专制，而且，总是越来越厉害，走到极端，走不下去了，再尝试新的方式，又开始要追求民主。如果大家都比较平和，那民主的架构、民主的生态就有可能实现。”

六四学生领袖之一、现居法国的封从德也主张渐进变革，他说：

封从德：急速推进民主不可行

“中国其实需要一个更坚厚、更坚实的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的空间，这个空间由于中共长期的政治垄断，他们叫专政，所以，整个社会的横向联合、公民自由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极点，尤其在文革时期，这种空间几乎等于零。我个人并不觉得在中国急速地、快速地推行民主是一件可行的事情，甚至我认为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但另外一位学生领袖王丹却认为，讨论是应该进行渐进变革还是应该进行激进变革毫无意义：

“我们讨论说，中国应该是改良还是革命，应该是温和路线还是激进路线，这都是知识份子坐在屋里自说自话，坐而论道。事实是说，这个社会的发展最后可能出现什么情况，我觉得，负责任的做法是说，做各种方案的因应的对策研究，那个可能比你讨论应不应该改良、应不应该革命（更有意义），因为那不是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如何推动？

然而，不管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不管变革的速度应该是激进、还是渐进，也不管这些问题是不是王丹所说的伪问题，六四后的中国政治现状是：六四使通过街头运动推动中国民主和通过中共党内的改革力量推动民主都变得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呢？

白夏推出新书《追寻中国的一个幽灵》

法国著名中国当代问题专家、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白夏最近推出了一本新书，题为《追寻中国的一个幽灵》，副题为”一九一九到二零零四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看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使我们建立一些希望，比方说，孙志刚的问题。孙志刚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有意思的是：那是从六四以来第一次有一些知识份子写联名信，对人大常委会施加压力，很多知识份子也签了名，以后，政府改变了态度，当然，我们不是说，光是因为这封联名信，就迫使政府改变了态度，但它肯定是一个因素，主要是，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就是知识份子不仅对社会现象发表意见，而且试图影响政府决策，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

另外一个事情是，几个人因为在网上撰文而被抓，说明没有言论自由，去年11月份，也有好多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份子一起签了一封联名信，要求释放那些所谓的政治犯，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现象，因为从1989年3月以来，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知识份子没有联合起来，来施加压力。这也可能是创造民主化的希望的现象。

另外，农民也开始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比方说，在中国中部，出现了许多小规模的农民协会，去跟乡政府或县政府谈判。这说明，普通老百姓，所谓最落后的人，因为农民对知识份子来说是最落后的人，这些所谓最落后的人也开始觉悟自己有权利，并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引起希望的现象。”

王鹏令：先推动法治和社会改革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鹏令虽然认为目前中国立即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化改革条件还不成熟，但他也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进步力量就应该无所作为：

“在当前的中国，应该强调两条，一个是法治，另一个就是进行社会改革，以便使整个社会和现代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融合能够更深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伊莉莎白•佩里甚至认为，政治改革并不局限于民主选举：

“我认为，把什么是政治改革具体化是很重要的。当西方人谈到政治改革时，往往把它当作民主选举的同义词。但我认为，政治改革不一定意味着只是选举，而是包括一系列旨在使政府增加透明度、使他们的行为更能向民众负责的举措。这一类的政治改革步骤，在我看来，应该可以尽早开始。”

八九学潮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的宪法学家陈小平，则用法学语言解释了近年来兴起的民间维权运动：

陈小平：用权利义务术语解释社会现象

“我们从现在的公民维权运动来看，我觉得，权利保护运动走在国家制度建构的前头。一个国家的宪政运动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权利运动，一个部分是制度建构，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制度建构，制度建构滞后，而权利运动开始浮上水面，权利运动推进制度建构，现在中国是这样一种情形。

再回到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上，纯粹意义上的经济改革现在已经不再是社会话语的主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社会中，主宰话语霸权或者主宰话语权的是一部分法学家，他们把社会的各种术语转化为权利义务术语，把工厂改革、下岗职工转换为下岗职工的权益，把城市、乡村拆迁户的权利变成老百姓的财产权利，把网路封锁变成老百姓的言论自由，等等，所有这些中国社会发生的现象，现在人们已经不再用经济学的术语去解释，开始用法学家的术语去解释，用宪政背景下的话语去解释，我觉得，这是中国现代社会渐进改革的一个崭新的现象。”(//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