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5日讯】从中国朝代更叠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王朝的末期，总是陷入贵族和平民之间争夺土地的斗争，一开始这个王朝的皇帝夹在二者之间。在得罪官僚和平民之间，皇帝两害相权取其轻，宁可得罪官僚，也不愿得罪民众，因为民众人数众多，构成整个王国的大部分。皇帝和民众结成同盟，皇帝拿着民意，甚至鼓动民意压制、打击官僚。这就是屡屡出现的打击豪强运动。

打击豪强运动从来没有使王朝免于灭亡。皇帝和官僚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整个王朝皇帝命令可以运转离不开官僚体系，皇帝不可能彻底摧毁。而且由于打击豪强运动不可能拯救官僚体系，随着打击力度越大，最终皇帝的权威也在这种打击中消亡。

就中央王朝来说，地方政府的权威消失和中央政府权威消失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时间段。

从胡温上台开始，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类似“打击豪强运动”的时期，这段时期中，地方政府已经成为民怨的目标。在民众看来，越接近基层，政府越黑社会化，越非法化；越往上，越干净。中央政府还是合法的政府。所以平民把自己的困难归结于地方政府，而寄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惩戒地方政府。于是有了胡温和民众的结盟。民众拿着中央的政策抵抗地方政府很多年了，“农民减负问题”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2002年12月4日胡锦涛在去年纪念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集会上发表关于宪法的讲话。这个讲话最大亮点是让宪法和共产党执政之间的冲突直接裸露在审视的眼光之下，无可藏匿。这种图穷匕见的过程正是在民众对腐败和特权的仇恨加深造成执政党合法性的消失的过程，这种危机迫使胡锦涛意图像文化大革命前期的毛泽东一样，必须将政治重新回炉民众那里，用民众着大炉火将腐败和特权烧掉。

在中央政府权威消失之前，中央政府必须把自己的“发霉发脓”的部位掩盖起来（反贪惩腐一般很少对中央政府组成人员下手），通过打击地方政府来维护自己。中央政府过去尽可能维护全部政府的尊严，如今发现如果还是“护犊”则会把自己也搭上。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级别越低，中央政府越不保护，越发成为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公敌”。

从今年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成为风箱里的老鼠，里外不是人。中央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例如《党内监督条例》的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惩治职权犯罪，政府问责制，主要指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拆迁方面，不管是温家宝去年的讲话，还是最近的国务院办公厅46号通知，都直斥地方政府违法。

《党内监督条例》有个特别之处就是同意媒体监督地方政府的违宪违法行为，最近的国务院办公厅46号通知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因为平民和官僚的斗争，新闻自由可能“按需分配”，逐渐放宽。新闻自由成为斗争的工具是一个倾向，而我认为，需要考察的是司法独立有没有可能在这种斗争中逐渐形成。

司法独立在官僚和平民的斗争中，对于统治者来说，有着莫大的好处，它能够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也可以用来给胡锦涛上课。马基雅维利大致认为，一方面君主必须给达官显贵的嘴上套上马嚼子，受到约束，另一方面，国王知道君主对权贵的仇恨，也为了让民众安心，要对权贵进行惩处。但是君主不能亲自担任最高法院的职务，否则会让权贵对他有仇恨。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一个告诫，君主应该让他人去承担招惹怨恨的角色，自己去做能沽名钓誉的事情。

布丹也率直的说出来这个道理。他说，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将增强君主的统治能力。作恶者必须受到处罚，但如果有君主亲自去实施处罚，他将招致可能消弱自己权威的怨恨，因此君主应当把奖赏分配权留给自己，而将宣告有罪和确定处罚的工作授权与独立的法官去做。孟德斯鸠也有类似的观点。

近一两年国内重大司法案件的情形来看，司法不独立已经加剧着腐蚀政权的合法性。民众与官僚斗争期间司法不独立，必然造成这个问题。从刘涌案、宝马撞人案到黄静案，不管司法机关的结论如何，都不能让民众认为是可靠的，尽管程式合法，也会被人认为是掩人耳目的。司法是刀把子。如果刀子有毒，人们更加怀疑握刀的手是毒手。从这一方面来说，“南都案件”铁定都是政治案件，对喻华峰和程益中迫害越重，对政权的合法性腐蚀越大。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