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精神病的病理分析:六四恐慌‧权力躁郁‧人格分裂

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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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3日讯】中国有诸多社会病状,如果我们把经济忽冷忽热比喻成感冒,把三农危机恶化比喻成高位截瘫,把金融系统崩溃比喻成心肌梗塞,把官场腐败比喻成恶性癌肿,把习惯性说谎比喻成毒瘾发作,那麽,发源于“六四”的一系列中国政治怪病,则有如精神病。兹对中国的“政治精神病”进行粗略的病理分析。

“六四恐慌症”与“被害妄想”

镇反、反右、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曾分别造成了数十万至数千万中国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它们或者本身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虐杀,或者祸起于疯狂愚昧的乌托邦经济政策。大规模的虐待和死亡引发了公众的恐怖,但是,毛泽东当局不仅没有陷入恐慌,反而从公众的恐怖中获得洗脑驯化、强制服从的政治利益。在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死亡并没有给当局造成道义上的负担,相反,却被当作“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独裁者的逻辑是:镇压就证明了镇压者的光荣和伟大,被镇压则证明了被镇压者的卑弱和渺小。所以,毛泽东没有因政治诈骗和暴力剥夺而蒙受道德上的羞耻,反而洋洋得意地以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而自鸣得意,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祸国殃民的文革而居功自傲。

然而,历史不可复制,屠杀的张狂和光荣也不可继承。一九八九年取得了“粉碎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伟大胜利”的六月四日,不仅没有成为“挽救共和国”的光辉节日,反而成了一个让北京当局喘不过气来的可怕的日子。尽管“六四”政治遗产的继承者们一再以所谓“安定团结”、“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理由来为屠杀作辩护,但是,偌大一个党国,那些主持了“六四”镇压的党政军要人们,那些因“六四”镇压而受益的“第三代”“第四代”贵人们,却没有一个人胆敢站出来,把“六四”平暴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更没有一个人敢于声称他就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下令者、指挥者或“六四”政治利益的继承者。面对“六四”,所有的权贵都躲得远远的,避之唯恐不及。他们心虚,他们害怕,他们胆怯,他们恐慌!“六四”是一面镜子,它没有照出镇压者的强大力量,却照出了专制政权的丑恶嘴脸,也照出了他们内心的空虚和怯懦!与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毕竟不同了,有胆量杀人“平暴”者,却没有胆量敢做敢当。

那个月黑风高的杀人之夜过去了十五年,他们竭力去洗掉人们的记忆,但却洗不掉他们自己心里的记忆。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害怕这个日子。六四,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数目字,成了大陆汉语的新禁忌,胡耀邦、赵紫阳,这两位中共的前任总书记,在官方文件中也已经“查无此人”。那个杀人夜之后,共产党领导层从肉体上放逐了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同时也从精神上放逐了他们自己,从此走上了信仰流浪的不归路。正像畏罪潜逃的罪犯一样,他们不敢面对事实真相,不敢面对血腥的历史,自然也不敢指望新生的未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时间的流逝以洗刷罪恶、漂白血迹,他们假装失忆,盼望忘却,其实是在等待追诉时效的过期。

中共当局对于“六四”事件讳莫如深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病态,这就是精神病学中的“恐慌症”,负案在逃的罪犯,常常会有这种病症。从八九年起,他们从骨子里害怕游行示威,害怕集会结社,害怕一切“群体性事件”,害怕所有“不稳定因素”,害怕听人提起“动乱”、“暴乱”这些词语,甚至害怕听到“天安门”这三个字。在他们心里,谁要提起“六四”,谁要敢说“天安门事件”,谁就是在挑战他、咒骂他、敌视他,就是和他过不去。“六四恐慌症”除了定期在每年的春夏之交发作,也正在演变成日常发作的“被害妄想”:在中宣部、国家安全部的眼里,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国家机器竟然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岌岌可危,而他们的敌人,却从城市到乡村、从外国到港台,无处不是,无地不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即使网路上的几个帖子和上访村里的几声哭泣,即使一个老太婆的闭目打坐,都会让他们如临大敌、胆战心惊,必欲以封嘴、灭口来应付,在恐慌症的折磨之下,他们常常便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不但对异见者心生歹意,而且对弱势群体都胸怀杀机。

周期性的“权力躁郁症”

毛泽东时代有“狂躁症”,而现在是“躁郁症”。大约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毛先生养成了“自恋型人格缺失”,党内斗争和国共内战的胜利使毛先生的情绪持续亢奋,朝鲜战争停战和史达林之死,更使毛先生从“中国领袖”的现实跨进了“世界导师”的梦想。在他的眼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从秦皇汉武直到蒋委员长,都是一堆垃圾,所有的外国,从美帝到苏修,都是一群废物(纸老虎),只有“神、圣、君、师四合一”万年一帝的毛主席,才是中国和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只有他的思想和实践,才能成就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事业。因为极度的自大,毛泽东要改天换地、重塑人心。大跃进和文革,就是其“狂躁症”的结晶。

毛泽东的辞世使中共政权脱离“狂躁期”,度过了一阵子“抑郁期”。毛的权力继承人不得不否定文革、平反右派。“摘帽”和“平反”被当作恩惠(而非赎罪)施下去,施给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但普通百姓并没有受到任何抚慰。“拨乱反正”之举毕竟撕破了“一贯正确”的假面具,这是苦闷和压抑的。而在此后的邓小平时代,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制度优越性的神话却又破灭了,更严重的是,“六四”的灾难性结局,使得现行体制的前景变得渺茫,随之产生的失败感和恐慌症,令权力阶层不可避免地陷入“抑郁症”。

“六四”之后,中共政权便交替地兼有“狂躁症”和“抑郁症”两种病态,这在精神病学中称为“躁郁症”。掌权者的情绪和行为有如云霄飞车,升起来的时候,不可一世,落下去的时候,惶惶不可终日。

“权力躁郁症”体现在各级党政机构的日常行为之中。比如,周期性的“严打”、“扫黄打非”、“某某宣传周”、“某某执法大行动”、“某某集中整治”、“某某统一清理”等等,“爱国主义”歪解、“民族大义”的偏激、“经济奇迹”的夸张、“伟大复兴”的鼓噪等等,这些都是“狂躁期”的表现。一旦情绪High起来,他们相信根深蒂固的制度弊端可以用运动式的、一阵风式的、杀鸡儆猴式的行动去根除。但是,风头总会过去,“抑郁期”就接着来临,当大张旗鼓的“机构改革”没有见效,或者,当夸夸其谈的“招商引资”未能臻功,或者,当文攻武吓的“统一大业”处于尴尬,权力当局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状况令人压抑,于是,他们的感觉又会变得冷漠和迟钝,创新的雄心和变革的信念化为乌有。如此反复无常的躁郁交错,使政权当局的行为缺乏持续性和一贯性,时而乱作为,时而不作为,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也经常进退失序、冷热失调。

自上而下的官场“人格分裂症”

“六四”的严重政治后果之一是中国政治社会的分裂:暴力镇压使成长中的政治改革势力从体制中剥离,从此,权力当局的政治整合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被急剧削弱。其后,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权力亦市场化,掀起了十余年的瓜分国有资产狂潮、官商合流狂潮和贪污腐败狂潮,国民财富以不可抵挡的趋势流入权势集团的囊中。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进一步将整个中国社会完全撕裂。“改革开放”已经丧失了普遍的号召力,不同的社会阶层已经丧失了共同的改革目标,并倾向于从相互隔阂走向赤裸裸的相互对立。

与此同时,中国的官僚队伍陷入了第三种严重的精神病态——“人格分裂症”。中国的官场已经鲜有具备完整人格的官员,他们普遍地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前后不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白天“三个代表”,晚上吃喝嫖赌,台上大讲廉政,台下大肆贪污,明里正人君子,暗里无耻小人,一边“执政为民”,一边巧取豪夺。整个官场,充满了谎言、伪善和虚荣,个个言不由衷,人人虚情假义。只要进入官场,就必须养成“双重人格”以至“多重人格”,才不至于被淘汰。他们的多重人格频繁转换:摄影机前,慷慨陈辞当公仆,按摩室里,淫声浪语逞风流;会见外宾,操起洋文赞民主,常委碰头,暗箱操作弄机关。他们已经惯于做变色龙和多面人,沦为会做官的机器狗,普遍地、长期地处于人格分裂的危险状态。正因为人格的分裂,他们变得没有人格。

中国官场的“人格分裂症”是传染病和流行病,其流行途径是自内而外、自上而下的。首先,因为现行体制本身是分裂的,不社不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这个制度具有内在不相容的潜能和特征,官场的人格分裂是它的外部表现。其次,因为权力体系的最高层早已经人格分裂,由于核心权威的代际递减,中共第三、第四代核心与毛邓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他们没有毛邓般强悍的权力意志,他们在残酷的权力游戏中必须丧失“局部自我”,并嫁接上“局部他我”,他们必须从党性、派性之中,从“先帝”、元老那里,从善念、恶习之间,锻造别样的人格,以适应多变的政治生态。所以,他们所说的某些话、他们所做的某些事,也许来自于另一个人格,有时候只是在做秀和表演,有时候则需要掩饰和隐瞒,有些事情只说不做,有些事情只做不说。当最高权力核心带上假面具、长出伪面孔,整个权势阶层便跳起了集体假面舞。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中道梗阻、权力异化、诚信缺失、道德沦丧,不过是集体人格分裂症的表征罢了。

(《动向》杂志2004年6月号)(//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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