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2日讯】对于坐牢，仅从道理上讲，我并不特别担心。我自问没有做过什么应该下牢的罪恶。但即使坐牢，我也并不很怕。入狱的心理准备我早就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潜意识中，我不怀疑自己已有一只脚踏在牢门口。如果某一天真的面对牢狱之灾，我也会坦然自若。只是，坐牢能改变什么呢？能解决什么呢？难道坐过牢之后我会放弃“自由主义”，改信“共产党主义”？–摘自杜导斌2003年8月19日文章《我们失去了自由结社的权利》

■杜导斌文章历程概述

1964年，杜导斌（真名杜道宾）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1989年秋季，杜导斌的某些敏感文字在湖北省作协熊召政的家中被安全部门发现，从此杜导斌被列入警察部门的黑名单。1989年～1998年，杜导斌相当消沈，按他自己的话说，基本上是“蒙着脑袋过日子”。在此9年间，他只是以“业余作者”的身份在《中国环境报》发表文章，其余作品也仅仅是发表于《诗歌报》、《诗林》、《芳草》等杂志上的十几首诗。1997年是杜导斌人生的一个转折。他由湖北省应城市环保局进入应城市政府，搞医疗保险改革工作，从此接触政经资讯颇为丰富的《中国改革报》。也是在这一年，他阅读了王小波、钱理群、徐友渔、朱学勤、摩罗、余杰等当代作家学者的作品。

事实上，当时发表作品并不多的杜导斌，却有着的较为庞杂的知识结构。在文学、古文、法律、经济、历史、哲学方面，他都有一定的功底。鲁迅、莎士比亚、艾略特、博尔赫斯、川端康成，乃至《资本论》、《纯粹理性批判》、《行政教程系列》、《论美国的民主》、《美国宪法》、《拿破仑法典》等著作，他都有所涉猎，这些都为他后来的政论写作及强烈的入世精神提供了基础。直到1999年，当地方集资过多过滥时，他已经止不住写出《致市委书记公开信》，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

2000年～2001年秋，杜导斌以大陆网媒为主要写作阵地。2000年，他向《亦凡网》投稿，获得了互联网写作的第一笔稿费：100元人民币。其后，他常出入于《联想网》、《真实天空网》等大陆网媒，并向海外那些影响力并不太大的部分媒体投稿。2001年元旦，他在电视上听到江泽民的元旦献词，极不满意，写下《致江泽民万言书》，要求切实解决城乡税费政策不公正、中央政府对东西部投入不公平等问题。2001年7月，他写出《一文不值–评江泽民七一讲话》，成为大陆第一个公开批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人。2001年10月，因作家摩罗常在《关天茶舍》发表作品，他首次进入《关天茶舍》，而此时他的政论写作已经积累了几十篇，其中以《<南方周末>的大地震与新华社的命根子》、《对<人民日报>的四点质询》为其代表作。

2002年3月10日～2003年11月23日，从杜导斌在海外媒体发表正式文章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其间共历时1年零8个月加13天，这是他正式的“文章发表生涯”。而他的“文章写作生涯”，则是从2002年1月15日正式开始，到2003年10月23日正式结束，其间共历时1年零9个月加8天。2003年10月28日，杜导斌被捕。

■杜导斌的“媒体文章第一篇”

《民主论坛》第一篇：《造个中产阶级给党用》，2002年3月10日发表。该文写作于2002年1月15日，全文共计2495字，《民主论坛》可以说是破例（字数限制）地刊出此文。杜导斌在这篇文章中指明了两点：第一，官方经济学家所倡导的“中产阶级使社会经济稳定论”，实际上是想用拔苗助长的办法，在短期内人为地造出和扩大一个对现政权忠诚的中产阶级，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第二，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成功，不是靠公平比拼，而是靠对自己原来所属的赤贫阶层的加重剥夺，靠一只邪恶的手在背后扶持得来的。

《议报》第一篇：《吉炳轩有双释伽牟尼的手？》，2002年6月24日以“黄喝楼主”笔名发表。该文语言略带黑色幽默，直接挑明对中宣部副部长吉炳轩的反对，尤其指出《中国青年报》在其控制之下已成为典型的“御用工具”的荒谬与无耻。正如杜导斌所言：“这份官报从创办以来，一贯唯共青团中央书记之命是从，到了现在，虽然还挂着‘青年喉舌’的招牌，但全中国到底有几个青年通过或希望通过它来表达自己是个天大的疑问。如今的青年又有几个相信《中国青年报》上连篇累牍的假话、空话、大话？”

2002年8月30日是杜导斌应当记住的一个日子。在此之前，除以上两篇文章之外，他还发表了《论朝鲜难民不该遣返》（《民主论坛》首发，后被《观察》转载）、《保卫个人网站和质疑<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公开信》（《关天茶舍》首发，后被《新世纪》转载）、《法官模范，模范违法》（《北大三角地》首发，后被《议报》转载）、《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资讯产业部的控诉书》（《关天茶舍》首发，后被《观察》转载）、《中共的全面褪色》（《民主论坛》首发）等文章。可是，2002年8月30日，台湾《中央日报》发出报道–《大陆政论作家杜导斌批评中共遭封笔》（后被《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转载）。

该报道所述之事是“《民主论坛》的作者、居住中国大陆湖北省应城市、笔名黄喝楼主”的杜导斌之网路通讯自由遭到封杀，杜导斌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报道引述的杜导斌言辞，如“我不忠诚于中囯共产党的政权，不仅不忠诚，而且坚决反对，强烈反对中囯共产党的一系列歪理邪说”，“资本主义既然被证明是好的，社会主义何必又要坚持？”，“‘三个代表’的问世，终于褪尽了‘无产阶级政党’身上最后残存的一点红色”，“如今的共产党是一个失去了理论家园的丧家犬，它目前唯一可做的事，只是策略上的垂死挣扎，以换取既得利益集团的苟延残喘”，等等，在2002年的中国大陆，这已是相当强烈的公开批判之声。自此以后，杜导斌的首发文章进入了《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北京之春》和《观察》。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第一篇：《竭泽而渔，内地业主叫苦不叠》，2002年11月27日发表。该文矛头直接指向湖北省应城市的私营经济状况，揭露“征收税费的部门多、名目多”、“税费征管混乱”、“收税收费人员中饱私囊”、“税费奇重”等实际情况，类似于一篇以事实揭露腐败的检举文章。

《北京之春》第一篇：《国家越糟，法网越密》，2003年5月15日发表。该文倍受关注，刚入《北京之春》便成为“封面主题文章”，其矛头直接指向《关于严禁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有害和不实等资讯的公告》，对“上海市互联网有害资讯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协调小组”提出抗议，并且非常大胆地指出：“只要炮制或支援这部法规的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的成员们不是上海市民众所选举，而是由上级御赐钦点和私相授受，上海市人民就有权利从事实上颠覆它，当然也更有权利‘煽动’颠覆它。”

《观察》第一篇：《力挺胡温的，可以休矣》，2003年6月22日发表。该文在海内外对所谓的“胡温新政”一致叫好的大环境之下，极为无情地指出：“胡、江现在的关系，都想极力维持既得利益阶层一统江湖的现状，袭用一句成语就是：二人是一绳上的两蚂蚱。”并从重判杨子立等四人、重判黄琦、非法关押刘荻、关闭《北大三角地》、《世纪中国》、《不寐论坛》、《民主与自由》等有影响的网站等事实出发，对世人发出警示：“挺胡抑江者们必须清醒，现在首先需要防范的不是江大胡小，而是胡江联手残害民主运动。”事实证明，他的警示一语中的。

■杜导斌的“媒体文章最后一篇”

《观察》最后一篇：《胡锦涛肚子里卖的什么药？》，2003年10月14日发表。该文进入《观察》之“今日观察”栏目，档次颇高。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接近尾声之时，杜导斌从《人民日报》、《参考消息》、CCTV-1、《博讯》、《中国新闻网》、《大公报》、《凤凰网》等媒体中找出胡锦涛的某些变化，最后指出：“我们很难说，这些气球不是胡锦涛主导下有意放出的。”对于这个“气球”的态度，他非常不放心，即：必须以“付诸行动”为考核要量，才算数。这是杜导斌对官方一贯的不信任及持续监督。

《议报》最后一篇：《何德普之罪，罪在有罪之人司法》，2003年10月20日发表。该文所指内容几乎就是杜导斌本人所遇到或将遇到的事情，所辩论和反驳的言辞恰恰像是他在为自己辩护–8天之后，在警车、看守所里面，相信这些话都在他的脑海之中。比如，他说：“何德普一案中，何本人并不犯法，倒是秘密警察、检察官、警察三者犯法事实确凿。中国的法官向来是与秘密警察、检察官、警察狼狈为奸的”，“中国的哪条法律赋予法官以威胁取消被告辩护权利的权力？中国的哪条法律赋予法官以秘密审讯的权力？中国的哪条法律赋予法官以不平等对待旁听者的权力？中国的哪条法律赋予法官以禁止被告与家人说话的权力？没有！都没有”，“从何德普一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公、检、法的集体堕落，集体串通犯罪”，等等。此文是杜导斌被捕之前与何德普等异议人士最“感同身受”的精彩文章，它与首发于2003年10月19日和10月21日《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的评论“罗永忠案”的《应该入狱的是审判长曹洪光》、《逮捕罗永忠极其不得人心》异曲同工。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最后一篇：《整顿报刊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2003年10月23日写作，2003年10月28日4时35分发表。正是这一天的下午，杜导斌被捕。此文揭露的是党报党刊尤其是湖北党报党刊借助权力干预，强行发行、搭车摊派的丑闻，这些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农村新报》等。杜导斌在文章最后指出：“压缩党报党刊，根本目的在于预防因媒体过多而出现的舆论失控，用维持核心党报党刊独家垄断地位的办法，来实现更好地操纵新闻舆论的阴谋。”这可以说既是对所谓“胡温新政”整顿报刊杂志的动机揭露，又是对湖北当局拿纳税人的血汗钱争先恐后地献媚争宠的强烈批判。此文可能是完全激怒湖北当局的一个原因。

《开放》最后一篇：《太空烧钱，效益何在？》，2003年10月17日写作，2003年11月1日发表。该文发表时，杜导斌已被捕三天，海内外的抗议之声已经如火如荼，相信《开放》编辑、排版之时，其心情一定颇为沉重。此文毫不客气地指出神舟五号宁可太空烧钱也不愿救助穷人的荒谬，其真实目的在于证明中国领导有方，它是冷战时代军方主政的怪胎，是打肿脸充胖子式的争雄，是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式的争雄。

《民主论坛》最后一篇：《马振川滥施淫威的影响更恶劣》，2003年10月18日写作，2003年11月23日发表。或许此事颇具戏剧性：杜导斌文章的正式发表生涯从《民主论坛》开始，又到《民主论坛》结束。当此文突然闪现于诸位面前之时，我们依稀能够感受到杜导斌对于底层民间弱势群体的那份强烈的责任感。他所坚决反对的是宣布拘捕叶国强、张理积两名天安门自焚者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和副局长于泓源，揭露其三点“司马昭之心”：一是杀一儆百，企图靠严刑峻法维护专制秩序；二是借严厉惩办来发泄自己因自杀者而尴尬甚或仕途蒙上阴影的愤怒；三是借拿自杀者立威来讨主子欢心。

■杜导斌的“颠峰之作”
关于互联网：《保卫个人网站和质疑<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公开信》（2002年7月26日发起）、《对严重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资讯产业部的控诉书》（2002年8月17日发起）。两者均由陈永苗、杜导斌发起，控诉《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资讯产业部侵犯公民权利，超越职权，粗暴践踏国际法中有关人权的公约。他们借此签名活动，期望促使《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条例》得到修改或限制性的解释，促使非经营性的个人网站不被列入“互联网出版”的概念而实行审批制度，促使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寻求包括建议、抗议、诉讼在内的对《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的修正途径。

关于刘荻案：《关于刘荻案致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公开信》（2003年2月28日发起）、《我们愿陪刘荻坐牢–自愿参加者签名》（2003年9月30日发起）。前者由杜导斌起草，由杜导斌、王怡、刘晓波、任不寐、茉莉等18人发起，敦促人大、政协担负起民意代表的责任，为身陷囹圉的刘荻振臂一呼，并积极督促相关执法部门以法律的名义，早日还刘荻及同案的青年学生李毅斌一个公正，还法治精神一个清白。后者由杜导斌发起，激励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在二十一世纪，良心犯或政治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仁不义，就是践踏人权和法律，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必要起来阻止。我们应用人性化的方式，唤起世界关注刘荻，关注杨建利、李毅斌、黄琦等等所有深陷囹圄的政治犯、良心犯。其实不光是这两封签名公开信，杜导斌还有一篇写于2003年9月27日的《致哈维尔先生的信》，他在信中希望曾经坐过专制政府监狱的哈维尔能够支援援助刘荻的行动，为公开信签名。不过，此文正式公开于《新世纪》时，已是2003年10月31日。

关于香港23条：《紧急呼吁中央政府中止香港23条立法的公开信》（2003年7月3日发起）。此次签名活动由杜导斌、刘晓波等人发起，呼吁中央政府采取果断行动，顺应香港民心，体谅香港民情，紧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考虑23条中引发争议的措辞；呼吁港府当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23条进行讨论作出明确结论以前，中止为23条立法，以促使香港社会早日恢复团结稳定的民主秩序。

关于法轮功：《良心不许我再沉默》（2003年7月26日《议报》发表）。诸多舆论认为，杜导斌之被捕与此文关系重大。在他之前，以明确的、公开的、来自大陆的、同时又颇影响力的抗议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文章极少，我仅发现辽宁政论家郑贻春先生于2003年5月21日接受《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采访时，发出对当局的抗议之声。杜导斌的《良心不许我再沉默》一文，从他接触的一位与政法部门的“610办公室”直接对口、主管法轮功的国企副经理谈起，再从他非常信任的《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网站中寻觅资料，找出“610办公室”在北京、辽宁、江苏等地杀人如麻的各类案例，最后“仿佛一梦醒来，突然目睹他们的悲惨境况，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邪恶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还在继续扩大，我感到震惊，心中升起俄底甫斯式的自责”。在此文末尾，他向大陆的知识界和网民们呼吁：“中国善良的还缄默着的人们，你们醒醒吧，就在你们保持缄默时，纳粹的幽灵回来了，占据了我们的国家政权，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残杀你们的同胞！该出手了！该救救他们了！用你们的声音支援那些和我们拥有同等国民权利的不幸的人们吧！向那个巨大的怪兽勇敢地说出‘不’字吧，冤狱已经到了必须结束的时候。”

■杜导斌的其他文章兼总结

据我搜集整理，近年来杜导斌在大陆网媒、海外网媒、刊物的亲笔作品共计198篇，大略70万字，是一位元颇为高产且具有网路号召力的政论作家。他对此的评价是：“我个人认为，我的出名，主要是因为我的写作，一种民间的、底层的思考，楔入了精神话语圈。其次才是签名将这种影响扩大。”如今又因其被捕，www.google.com输入“杜导斌”三字便有25700项查询结果。不过，身为体制内人士，他被捕之前所受到的政治压力却不能被我们忽略，这里略说几项：

2003年2月28日，杜导斌写出《就海外对<公开信>的谣言作些澄清》。文中说：“我的硬碟上多次出现异象，文件夹里的文件像长了脚，无端地到处乱跑，打开有的文件时，随机音箱里偶尔会发出电话铃声。就在我正准备把给王怡的回信存入‘信件文件夹’时，忽然发现该文件夹不冀而飞，C盘D盘全找不着。”

2003年5月13日，杜导斌向他的朋友们写出一封非公开信–《迫不得已的谢幕》。信中表示：自5月13日起，他将被迫“遵守合同”不在海外发表一个字。一直到6月4日那天，他将此信公开。在此之前，他确实有22天没有给海外媒体投过稿。

2003年7月23日和7月28日，杜导斌当地的党委和国安局两次接触他，以“给予机会”、“善意”为警告：不要再在“反动刊物”发表文章（见《我的文稿为何多在海外发表？–与某国安局和某党委商榷》，2003年8月4日《民主论坛》发表）。

即便在此等恶劣的环境中，2003年8月6日，杜导斌也仍然写出了《向杨建利博士捐款的委托书》（见2003年10月6日《议报》）。文中说：“我委托张伟国先生从我在《议报》应得的稿酬中拿出200美元捐给傅湘女士（杨建利之妻），如果《议报》的稿费不够这么多，就从我其他的稿费中补上不足部分。”

2003年8月10日左右，杜导斌从湖北省武汉市“89网友聚会”回家后得知：在此期间，为了警告杜导斌不准参与网友聚会这样的活动和在海外媒体发表文章的行为，当地国安局对其妻夏春蓉威逼利诱，其中让她担心的一项就是要让杜导斌下岗（见《“反动派”与“反对派”》，2003年8月19日《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发表）。

2003年8月23日，正当杜导斌准备带其子杜文玉到北京旅行时，他遭到当地国安局绑架。当局要求他与海外网站斩断一切关系，并且要他承诺在10月1日之前不得离开湖北省应城市蒲阳区。非常明确地说，杜导斌的往来电话此时已被人窃听，发表自由、旅行自由、行动自由被强行中止或限制。自此日起，杜导斌一直被软禁（见《悲哀，淹没了无奈和愤怒–二十三日遭国安绑架的记实和抗议》，2003年9月6日《民主论坛》发表）。

马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2003年9月30日～2003年10月23日，在此23天之内，杜导斌向海外媒体连续写出了15篇文章，平均每三天写两篇文章。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已经完全预见到了他将被捕，他的文章在此23天之内充满了一股“时间已经不多了，要狠狠地写”的意味。在这15篇文章之中：他欣喜地看到了2003年中国民间出现的公民维权努力；他教育他的孩子如何用钱；他向古巴持不同政见者致敬；他责问江泽民是“继续挥舞螳臂，或识趣让路”；他继续怀疑“胡温新政”；他大骂贪官李真到死的时候仍然没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凶手；他嘲讽神舟五号的民族主义大狂欢；他痛斥当局枉判何德普、罗永忠；他反对镇压弱势群体的马振川、于泓源之流；他抗议当局封锁google和hotmail。直到写最后两篇文章之时，他一是想念对他帮助甚大的《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二是矛头直指湖北当局的舆论控制。此时的杜导斌仿佛已经“豁出去了”，同时又好像还有一点未交代完的事情，比如他的孩子、他的同道、他的朋友。

然而，2003年10月23日～2003年10月28日，杜导斌为什么一字不写？这是个莫大的悬念。按投稿经验来讲，他此时完全可以再向《观察》投稿，并寄文章给《北京之春》、《动向》供11月15日录用。他在这5天里面究竟干了些什么？若换成我，我必定会整理我即将被捕之前的所有文章、图片、资料及法律委托书，将之传送给部分挚友。他显然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或者有一部分必须做的，在那之前已经做了（如法律委托书）。以我对杜导斌性格的判断，在此5天之内他一定无比沉着，他一定能够预见到被捕之时不在明日便在后天。他甚至可能压根儿就没有“不甘心”的想法，心里面觉得该做的也做了，该写的也写了，文章也有那麽多了，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已经足够尽力了……那麽就来吧，“我等着你们，刽子手”。

转载《议报》151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