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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的性质
先界定性质—-事物之所以为事物者为其性质。通常我们总是讲现象和本质，何为现象？现象就是事物能够剌激感官，引起经验感知的那些要素，因而现象是性质的表现形态，受性质规定。二者不能分割，现象与性质是永恒的统一。
“六、四”是历史事件，研究它的性质就是追问：
1、做为中国和人类史上的重大事变，它的原因是什么？它所以发生的必然性是什么？
2、“六、四”的发生是由什么力量所推动？反映的是个什么进程？
3、这一历史事进程所折射出的中国社会矛盾的本质是什么？
4、从这一事态的覆盖面出发，它揭露的又是什么？

“六、四”的直接导火索是胡跃邦先生逝世；但那激荡着整个民族的情绪早就在集结、涌动；做为整个民族的情绪它是自然自发的，由一些还模糊着的新的观念所酵发，虽然还不是很清楚它所要的是什么，但由它种变的实际要求早就进入社会，顽强地、不可抑止地成熟着、表现屠，正迫切寻求观念的概括，正在走向理念的明朗。这种正聚集着的理性暗流的每一前进都受到社会正统力量的阻挠、压制；潜流正走向爆发。由“七九”民主墙所开启的自由主义向往，经历了八六学潮的冶练，成为民主大潮的前期准备。中国民间的虽还模糊但却充满活力的自由主义要求已成不挡之势，大有摧枯拉朽，不完成理念的塑造，不完成使命决不收兵的架势—-个人生命独立的价值是非要走进社会，并普遍为社会的一般观念不可。自由主义价值的萌动与腐朽的共产主义束缚几经交量，已剑拔弩张风满楼。大战的形势早就奠定！八九民运之不能避免早是定局，其进程的轮廓、阵营的分野也先予划定。只在等待时机，在寻找进入社会的路径。

这种还不是很成熟的自由主义要求借胡公的逝世获得了渲泄—-这关系当然不是必然，若这时出现的是另一事件，只要它的覆盖面被及中国，就是新观念爆发的条件：社会进程演变的方向是必然的，由社会的内在矛盾所决定；但事态的外部面貌并不必然，这里除了历史进程的前进方向，成熟程度，还需耍杰出领袖的应运而生，以及正确理论的概括；除此还要求偶发事件适时而至—-只有在历史的必然走势撞到一个盖面广大的事件上，事变才能发生。胡公在平反冤假错案、在为社会寻找合法性，在八六学运中给国人留下的怀念，使他的去世适好成了新观念燃爆的导火索—-悲壮史诗终于揭开序幕！

这悲壮史诗到底属于一场什么斗争呢？笔者认为：它是一次抗挣；并且仅仅是抗挣！
这由它的“反官倒、反腐败”的旗帜所自呈：有明确的诉求，这一诉求应表达为：
对普遍蔓延着的社会腐败所导致的文化沦丧表现出的紧迫的责任冲动。这使它区别于“七九”，因“七九”没有诉求，不是抗挣，是被统治所边缘化了的社会底层对共同社会责任的自觉承担，是被共产神话所抛弃了的民众攀蹬为社会力量的证明，它对统治了三十多年的社会原则的可靠性表示出怀疑，虽然还很幼稚，但它是一次人类理性的能动批判，是一次觉醒，一次启蒙，是一次实际理性的清理尝试，一次致知！八九民运并不含求解知要求，它拥抱实际目标，承担史命，其性质就不包含理性澄明，而只能是一次正义抗挣！
酿成八九民运的（虽还模糊）价值理念是什么？
它是—-既然在自然那里人人都为同质，社会公平就是当然！不再迷信什么组织，什么党，要用自己的力量主宰自己的命运。生命既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舍生命之本去符就一个虚无的幻相呢？

这些年涌动在历次学潮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里的都是—-“生命是我的，当然应自己主宰，个人尊严不能再有让渡”这样一种朦胧的普世价值，只是每一次斗争都有具体的内容罢了。不能说这样一种普遍的觉悟是由“改革开放”所造就，早在七三年就有了李一哲大字报，有了徐水良的活动，有了陈尔晋的《特权论》，有了北岛的小说《波动》和他的无法按捺的生命独立性的诗作……各地涌现出的以个人友谊为纽带的文化沙垄……证明自由主义理念不是由改革开放带来。
“因我们是人，所以才要主宰自己”—-它直接发生于生命的孕育，又由共产理念内在矛盾的作用所唤醒。

自我尊严的感知直接出自“我们是人”。
只是人的能动能力能经验这种向往却不能经验到向往的动源。因为，人的“是人”是个先验事实，不经反观进入不到视野，却不是不能直接催生出对个人尊严的体验。—-自由主义价值天然地就在我们生命中，或者说就是生命性。—-徐水良的“新人本主义”概念倒是最贴切的表达，但应去掉“新”字。
八九民运必然发生，它真正的根据是—-性的不能抗拒性！任何事物的形态能不是它的性质的表现吗？

说酿成八九民运的社会矛盾是官倒，腐败；或说是中囯共产党与中国民众的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矛盾；或制度内部的矛盾；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其实这都只是现象直观。这个矛盾的本质应表达为：
反人性的社会价值与人性的矛盾！

当共产主义被从信仰的高堂按置为一种实际的制度以来，就从来没有平静过，它所到之处始终受到它所要驾驭的人的反抗：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凡姓共的国家，人民的反暴斗争此起彼伏，不曾间断过。可见抗挣的动力来自人的天然，这里没有哪国，哪族的区别，只要是人，共产主义的那些经典就和你的天然拥有相背驰，是你的天然之性的天敌。共产主义不是不适合你的生存，他的、我的生存；不是不适合中国人的生存，苏联人的生存；也不适合东德、罗马尼亚、朝鲜……任何人的生存。
原因是：就因人是先验的事实，而“共产”只是加给经验能力的原则。

人来世的那一刻，就从造物主那里领授了生存所必需的原则。社会的责任只是发现和完善这些原则，由发现而做出与它相符的，适应人的存在的价值体系，社会不能对人做另行塑造。

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不问自然对人的授予，而企图对人做—-另行塑造。
共产主义做为理性的原则是要人们用理性，通过选择脱离开本性，去服从来自它号召的高度统一，当然必陷入与自然必然律的矛盾对抗。

试问：本性若可逆转还叫做本性吗？

本性的表现就是对共产理念的冲击，走向对共产主义反人性的证明，直到否定。
因此说：中国社会内在矛盾是：反人性的社会价值观对人性的反叛。
需要说清的是：这种冲突不是中国人，是全人类所不能接受的。八九民运的根据就是：违反人性的共产实践与人性的对抗决战。

我们还可以预言说：这种抗挣不在全世界埋葬共产主义是不会停止的。
因此说“六、四”抗挣的动力直接来自人的生命性，而不是某些理性原则。
“六、四”既不应简单化为“学运”，也不能说是“知识份子”的先觉；在“六、四”之后“精英”一词尘嚣尘上，其实是一种小家子气的浮躁，在这里逆着许多名人喊一句：中国是全国同胞的中国，中国文化哺乳的是它的每一个子民；“六、四”是中国人民总体的成熟、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欺凌的抵抗；“六、四”不是少数精英的作品；
“六、四”没有贵族。
（我希望这样一种呐喊能发生剌激，并在我们今后抗争中有所体现，请不要再在活动中使用具有范围限制性的辞汇，像“xx名知识份子发起……某活动”，“我们精英阶层……”，这不是在无形中就排斥了其他人吗？）

二、悲壮的人类史诗
我们看到摇摇欲坠的共产党政权只摇摇却欲而不坠，基于这个事实就有许多不能算作健康的情绪：委屈、牢骚、悲观、愤世、抱怒……像：民主斗士已被遗忘；责怪国人麻木不仁；谴责民族患了记忆遗忘症……还有互相的不负责任的攻讦等等，都不是健康的情绪。形成这种情绪的原因是眼界不够开阔，是不注重读书。如果你洞察到“持不同政见”是个引进辞汇，是苏联当局对反对派的贬指，你就得理解是“共产”这个纯粹知识与人的纯粹性质发生的对抗，在这里只是纯粹意义的人，不是哪国哪族的人，你就会把我们八九年的民主抗争理解成：挣扎在共产暴政下的生灵向“人类大家庭回归”进程中的一翼，是埋葬共产主义的人民战争中的一环，是焰遍“共产主义地盘”的凶凶烈火中的一个战场，那就得不出“六、四”失败的结论。

试想，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此波澜壮阔、如此清醒的反暴画面可曾有过？整个世界的震动与振奋可曾有过？你就能感觉到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它必将改变世界态势格局满怀信心，必将代表人类凝练出新价值根据充满乐观。事实正是这样：中国域内的“六、四”召唤着、鼓舞着整个共产势力下的人民的反共大合唱，正是它的凶猛来势，它的瀑雨急风，它的势不可挡告诫了人类理性应做整体反思，可以这样说“六、四”已把东欧诸国领导人的脑瓜敲得懵头转向，不能应付，正是在“六、四”对人类心灵的这种震撼中，完成了对共产世界理性的重创，造成了时势上的措手不及，为最初数国向人类价值的回归开了一线希望的缝隙，创造了机遇。

我想，当时的世界理性并没有对共产崩溃的预见，共产阵营也没有一夜瓦解的心理准备。所以说“六、四”没有失败，而是引发了整个共产主义神话的破灭。
“六、四”的丰功伟绩是载在世界史册上，不是用内政的眼光能看到的。你不跳出一国的狭隘限制，不采用客观世界中只有同质的人，这个一览再也无余的立场，是看不到它的伟大意义的。
在这里我要说：发生在八九年的中国“六、四”，用共产主义运动的完整史眼光来考量—-
其作用和地位相当于共产主义还处在攻势时期的1917年10月那声炮响，它划开了共产主义攻城掠地史的新时期，是从纸上谈兵时代进入实际实践的里程碑；
“六、四”则是共产主义运动上升与崩溃的分水岭，“六、四”是共产主义被推向审判台的里程碑，其划时代的贡献是：宣布了共产主义非法和必然灭亡！

“六、四”从人类理性的角度上召唤人们重新审视我们对智慧的运用；“六、四”宣布了人首先属于类，而后才属于它的国，它的族；全类一家，全人类共一价值依据，从此成为不能动摇的标准，人对自己的资格—-权利的不可让渡越来越迫切，越普遍，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歌唱。……
基于以上，怎么能说中国人民没有骨气，中国人遗忘，中国人胸怀不博大，当代中国的人没有良知呢？怎么能说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已被训化，已经僵死，怎么能说英烈们的忠骨热血白流了呢？……

江贼说共产党的官员们都做好了共产垮台的准备，说不定那天早上醒来已经发生了政治巨变；胡仔说官逼民反，民为生存而反；朱大炮则说就缺陈胜吴广了……不就是我们同胞坚持斗争的证明吗？中国每天都发生许多政治性抗争，重大的暴动都天天爆发……天安门广场的自杀……你看看老英雄蒋彦永、吕加平、丁子霜……你看中共内部的朱泽厚老；你看看上海义士郑思宠……你听听民众在宝马、黄静案上所表达出的吼声……你看看大侠王炳章刚刚昂首进地狱，后跟着杨建立笑脸迎炼狱……；你看看北京四青年言犹在耳，又有何德普义无反顾地偏向虎山行；你听听监牢王金波以他微弱仅存的生命所发出的振耳欲溃的抗议……又有杜导斌许身保国为自由而透出对豺狼的不屑蔑视；江贼狼牙棒舞瓜张牙淫威阵阵发，小胡仔胸无竹影让步虎狼凄凄阴风寒气正步步逼近，就有咱们刚刚走出铁门电网的天上来水（杨天水）又挺胸撞高墙……还有些什么怒气不能抛弃？还有些什么得失值得留恋？……怎么能说我们的民族记忆健忘？怎么能说我们的人民沉默？怎么能评价中国人的人性麻木不仁？我们必须理解历史的进程不是掐指头数日子，在那样一场空前的野蛮屠杀过后，要再次造成那种山摇地动的阵势，就不是能动的组织所可凑效，埋葬共产最后一役的组织权可能要靠了分散反抗事件的频率与密度来做组织准备的完成。

再说，个人对民主的追求是自由的选择，是一种个人的道德向往，不存在对任何人的附加，一去不复返的壮士并不计较有无敬仰目光来送行。既选择了以对邪恶的鞭挞为己任就得有勇气承担孤独与寂寞，担起穷苦！就是沦为乞讨，也是个自由的精灵，也有对自由的享受，有那份来自心底的向往，那种不屈的高傲，也足够乐透心头！

我们，同为对自由的向往，对人格尊严的要求，同受共产暴政肆虐的人们，达赖大师为代表的藏族同胞，不屈不挠的抗争着的新疆维族同胞，蒙族同胞，还有我们的台湾同胞，港粤同胞，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结成一个共同的反暴灭共的广泛团队？为什么不把我们各自诉求的成功可能建立在打倒我们共同的天敌—-共产党这个目标之上呢？是不是也有这种尝试的可行性？

三、（待续）让我们并起肩，挽起手，人权才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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