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致中国政府的公开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吴邦国先生：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先生：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过去了整整十五年，尽管你们领导的中国政府企图强行将“六四”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藉以逃脱当年犯下罪责。然而，十五来，中国的黎民百姓并没有忘却那曾经震惊世界的历史惨案。丁子霖、张先铃等“六四”死难者家属不畏强暴，坚持抗争，为亲人讨回公道；赵紫阳、鲍彤、李锐等一批中共高层人士不改当年反对镇压的立场；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冒着坐牢的风险，继承“六四”先烈的火种，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前赴后继。事实证明“六四”的记忆是抹不去的，“六四”的罪责也是逃不脱的。

　　1926年，北洋政府在北京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当时执政的段祺瑞卫队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就此惨案连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被讥为“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为，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然而，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与“三一八”相比“六四”更为惨烈，死伤者更多；与北洋军阀政府相比，号称“人民政府”中共政权更为残酷。十五年来“邓核心、江核心”坚持把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并且刻意设置“六四禁区”，丝毫没有对该事件的反省和忏悔；对死难者家属的安抚；对凶手的惩罚。人性、良知、责任被肢解，国家暴力和言论禁锢，令“六四”真相至今被掩盖在出自官方的谎言之下。

　　从二个历史事件，二个政府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可见，当今的执政者比80年前的军阀政权更缺乏人性、良知、和社会责任。十五年来，当年的主要肇事者已相继作古，成为永远的历史罪人，而新一代中共领导却仍然坚持对“六四”事件的错误定性，继续用暴力和谎言来维持其统治，错失了化解中国政治危机，开拓政治文明的大好机会。

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然而，在繁荣的表面下，官商勾结、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事件，比比皆是。二万多处级以上官员被捕入狱，3000多高官携巨款外逃。Sars疾情蔓延全国，殃及世界，假政绩、假奶粉、假酒、假药……。在公权力的参与和维护下，“假”成为官员升官和商人发财载体，假充斥着社会的每个角落，而产生这一切的祸首是－－－假政治。

　　保护基本人权和私有财产被写入了宪法，而公民仍然遭受非法关押，私有房屋被野蛮拆除，土地庄稼被政府部门强占和破坏。国家公权力，成为各级政府官员手中的私物，任意挥霍滥用。口号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人民对“三个代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政治宣传，更加麻木，政府的公信力，空前低落。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还政于民，从“官本位”的政治格局中走出来，重建“民本位”的立法体系和现代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唯一途径。

我们呼吁，中共新一届领导核心，再度拿出处理萨斯危机的果断，着手对中国的政治现状实施有效的改革，并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进行。

（一） 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揭开六四真相，严惩凶手，抚恤受害者家属，以摆脱长达十五年的梦魇，以换取人民对政府的宽容。

（二） 切实保障思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用全社会的力量用来监督公权力的行使，以防止腐败泛滥 ，国家财富急速流失。

（三） 扩大人民的参政、议政权利，改革现行的选举制度，开放民众对人大代表和地方首长的直接选举。一个“由民而生”的政权才可能“为民而行”，才具有真正的公信力，和“执政为民”的原始活力。

（四） 数十年来立法、行政、司法围绕着党的利益运行，公众的社会行为标准受党的意志所左右。在许多地方，司法公权力沦为政府官员发泄私愤和惩治异己的工具。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司法制度，确立宪法的权威性，撤销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法委员会”，保障司法独立和公平，已经刻不容缓。权力由党而赐，执政岂能为民以党代法，祸国泱民！

经济的繁荣，并不意味人性、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更无法抵消曾经犯下的罪责，试问，面对成百上千的“六四”亡灵，至今得不到昭雪，受害者家属苦不堪言，执政当局人性何在面对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拆迁户和无地可耕的农民，面对几百万的下岗工人，各级大小地方官僚视而不见，良知何在？面对大量的国家财富流入私囊，政府却迟迟拿不出有效的整治方法，执政者的社会责任感何在？

我们期待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能够正视中国的政治现状，顺应世界的民主潮流，用你们的智慧和魄力、，为中华民族开拓一个新的时代，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富强和繁荣，尽心、尽力、尽责。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日本分部
中国民主党日本分部
中国社会民主党日本分部　

二○○四年六月四日于东京(//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