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2日讯】1990年1月完成于秦城监狱204楼·呈交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任畹町文集》缺编 ）

引语：

1989年6月，在秦城监狱204号楼一层的7号大监室，我认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大家围坐一起，交流案情，相谈甚欢，似有英雄相遇、所见略同、识见恨晚之慨。

同学们对我似有所闻并非陌生，报纸和广播不时出现对我的点名批判，是因为“和平改革八位一体·全民参与四步行动·四元目标再造宪政”的“八四纲领”所传播，我乘机宣讲民主墙和“八位一体”。

一阵兴奋过后，我开始起草这篇辩护词，我希望以此表明，89民运不是我个人的案件。

闷热的天气，室内的谈笑，使人难以构思，晚间无法按时作息，次日精神不佳，几次拿起笔，又几次放下，只好去学点英语。我计算，如果半年内外起诉，所剩时日不多了。我很清楚，将来走上法庭的是我而不是在座的学生们，从现在就要准备辩护，我十分焦虑。

幼稚的同学们不懂，学潮和民运，为什么要由少数人代大家受过？为了削弱、损害我的影响和威信，狱方乘机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和疑云。

十几年后的今天，如果有人能看到这篇辩护，就能充分理解1989年我在狱中的运思、焦虑和苦衷了──我在为同学们，为自己，为整个事件辩护！我对狱友朗诵辩护词，听讲者击节叫好。最后一句是：“行动吧！去呐喊！让世界再来认识我们。”

当我得知起诉延期时，我把文本呈交给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起草法庭辩护，最后定题为“《89民主改革与主权在民──驳反革命煽动罪》”。

90年冬，大部学生具结悔过，释放回家，我和青年艺术剧院的董翔、王丹、理工大陈卫、清华张铭、政法大王志新等几十人，从204转到210楼的小号监室，过起了新的囹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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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六月是一个阴晦而严峻年代的开端。

世界最大的广场上空曾经高扬过自由民主主义的红旗。几十年来，被我国人民初次体验到真正做主，熠熠生辉的盛大的四月和五月已经飞逝而去。

然而，在科学与人民革命运动的编年史上却永久地铭刻着民主墙时代的丰碑。

这个时代已经结束在它的巅峰上──伟大的1989──历史不会忘记。

以民主墙运动为发端，历经‘86学潮‘与‘89’风暴的圣战洗礼，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运动迈过了整整十个年头（1978─1989）。

只有英国人民宪章运动（1838─1848）和德国狂飙运动（1770─1785）才配得与它相比美。

这个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旷日持久地无产者人民群众同新生中小资产者共同参与争取民主社会和文化解放，反对农业集权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运动。这是一次全面、光荣、连续地民主进步过程，是理性的沿法律边缘的非暴力反抗，是真理与正义之举。

10年来这个运动的客观历史任务是，要求在我国扫除封建垄断和激进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及思想文化屏障，为新社会主义也为新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开拓寻求前进的道路，为民族出路，为政治解放与未来多元社会的到来创造前提和准备基础。

10年民主改革是历史和人民的自由选择而非外来的干予。

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由于89运动的失败与国际社会的制裁而被迫中止。

89风暴是一次具有国际意义的大事件，它的政治领先作用与世界历史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89事变并不是象“社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简称）那样简单指控的“意在推翻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的运动”，更不是一次能同中共直接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的“动乱”与“反革命”暴乱，而是我国人民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的浪漫尝试以及这一运动的持续高涨和终结。

89民主运动的客观现实与实践本身比任何“推翻一个政府需要经过”的“论证”都要丰富、雄辩和精彩的多！

从89整个社会改革事件中可以找到包括“推翻一个政府”，所需要的科学的满意的一切答案。 面对一部10年人民运动的改革史，面对一个历尽8个星期亿万人民参与的中国巨大的社会政治洪潮，“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作者奢谈什么“推翻一个政府是需要经过论证的”，这种书呆子话！活一名旧事物的辩护士。

那么就请去读一下“费尔巴哈论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吧！再睁眼看一看

蕴涵着历史大气概大跨度的89大事变，学做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吧！　89风暴的论敌们完全低估了在40年（从反右开始）坎坷历程中百炼成钢，从10年民主之光的圣火洗礼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改造党人的理论水准与社会民主主义教养。

历史不是平坦的罗马大街，亦非笔直的秦皇御道。

1917──1989，两大体系并存对峙。资本在全球占支配统治地位。从苏维埃到中国的所有社会主义领地内所建立的，不过是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两重社会。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规定指出的客观历史内容，而非简单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所不同的只是社会主义有时被提到首位，资本主义有时被提到首位，无论有多少面社会主义的红旗都无法掩盖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重矛盾和两重本质。

89事件是客观的我国历史要求突破半社会主义半封建主义剧烈冲突的外壳，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剧烈冲突的外壳，为求取新的态势和平衡，其结果，不是倾斜到新资本主义新路上去，就是倾斜到农业社会主义的旧路上去．

前者导向进步，而后者导向退步。对于共产党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历史是亲切的，也是冷酷的。

１０年来，我国人民运动在民主与社会主义领域内出现的一贯地改造渴求及其实践，完全是我国半农业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也是半农业社会半工业社会矛盾冲突的外部表现。

这就是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它所处的历史时代。懂得这一点，那些卫道的文人们就不会发出是“政治精英们将西方民主制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种种无知腔调。

历史从来没有向今天这样嘲弄着全球的社会主义，它遇到了早期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斗争时的情景。

当社会主义的集权统治阶级在同国际垄断资本竟斗得难分难解时，各国的工人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在后院普遍点燃了火炬。前一个较量尚未获得结果，后一个敌人便接踵而至。

中国风咋起，民主雄风重抖擞。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纪念民主墙运动10周年的中国风又一次吹沸了世界的心，它拨响了一切有良知的正义者的心弦。

1989年3月，海内外数万炎黄子孙、国际名人声威浩大的联名呼吁当局纠正民主墙案件，赦免释放民主墙人的浪潮，演成了89风暴的前奏和序曲。

胡耀邦的去世不过是民主墙和86学潮错案这两大火药桶的引信，迟早是要爆炸的。

这个总书记因而也成为与这两大公案有牵连的悲剧人物。

中国民主改革的暴风骤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了苏维埃在内的全部东欧大陆，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89中国风率领东欧新潮流，中国花开出了欧洲果。历史第二次将中国同欧洲紧紧地写在一起。

然而，中国却又一次陷入了一个历史大深坑。

历史之反动以历史之正动为补偿，历史之正动以历史之反动为代价。

无论白鹰如何在波兰共和国的国徽上重新戴上了王冠，无论“社会主义”的国名如何在罗马尼亚宪法上被一笔抹掉，无论匈牙利工人党如何分裂出一个社会党，无论捷克斯洛伐克的权力宝座上如何登上了“七七宪章”派，无论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如何讨论过取消共产党一党领导……无论是革命，还是复辟，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如此的确凿无疑，如此的动人心魄。

代代有进步，时时有迂回，迂回正如前进那样不可避免，势所必然，正如那弓与弦的统一。

象征着革命与复辟的弓与弦，谁能保证说，弓一定代表革命，弦必然意味着复辟！

10年开放是我国农业社会主义的解体 、剥离与新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1989年仅仅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融合与搏斗的开始。

当有人津津乐道中苏两国多年来的历史成就时，恰恰忽视了如下的事实和结论。

英国社会现代化历时183年（1649—1832）美国89年（1776—1865），那破仑时代的欧洲13国平均73年，一次大战后有21国的现代化，平均用时29年（美·亨亭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后人在前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化速度大大加快，

二次大战后的情况就更加明显，几乎全部是私有制的成就。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程的苏维埃，不过是雄据世界军事强国的交椅而已。这不是苏联人民的炫耀和福祉，反而是苏联人民受尽剥夺的最好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无非是这种路子。

89风暴昭告世界，中国人民并不希罕农业社会主义高压昏暗政治下的强取豪夺，勇敢地追求着民主权利和抵制着政治压制。

我在1979年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撰写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与改革》中，在区别“社会主义“的绣花套鞋同农业社会主义的生活实际时，证明了我国早期的农业，工商业的所谓社会主义和平改造不过是农民阶级的政纲要求和政治理想，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早产儿和怪胎。

其特征是：专制性、空想性、垄断性、反动性、落后性。其生产的代表形态是生产资料的简单集中和对其它阶级进行剥夺，是占有形式的简单变更而非生产内涵的渐进演变。

人民公社是国家农奴制的集体小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是封建性垄断和封建自给的国营工业占有制。

我国社会并非旧有意义上的小农业社会主义，而是以人民公社制为基础的大农业社会主义。

全国是一个大公社，是国家农奴制同原始村社的结合体。其政治文化形态是专制的大农业家长制，文革中复辟为地道的假共和君主专制、军政府独裁和集权官僚帝国。

其政党形态是农民无产者同农民小资产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主义激进党。其军事形态是农业社会军国主义。

参照马克思或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的概念范畴，上述我国社会的要件描述是无可争辩的。农业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这并非今日中国的罪过，今天不可为昨天负责。然而，今天却是昨天的镜子。

不管大地是否能够接受，上帝和马克思，释迦牟尼和毛泽东极尽风情，浪漫地向人间撒播着自由与平等的精灵。

89事件是执政党无力辩察民主潮流又无力驾驭这一潮流的活证据，辩护士们还在极力进行着“中共能够领导中国事务”的鼓吹。唯心主义是一切执政党的通病。

从民主墙到89风暴的我国社会改造党人，为推进民族复兴和祖国进步谱写了血泪篇章。

历史唯物主义通往民主主义没有过时，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伟力，是历史进步活动的破冰船和清道夫。

但是，在一个政治等级占支配地位的国家，人民是没有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可言的，宪法是绝对虚伪的。共产党已经沦为既得利益的宗派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尔虞我诈。在外部普遍顽固地排斥一切有思想有报国志向的中青才俊。然而，人民的伟力却一再得到顽强地展现。

我国的经济社会现实没有超越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学范畴，无论是马克思、凯格斯、后凯恩斯、新古典派、古典派。

10年来，我国社会从占统治地位的空想社会主义亦即反动农业社会主义演变为农业社会主义同新资本主义的矛盾统一体，应称之为农业社会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辩证法的合理逻辑。我国社会将长期在这一矛盾斗争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起伏发展。

共产党正在演变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

将我国经济打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印章，将大大小小的新生资产者打上“社会主义企业家“的印章不过是对马列的修正或者说是“创新”。但是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种东西──资本。

辩护士们对我国的新资本主义现实毫无基本的知识和理解，却奢谈“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陈词烂调。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重建资本主义”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正是“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补资本主义的一课！

辩护士们自己不懂政经，却要反过来欺骗人民。

10年来，我国当局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打得火热，在“和平演变”中建立起一个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却反而凶恶地将“和平演变”“推翻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这盆污水倾泼到89事件头上，倾泼到中国人民头上，难怪国际社会要制裁它。一是没良心，二是倒打一耙。它越是富足，越是国力强大，岂不是对人民越是横暴？

“封建社会主义”“法西斯社会主义”“假马列主义”是经过1976年四五运动被提上思考日程上来的。这是10年文革的锻造成果。

民主墙则形成并产生了“农业社会主义批判与改革”的思想果实，将反动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提上思考日程并整理成文。

10年前的我国社会改造党人需要一个更深刻的思想去解释现实社会主义的千种矛盾和万种是非。当马列主义的革命术异化为统治术之后，它在为政者的手中日益变得保守、狰狞和可恶。为政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死去。人民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自由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是我们批判现实社会专制性的尖锐武器。它来源于传统自由民主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样是我们批判反动农业社会主义的锐利武器。

马列主义对批判农业社会主义和农民政党比传统自由民主主义更尖锐、更有效、更巧妙。我们可以从马列武库中找到批判现实社会主义，批判农民政党的无数个论点和根据。

从新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是历史正义，从新资本主义进步资本主义方向反对农业社会主义也是历史正义。

恩格斯说过，不到实行国有制的时候去实行国有制，只具有反动的意义和效果。

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与日俱增，农业社会主义遭到了两面夹击陷入岌岌可危之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不仅是限制新生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也是打击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一个省力而又荒谬的借口。

多年来，农业集权社会主义的官僚政治严重脱离人民，行政和参政机器被少数人垄断，规定的公民权利毫无实施保障，特别是86学潮和民主墙两大错案，是我国政法机器滑向反民主反法制的典型例证。

“民主、自由、人权”，农业社会集权主义者们一听到这些口号，自以为抓住了最坏的“资产阶级”把柄，足证他们对这些口号社会意义的无知和为了打击人民。

掌握着巨额国家财富的特权统治阶级反而将出卖劳动力的广大无产者、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指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请问，在中国，还有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科学可言！还有什么人民利益可言！

资产者同样可以有社会主义要求，社会主义者的资产者大有人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逾越。

“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正名为无产阶级民主化。

全国高校学生是89民主运动的前导力量，先头兵团，功不可没。

对于执政党领导的文化革命而言，89民运无疑是群众自发性运动。

自发运动的对应面自然是“官方发动”。文化革命就是官方发动的。

鉴于学生的年龄、知识、阅历等多种条件的限制，这个群体必然也必须受到来自高年级同学、本校教师、外校专家、民运人士的发动和影响，自觉抵制来自上层统治集团的摆弄和干预，而非“学生摆不脱精英的控制”。学生们的思想行为离不开开放10年来民主理念、西方哲学和国内民运的启蒙，大量出版物，校内沙龙、讲座等等。

应当将86学潮、89民运置于民主墙以来，开放以来的10年背景下，才能对“自发性”获得合理解释，89事件不是平地风雷。

说89事件是“自发性”运动，仅仅是比照官方发动的文化革命而言。正确地说89民运是有理论有领导而非自发的。

一是89事件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诉求；二是高校和工人市民的组织联合。哪怕是追求“民主化进程”这种低浅空洞的口号也是一种理论纲领，更不用说提出“政治体制改造”了。哪怕是本校的学生会，更不用说“北高联”“外高联“的大社团联合了。

理论指导和社团联合是区别“自发性“的两大要件。1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民主改革以及民主墙、86学潮，在模式上为这两大要件提供了基础。

沿法律边缘的非暴力反抗一直是这一运动深入人心的宗旨。和平民主秩序是少有的最好秩序。

如果不向城内和广场用兵，流血冲突是难以发生的。

为什么六四之前的和平对峙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而军队、坦克进城同暴力冲突的时间却正好完全吻合？冲突责任在谁？！　

如果说，百姓的拳头是暴力，那么一定要用枪弹去还击吗！为什么不首先使用非枪械手段！手无寸铁的市民是否有能力促使坦克和军队进城并有力量挑起全市规模的武力冲突！　

很显然，军队用兵在前、人民抵抗在后。人民不能为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负责。

每一次动荡使得未来的安定更为真实。动荡之前的安定更为虚假。像89暴风这样的社会政治危机，谁煽得动？谁盖得住？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也。

民主墙错案和86学潮错案，是89链条中最重的两个环节，由此发生了更大的政治题目。

89事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制度化，程序化的重大缺陷已经无力适应现代政治群体的参与，动员与扩大了。

中国当局越是想从东欧事变的历史潮流中作出相反的姿态，就越有可能被纳入这一大潮中去。

中共当局60年代同苏联集团闹翻，80年代同美国集团闹翻，这道明了农业民族保守主义既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格格不入，也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大相径庭的固有逻辑。不过是反“和平演变“的口号代替了“反修防修“的口号而已。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89事件为转折，又一次跌进了一个历史大深坑。

俗话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四项基本原则同人民利益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无论四项基本原则如何正确，恰恰在思想原则的文字规定上将人民利益弃置一旁，这决非偶然。

89事件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同人民利益矛盾尖锐化的结果。“人民主权”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而非资产阶级的专有。

马克思在提到未来民主制时说过：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显然，某一个政党不是国家制度的体现者，就是说，某一个政党的利益和统治原则不能体现国家制度。

只要反观共产党曾经如何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一体的国家体制就足够了。

如果民意机关不能体现国家制度，那么人民将直接通过政治参与的各种权利方式来体现国家制度，正如89事件那样。毫无疑义，国家首先是属于人民的。只有民主宪法才具有合法性，然而还要通过人民来体现。不是人民眼中无宪法，而是宪法本身无力量。

是否在思想原则上而且在治国实践上将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民主墙、86学潮、89民运提供了检验的三大标尺。

只有对人民运动放弃敌视和压迫政策，才能消除内乱。善待这三件事，才是国家稳定的真正基石。

正如物理学曾经被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不断改造过那样，四项基本原则可以改造为五项基本原则。人民利益应当成为首要原则。

不少人都知道列宁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论点。是否还应当加一句，“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马克思是异常坚定的自由的民主主义者，他就是从这里通往社会主义的。然而现实社会主义却步入歧途。

封建性专制性政法首先是防范和打击个人自由的。20世纪的现代中国，为什么不允许独立的政治主张和公开的政治目的？对持不同政见者，当局可以不讨论它，但是法律不应该不保护它。

对持不同政见者，当局可以不使其担任政府公职，但是，强制劳动教养，则是非法的。劳动

教养的这一反动反人道职能，必须废除。

四项基本原则不应成为新的宗教和神学。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面前，共产党没有独家经营、垄断解释的特权！　

我国民主改革运动的10年是民主飞跃发展的10年，是对农业社会主义法制构成严重挑战的10年。这10年，不是空谈什么“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直接选举”、和“多党政制”，而是在实践尝试着这一切。

请看：民主墙、86学潮、81选举、89民运，充分表现了“社会群众政治参与的动员与扩张“，向当局提出了“政治制度化的适应性”“整合、吸收、同化社会群体”等等实践问题。

无数的“自由结社”、“自治组织“、“民办刊物”的政治参与同时向当局提出了“压力团体”和“办报自由”的实践问题。

海内外广泛呼吁赦免、释放民运人士提出了“司法监督”和“民意测验”的实践问题。

无数个提出独立政治主张的持不同政见者，提出了“政治自由”“保护少数”的实践问题。

播发绝食消息，播发对话实况提出了“新闻自由”的实践问题。

89年的示威、集会、静坐、罢工难道不正是在实践上要求“确保人权的基本自由”吗？

还有，召集人大常委会讨论戒严不正是提出“立法监督”的实践问题吗？

军队干政导致流血提出了“军队中立”的实践问题。

海内外华人政党的纷纷成立提出了“多党制”的实践问题。不管还要拖多久……

君不见80年代的中国民主及其实践同西方民主多有雷同，并且在多方面正式提上日程而非沙龙清谈和书生议政的现实吗？

如果“社文”的作者们不是官方唯心主义，怎么会作出这是“将80年代的美国民主照搬到中国来“的翩翩遐想呢？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功罪在于理。世界的博大，文明的精深，在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之外，在四项基本原则和中国大地之外，仍有正义可寻，必有真理还在。

行动吧！去呐喊！让世界再来认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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