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8日讯】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宪政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从欧洲向东亚推进时，会产生怎样一种历史后果？这是史家反复琢磨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前面我们曾谈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而于1916年去世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一方面，在实践上，宪政试验陷入困境，老百姓遭受了局部战乱之苦；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权威与控制力的减弱，由于国门开启，西方思潮涌入，致使该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政治理念大飞跃的时期。

像狂飙降临，中国的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兴起的。

如果仔细分析，事实上，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一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它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是从1915年到1923年掀起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其基本的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

另一个是作为救国运动的“五四”，即1919年5月4日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并火烧赵家楼的事件，直到6月3日上海的总罢市为止。其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可以看出，这两个“五四”虽然不是绝对冲突，但根本精神是很不相同的，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中国的文言文，即过去一直沿用的书面文字。它是由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博士发起的。文言文与人们普通的口头语言很不相同，只有极少数的人一辈子下苦功才能学会，而不会的人根本不能进入上层社会，也无法书面表达自己的思想。胡适的文学革命，首先就要大家用白话文来写作，“我手写我口”。古文的专制从此就被推翻了。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激烈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反对儒家伦理，提倡“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是陈独秀。应当指出，当时提倡的“民主”，主要是指反对等级，反对专制，倡导平等，主张平民主义，带有民粹主义倾向。而当时提倡的“科学”，则是“真理”的代名词，不容怀疑和批评。

新文化运动在文学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鲁迅。他使用天才的白话文创作的小说等精神产品，对中国专制与宗法传统进行了深入骨髓的空前尖锐的抨击，他从过去“仁义道德”的书本中，读出了满篇的“吃人”二字，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四”的另一方面，即民族主义方面，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山东原来德国的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运动的显着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他们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

五四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

西方价值与制度形态向东方推进的另一个重大历史后果，就是导致东方诸国兴起了现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虽然也是现代化的衍生物，但在其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宪政发展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不少时间里，二者的关系的是负面的，民族主义往往抑制了宪政的推进。

就中国来说，“五四”的另一产物，即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五四的自由主义相比，它实际上更深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中国近代的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学生运动传统的发煌。

1919年5月4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凡尔赛和约，竟然把原来德国拥有的山东租界移交给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竟受到如此不公正和屈辱的待遇。消息传到北京，北大及其他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立刻集合在天安门游行示威，要求取消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租界，拒绝和约签字。他们火烧赵家楼，拳打驻日本公使，北京政府逮捕30多名学生，全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于是发展到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杭州、广州、九江和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罢工，商人罢市并抵制日货。在全国强大压力下，6月6日至10日，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去负有责任的官员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职务，并于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一爱国运动的显着特点是，它是由知识分子所发动和领导的。这些人正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受新学校教育或留学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读书人，是清末宪政改革的产物。他们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对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环境有所了解，从而有一种忧患感和民族危机感。他们把富国强兵看作最高的目标，千方百计试图与列强一争高下。他们的心态与行为，极大地强化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

同时，如前所述，当时，在邻居俄国，又发生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权，列宁把该意识形态改写为非西方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很快传入中国，在当时中国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看来，它既是西方传来的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对西方列强的武器，所以非常投合他们的科学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这种反西方的“西化”，支配了相当一批中国知识者。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声音很快就减弱了。这一点，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后遗症。

中国国民革命与南京政府

我们已经指出，在北洋政府时代，特别是袁世凯去世后，由于中央控制力减弱，造成了地方自主力量壮大和文化活泼繁荣的五四时期。但是，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也引起了反弹，导致了全国性的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要求，以及废止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争主权要求。

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挫折。同时，孙又与原来的合作者广东军人陈炯明产生了政见分歧：孙中山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而陈炯明则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强调各省的自治权。于是，孙中山设想的借助南方军人力量以统一中国的战略遭致失败，国民党势单力薄，在这一情势下，孙决定向才诞生不久的苏联求援。因为苏联当时宣称废除俄国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列宁当时的“世界革命论”又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相当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于是，孙先生从1922年起，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合作，凭借苏联的人才、金钱和枪炮，重组国民党。他请苏联的鲍罗廷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并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层组织。孙先生还派遣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在蒋1924年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于与第三国际合作的背景，年轻的中共干部周恩来出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的转向，使国民党染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

而其实在这之前，共产国际就已经派了荷兰人马林来中国，在他的指导下，1921年7月于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会。经由办刊物、开书店、翻译、办研究会、组织工会，以阶级斗争为宗旨，成了一个“行动的意识形态”的、以夺权为目标的、集权的、秘密的列宁主义政党。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共产党部分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从此，国、共两党就开始了分分合合的历史，两党的恩恩怨怨支配了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舞台。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南方革命政府，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对峙。1925年3月孙先生去世后，自1926年起，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北伐军攻占上海后，革命阵营内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上海清党，逮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分裂了。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并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实现了基本的全国统一。于是，中国获得了自辛亥革命后第二次建设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历史机会。

当时，政府里不少留学海外的菁英，现代独立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都具备了。在社会上，继续着民国初年的一些文明发展，汽车、电影、剧院、书报杂志、现代学校、自主的海关税务等等都出现了。虽然言论比民国初年被样式亲控制得更紧，但大体上民间媒体还是存在的。虽然国民党在这段时期已经显露出保守腐败和专制的陋习，并打压社会变革，但在大都市以及外交军事等方面也一步步在走向现代化，以至那之后一段时期被称作有限而短暂的十年繁荣时期，一个历史的机会。

但是，现代中国的宿敌——日本，打断了中国的希望。从30年代起，日本的阴影一步步向中国逼压过来了。

五四之后中国关于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1930年代，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当时，在中国知识界内部，曾发生过一场关于国家政治方向的大辩论： 民主与独裁的辩论。

由于苏联这样的共产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更主要是由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一股世界性的思潮在蔓延，那就是：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潮流。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和马克思列宁的共产主义。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争论的双方基本上都是曾在国外留学过的学者。一方是丁文江、蒋廷孚、钱端升等人，一方是胡适等人。

早在1932年6月，著名学者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蒋廷黻还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再次强调国会制度。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民主，他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丁文江等认为当时日本一天一天向中国压迫，中国国势危急，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一段时期的独裁。而胡适等人则认为，仍然应当坚持实自由民主的政治，这种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认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个人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双方都是在理性地讨论，丁文江等学者，并不是要向国民党献策鼓励蒋介石走希特勒的道路。他们最终也希望中国走上民主道路，只是认为中国当时若要抵抗日本侵略的话，必须有一个权威的中心力量把全国统一起来。就是说，在国家危亡时，救亡第一，民主只能暂时舍弃了。这场论辩虽然未分胜负，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学术思想水准上平分秋色，而且树立了一个在知识界理性讨论政治的典范。但很可惜，这一切很快被日本气势汹汹的侵犯打断了。

作者为《观察》主编

──转自《观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