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8日讯】《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
序言：火山口上的中国（３）
三、十六大以后的中国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十六大以前的中国，虽然有不少人赞誉相加，主要理由是“经济发展一枝独秀”。至于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与人民整体福利的改善，以及中国为这种短暂的经济增长支付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这些事实，则很少有人去想。但从十六大前后举世对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高期望这一点当中，已经可以看出人们对江泽民时期的中国情况恶化并非毫无所知。“揣着明白装糊涂”，也许就是普遍的一种心态。
就在2003年初，一向善于“作秀”、喜爱表演的深圳特区，在世人对它已经渐渐淡忘之际又上演了一出新剧，宣称自己要进行“政府改革”，于是国际传媒纷纷竟相报道，称“这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演与试验”。一些国际大媒体采访笔者时，无论笔者如何解释这只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一样的“行政改革”，并试图说明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但一些媒体无论如何都要将此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兆”。
其实判断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非常简单：行政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对政府各机构事权重新划分，包括简化办事程序、裁汰冗员、裁并机构、下放部分事权等等，但绝对不会触及政治权力来源问题，亦即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是什么。这类行政改革中国政府其实一直在做，从1949年以后由中央政府下令进行的就有五次之多，最近的一次就是朱熔基于1999年下令进行的机构改革，这场改革总共只进行了几个月，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解决政府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为保证政府权力来源于民选，还得有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尤其是必须有独立媒体的存在与监督。中共政府的政治权力，其最初来源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后的几次权力交接都是通过上一代领导人指定，即使邓小平的权力不来自于毛泽东的指定，那也是通过高层政变获取，而非来自民选。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共制定的宪法肯定了党章的这种规定，党章与宪法互相赋予对方以绝对合法性，不管这多么荒谬，但在中国却是现实。中共政府一直拒绝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并加强对媒体在内的公共领域的控制，就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明证。只要中共政府在政府权力来源这一点上没有进行“改革”，无论什么样的行政改革，都不能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
以往对中共政府每一次行政改革，中国官方理论界都有意误导成“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些学者亦有意参与唱和，笔者一直不理解这些学者为什么要这样做，曾在私下里问过，得到的答复竟然是：“我们要做成一双靴子，哄共产党穿上去。只要它穿上去不脱下来，就可以慢慢达到目的。”将幼儿园阿姨哄小孩子时常用的方式，如“某某小朋友今天表现很好，我们给他戴朵小红花，明天他一定会表现更好”，用之于对待一个具有50年执政经验，且在夺取政权的28年艰苦过程中充分表现了机变与权谋的政党，这种方式是表现了学者的“智慧”还是这些学者个人别有所求，笔者不想置评。
但事实是，每次都是学者们辛苦表扬了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却收得越来越紧。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共政府与以往还不同，就在2003年的两会期间，干脆由政府发言人宣布：“这次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两会议题。深圳的政府改革只是行政改革，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国际社会的中国学界与传媒一度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这才算是结束了纸上的行程。
也许是世人盼变心切，对第四代领导人的一颦一笑，任何一位领导者一句平平常常的话都会被解读出万种玄机，被认为是预示一项重大改革的先兆。
比如主管中宣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人民日报》时顺便指责的一句话“不要集中报道领导人的活动”，竟然被当作新闻体制改革的信号来误读。其实在中国媒体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句中国官员表示谦虚的老生常谈而已。笔者在深圳一家媒体工作时，几乎每个月都听到报社传达“省市领导”这句训示（当时李长春正在广东任省委书记），但事实却是市长出现在媒体上，市委书记也必须出现在媒体上，两位的位置，标题字号大小，消息长短根本不能出错。李长春那句“对领导人活动不要报道过多”，只不过是李长春在广东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而已。
至于李长春对媒体改革的态度，只要听听李长春几年前在广东上任伊始时的一席话就知道了。李长春上任伊始就通告广东传媒界：“我来这里的任务主要是整顿《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与《南风窗》这两报一刊的。我在家就禁止孩子们看《南方周末》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很强的报纸。”李长春领导媒体惯说的这两句话最后被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照搬，常常挂在口头。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时，有幸多次听过这“传达”。不过这一关于新闻体制改革的“神话”只流传了半个月左右，就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登载李锐一篇关于党内民主化改革的文章而被停业整顿宣告结束。
其实要判断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会做什么，并不是难事，只要从常理出发就行了，那就是依据两点：一是中国的现状怎样，因为未来的道路只不过是现状的延伸罢了。毛时代是“极权政治＋计划经济”，邓时代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专制政治从来就不是中共政府要改革的对象，而是他们统治社会的基本手段。从现状来看，中国目前的局面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代领导人的能力都比前一代弱，而面临的问题却比前任要严重得多。从中共政府近几年的作为来看，只见加强社会控制，未见有任何放松迹象。
二是政权的统治基础构成有无可能改变。一旦统治基础被制度认可，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导者个人力量。从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知识三类精英的联盟已经形成，并且对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只不过是为这种强势集团“俘获国家”的社会格局正名，并开辟一条制度化通道而已。任何人从江泽民手里接过权力接力棒，都得依靠现在已经形成的统治基础，都得容忍强势集团通过挤压平民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奉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体制。这一点只要平心静气想想朱熔基总理上任之初，举世对他的热切期望，以及他最后难逃“堂· 吉诃德”命运就了然于心。
上述分析表明，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长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们，其分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政府是一支高效团结的“消防队”，并拥有非常强大的 “消防能力”，如越来越借助于暴力的政治高压，越来越普遍的由警察与国家安全部特务共同建立的“安全系统”，越来越严格的新闻管制，以及为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开放的一扇分享利益与权势的窄窄的门。
笔者的看法是：这些不惜工本的投入确实能够延长中共的统治寿命，但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危机。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寿命其实正是通过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换来的，一句民谚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的现状：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中共的寿命越长，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越大。
笔者的看法是：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地面上铺满了干柴”，而是地下在奔突着随时可能窜出地面燃烧的“地火”，任何最先进的“消防设施”对地火的防御作用是有限的，中共政府终会有撑不住的一天。而由于中共“党国一体“的长期统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垮台之时，也就是中国社会陷于解体之日。与以往历史不一样的是，由于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等制约因素，经历过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要进行重建，比任何时代的困难还要多，还要大。
我相信，中国人的后代在评价今天的中国历史时，一定会认为中国的前途是被不负责任的政客、自私自利的知识精英、依靠投机钻营发财的经济精英共同谋杀，也一定会惊讶于今天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如此容易被他们愚弄。对历史，从上一世纪中期开始，我们这几代人确实难辞其咎。
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能够很清晰地观察到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政治之间的脉动，在所谓“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糖衣之下，中共政府的腐败统治得到了不少“爱国华侨”最大程度的理解与支持。每观及此，笔者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 卡莱尔的一句话：“长期以来，每个政府连同其智慧与愚蠢，是它的人民的绝佳象征。可以说，有其人民必有其政府。”
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博大出版社供稿，新闻稿标题为博大出版社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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