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6日讯】在中华文明史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两次社会大转型，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的三峡”。第一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在东周或者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第二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第二次转型出现柳岸花明，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此走上了理性、渐进、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公民文化的现代化不归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在重铸“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下面，我先讲一讲历史文化，讲讲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所造成的权谋与暴力的中国。
第一次转型，中国从西周的分封的封建制转向了秦始皇的郡县制的绝对专制，花了550余年。大家注意，西周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它实行分封制、贵族制，与晚熟的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相似。周天子只是诸侯们共同拥戴的天下共主，其权力往往不能到达诸侯国之内，诸侯们是实行“自治”的。但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从相对专制主义走向了绝对专制主义，建立了层层任命、层层施控的郡县制官僚制的金字塔型权力结构，这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经历的阶段，西方在封建社会之后便直接进入了法治分权、多中心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时代。
在现代西方，总统、州长、省长、市长、县长的权力范围是由法律界定的，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市长或县长也没有必要执行总统或省长的指示或文件，他们只对选区内的选民负责，只有选民可以决定为官者的命运，而不是上司。因此，总统、省长、市长、县长，还有立法、司法、行政、新闻、中央银行、审计等都是独立的或近似独立的权力中心。先进国家的央行如美国的美联储、德国的联邦银行都是几乎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避免总统或总理在选举时出于争取选票的目的，操纵银行，造成虚假的繁荣。先进国家的审计部门要么隶属于议会，要么隶属于法院，要么完全独立，总之，不能够隶属于行政。如果隶属于行政、隶属于县政府、市政府、县委、市委，必然不会有公正、认真的审计，谁还敢查处拿着自己饭碗的顶头上司！上面讲的是现代文明的国家制度完全不同于秦始皇的绝对专制主义。
中国古代的绝对专制主义既指政治上的独裁，如《史记》中所说的“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礼记》中所谓的“家无二主，尊无二上”，赵匡胤之“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朱元璋之无限君权，罢黜丞相；绝对专制主义也指经济上的国家、官府垄断资源，如汉武帝的盐铁官营、多数朝代的打击私人商业、崇本抑末的政策；还指文化专制主义，如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朱熹的儒家天理、朱元璋与康熙雍正乾隆的文字狱。
中国古代的绝对专制主义的特点是：政治斗争不循规则，不择手段，暗箱操作，实行非程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是儒法互补、阳儒阴法的，即对外宣传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使用的却是法家的阴谋权术，法家韩非子的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泛滥。韩非子的帝王术、监视群臣术、专制治国术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由此，中华民族不断地强化权谋与暴力的思维，成为崇拜计谋与血腥争斗的民族，其权谋与暴力思想源远流长、极其发达——
老子堪称中国权谋之祖，毛泽东就说《老子》是一部兵书。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是说，“道”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柔弱才是“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按照此逻辑，老子主张“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即表现出大公无私，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事长”，即韬光养晦，避免枪打出头鸟；“曲则全”，即委曲求全，跪着生，“识时务为俊杰”，所以，抗战时汉奸无数；老子说“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也就是，先假装给予对方、满足对方的条件，稳住对方，然后收拾他，如楚汉相争时，韩信想当齐王，刘邦差点勃然大怒，张良踢了刘邦一脚，刘邦马上改怒为喜，派人送玉玺封韩信为齐王；后来，刘氏夺得天下，韩信则死无葬身之地，这叫做“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先假装给予，然后兔死狗烹。老子还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主张后发制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即统治者不能得罪了贱民，必须深入群众，然后高高在上，做所谓的“人上人”。
鬼谷子是中国阴谋主义的代表，他主张“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即圣人、统治者可以搞阴谋诡计，愚蠢的人才张扬外露；鬼谷子还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意思是说，圣人暗箱操作，所以显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见，所以可以自诩为正大光明。
孙子、孙武是中国乃至世界兵法谋略的鼻祖，西方兵法的鼻祖是克劳塞惟茨，比孙子晚2000来年，充分说明了中华谋略的举世无双。孙子称：“兵者，诡道也”；“上兵伐谋”；“兵以诈立”等，这种诡计思想即使在西方军事家中也非常罕见，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了庞大帝国，但他竟鄙视诡计、不愿偷袭。中国现在流传下来了3000来部兵书，它们是中华民族权谋与暴力文化的典型遗产。著名的兵书有《武经七书》包括《六韬》《三略》《孙子》《吴子兵法》等，还有《孙膑兵法》《曹操兵法》《诸葛亮兵法》也就是《心书》，《兵经》《兵垒》《百战奇略》《投笔肤谈》《登坛必究》《太白阴经》《曾胡治兵语录》等。
韩非子是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总设计师。他主张玩弄权术、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独断”、独裁，甚至提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即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这是极其反动的思想。可惜的是，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一辈子为独裁统治者出谋划策，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也没有好下场，这是专制社会阴谋与暴力的必然结果。西方也有韩非子似的人物，他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支流，而不像韩非子代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马基雅维里被当代评论家Leo Strauss称为“罪恶的导师”，莎士比亚称之“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当代管理学中“马基雅维里主义”成为不讲信用、不讲道德的代名词。但是，韩非子哪怕在中国当代、在文化大革命的尊法批儒运动中也被尊崇。
中国人几千年血腥的夺权、内战，无法消解的仇恨，世代复仇的信念，光怪陆离的《三十六计》和三千部兵法的应用，《水浒》、《三国》中杀人游戏和诡诈计谋之妇孺皆知、津津乐道，委琐复杂、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猖獗的腐败，信用的堕地，口与心最大程度的背离——口头上仁义道德，实际上阴谋诡计，以及“引蛇出洞”，揭发告密，虚报浮夸，见死不救等现象都说明，我们迫切需要重铸“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前面说过，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也就是从愚昧、前现代的状态转向高贵、文明的社会，转向民主、法治、清廉、道德的国家。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小康”、物质上的富有，而在于塑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也就是说，第一次中国的社会大转型造成了绝对专制、权谋暴力的中国，第二次社会大转型将要铸造“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所谓“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就是要抛弃封闭、专制、人治和官本位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令人鼓舞的是，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当中的今日中国，仅仅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建立“法治政府”、“透明行政”方面就已取得重大的进展，保护人权产权的条文也已经入宪。现在，中国人民应当再接再厉，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建设“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我曾经提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所谓现代中华文明，就是将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一要吸收现代文明智慧，二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三要融入新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思想，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我认为，对于东西方一切文明、思想、传统，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
由此分析，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工具理性文化之科学、技术等；社会理性文化之民主、法治、人权、分权、监督、制衡的思想；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府制度、现代新闻制度以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经济民主、民众持股、职工参与、全民福利；守法守信、公平公正公开、竞争高效、自主负责以及最小成本、最大效益、最佳管理等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是：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气节精神——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爱国主义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精神等。
“新社会主义”是与旧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我的一个提法，旧社会主义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它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新社会主义指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制度。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借鉴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多元化、社会主义联邦制，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建立现代文明社会。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既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又要致力于实现民主法治与全面的社会公正。新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第三是民主法治和保障人权产权。新社会主义的政治是：追求全民民主、公正平等、自由和平的目标，建立人民的国家。新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人民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化、管理民主化；鼓励工人股份的联合以达到控股，工人在股东大会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以股份制的共有制、社会保障制度、现代所得税、遗产税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共同富裕。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实行社会民主，保护人权，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实现充分就业，阶级合作，地方自治化。新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奉行民主、法治、自由、公正、平等、互助、和平的价值观，推崇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民为本，建设人民之家。强调公平、人道、民主、自治、文明、开放，反对特权腐败、残酷专制、愚昧封闭，反对原始市场经济、野蛮资本主义，致力于建立现代文明制度。
我在此特别强调的是，建立“现代中华文明”就要铸造“诚信中国”、“大爱中国”。
只有诚信和“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诚信，就是要恢复人际之间的信用、人民对官员的信任；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爱对手、爱敌人，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妥协、互让、和解的精神。
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很难说有人道，只有兵道。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以阴谋为智慧、以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宗教世界却主张宽容。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3位教授、1位副校长、1位同学。可是，副校长的夫人却给凶手卢刚的家人写信，说：“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中央电视台也有一个节目，讲一位美国母亲去监狱探望杀死自己女儿的罪犯，首先问对方：“你好点了吗？”耶稣也要求信徒宽恕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发达国家大多数都废除了死刑。而中国人对待杀人犯肯定要求法院判处死刑，否则，受害家属会不断上访，不“杀人偿命”决不罢休。
其实，“大爱” 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和为贵”、“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思想，孟子提出“仁政”，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万物皆备于我”；“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有非暴力思想——他说：“善战者服上刑”，他反对战争的原因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倒楣的总是人民。道家的庄子提倡宽容、多元化、反异化、反暴力的思想——他提出“宽容于物”、“兼怀万物”、“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十日并出”；“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物物而不物于物”，控制外物而不被外物所控制；破除“成心”，结束“日与心斗”。墨家鼓吹“兼相爱、交相利”、“周爱人”即普遍地爱所有的人；墨子还主张“非攻”，他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和平主义者。佛家教导平等、慈悲、不杀，佛教以其戒、定、慧，四谛说——苦、集、灭、道，阐述慈悲理论。可惜，这些大爱至道，在古代实行的少，在现代愈加衰微。
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弘扬诚信和大爱的精神，消除无处不在的欺骗和陷阱，中国人现在几乎都不敢吃东西了——电视里报导过有毒腐竹、有毒竹笋、有毒大米、有毒罐头、有毒酱油、有毒粉丝、有毒火腿、有毒蜡肉、有毒鸡精、病死猪肉做肉松、腐肉炼猪油、地沟油等等，几乎没有不假的东西，而且，一部分中国人的良心都坏了，中华文明也已经堕落到了极低点。
中国要建立信用制度，建立信用挡案、信用查询系统——首先各级政府要守信。中央电视台报导：山西某县政府让包工头修路，路修好了，600多万元的修路款却拖着不给；河南某县法院让建筑公司修大楼，楼修好了，法院却不付工程款；河南某市部门与农民签订合同种杨树，答应回收，农民花了260万元购买种苗，但回收的事却变了卦；还有，在拆迁、征地中政府不讲信用的事也很多，刚刚拿到房产证，房子说拆就拆，根本不容协商；刚刚宣布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但可能第二天土地就没有了，被征用了。一些政府部门、官员不讲信用的事太多太多。而没有官德，就没有公德，怎么可能通过宣传《公民道德准则》来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呢？
说到高贵、大爱，首先要尊重人的生命。一国的文明程度表现在人的生命价值上。可是在有的人眼里，人的生命低贱如草。报纸报导：吉林某市丁某骑摩托车与一狗相撞，人狗俱亡，法院判狗主人赔丁家1.9万元，丁家赔狗主人1.4万元；某市张老汉的儿子在医疗事故中死亡，法院判医院赔3万元，同时一只宠物狗在宠物医院被治死，法院判赔5万元。人的生命价值还不如狗。而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的美国大兵家属可获6000万美元的赔偿。
关于大爱——我们还要提倡谅解、妥协、对话、双赢的理念，改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流血夺江山、敌我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前面说到，建设“高贵中华、文明中国”，要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两个方面入手。我提出的所谓“现代中国制度”，就是要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世界普适文明价值规范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现代政治制度、现代法律制度、现代经济制度、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制度等。
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制度就是，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平衡者；职权法律化，政治规范化；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权，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相互制约，实行社会主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
社会主义现代政治制度就是，保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宪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人权；以程式化的方式和平过渡权力，实行非暴力政治；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郡县制官僚制度，逐步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
现代法律制度就是，宪法至上；法律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统治者尤其要率先守法；司法独立；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现代文化制度就是，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确立多元文化观、民主价值观、现代道德观，形成文化创新机制。
现代经济制度就是，实行市场经济、股份共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宏观调控制度、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现代财税制度等。
我在这里特别讲讲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迫切性。发达国家的财政是受到议会严格监督的，没有各级议会的批准，行政官员几乎一分钱也不能花。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对话节目，是中美两国的市长对话，中方邀请美方市长访问其城市，美方市长十分高兴，但表示没有列入财政预算，所以，没有经费去中国；可是，中方市长马上一口承诺，费用全由中方支出。这个例子说明，中国的财政支出是完全由官员说了算的，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实质性的制约和监督。因此，也就造成了中国严重的财政浪费的情况——乱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首长工程，政绩工程；中国每年公款用车花了3300亿元，而整个汉城市政府只有4辆公车，先进国家是决不允许公车私用的，瑞典首相上下班也不也许开公车，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周末时也只能开自己的破旧的私家车；中国每年公款吃喝也花1~2000亿元，公款开会、出国花2~3000亿元。如何解决这些浪费问题？关键是强化人大的职能，财政预算、决算要各级人大批准。现在广东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在这么做了，政府部门拿着很厚的财政预算清单要人大批准，但问题是，人大代表很多都不懂经济、财政，看不懂预算，而且，开人大会就几天，材料都看不完，哪里有时间研究政府财政开支的合理性？所以，人大代表要专业化、专职化，不能是业余的。还有，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在议会中设立会计局、审计局，这样才能对财政进行有效的监督。
我们还要建立现代社会制度，就是形成民主、法治、公平、高效、文明、开放的现代城市制度、现代社区制度、现代农村制度、现代农民制度，形成自由、宽容的民间社会。还有，要建立现代均富制度、现代反腐败制度。我现在着重讲一讲什么是现代反腐败制度。
现代反腐败制度：一是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如瑞典早在1776年就开放了政府档案、记录，老百姓可以随便查；美国制订了“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
二是实行新闻独立、新闻监督。通过自主的新闻报导、评论，发达国家的各级官员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尼克松抱怨，在总统府换一把椅子也得谨慎小心，以免被新闻界抓住了口实。1971年《纽约时报》连载美国越战文件，尼克松总统起诉《纽约时报》，但最高法院最后判决：尼克松败诉，《纽约时报》可以继续连载。1972年水门事件曝光，《华盛顿邮报》进行调查，尼克松威胁吊销其营业执照，但也不能阻挡《华盛顿邮报》深入调查，最后迫使总统下台。
三是司法监督。发达国家的司法、检察是比较独立的，可以自主调查、审判各级官员。
四是议会监督。重大决策、财政开支要经过议会批准。有的国家设立议会监察专员，对警察、行政官员的错误行为进行及时的纠正。
五是审计监督。日本、德国的审计部门是独立的，美国、英国的审计部门隶属于议会，法国、西班牙的审计部门隶属于法院，总之，他们都不隶属于行政、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对官员进行真实的审计。
六是公众监督。公民通过选举、罢免、游行、罢工等行为对官员、议员、党派进行监督。
七是反对党监督。西方国家有反对党，反对党在时刻盯着执政党，希望对方腐败，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当然不必照搬西方的制度，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应当起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作用。
八是进行全方位的制度制约。采用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的办法，如澳大利亚规定，凡2000澳元以上的采购都要招投标，招投标时应有舞弊控制小组的成员在场；芬兰设审查官，官员决策后必须经过审查官签字后决策才有法律效力；西方还实行金融实名制度、公民财产申报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样一些措施，都有力地控制了腐败。
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公布的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廉洁度10分为满分，发达国家一般都能得8分以上，有的国家甚至得9.6、9.8、10分。
冰岛从1918年至今，只有4名官员因腐败而下台。日本曾经腐败严重，但随着制度的完善，现在每年仅发生100余起公务员被起诉的案件。德国每年发生几百起贿赂案，但大多数是因为交通违章而向警察小额行贿。新加坡一名部长接受一位老板7张机票，没有付款，被判刑4年；一位警察接受犯人15元贿赂，被判刑3个月。芬兰总统现在骑自行车上下班，中国驻芬大使馆为庆祝节日，曾经送一瓶茅台酒给芬兰官员，但对方马上付现金买下。德国总理施罗德住不起总理别墅，现在搬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租金600美元的公寓里，他家每周只请得起1次清洁工，施罗德的夫人每天不得不亲自购物、做饭。
从上可见，发达国家的官员从整体上来说比较廉洁。虽然他们国家也有腐败，但由于司法、议会、审计、新闻、党派、公众的监督作用，使得官员们不得不谨慎小心、规规矩矩。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是毫无疑问，中国也应当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做法，逐步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建立一个清廉、文明的中国。
总之，我认为，中国目前应当实行四个转变：既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从旧社会主义社会向新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还要从传统制度向“现代中国制度”转变。一句话，就是要从落后、委琐、暴力的状态向“高贵中华，文明中国”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事件，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文明国家的门槛。我相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将会在二十一世纪中叶实现，到那时，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的将是“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让我们为“高贵中华，文明中国”而奋斗！
2004年6月8日、14日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电话：010—68946812（宅）。E-mail:huxingdou@21cn.com。huxingdou@sohu.com。“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址：//www.huxingdou.com.cn。）
──转自《新世纪》(//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