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半个世纪多坎坷，二万里路走愈宽

──记我的父亲（上）

林青

更新 2004-06-13 10:47 PM 人气 2

【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3日讯】

§§学习与成长

1953年8月30日，刚10岁出头的父亲走进赤峰蒙中，和王永安（宝音陶格陶）、赵玉昌等一群少年同在初一甲班学习，他们在小学用汉文学习的，现在改为用蒙语文授课了，同学们感到有些突兀，是什么原因？将来效果如何？父亲无从可知，服从学校安排就是学生的天职，这是我国的教育特色，大概至今依然如此。

父亲在初中有两件事，终生难忘。

他酷爱读课外书。在初一升级考试时期还钻图书馆看闲书，结果有两科不及格，通过补考，才过了升级关，经历了此生中唯一一次留级危险，但他喜书如命的习性到了晚年也未改。

另一事：父亲因家贫，第一学年评得一等助学金。第二学年下学期，不知什么原因，班主任把一等指标给了一个很阔气的学生。父亲只得了个三等。他写了一首打油诗表示不满，结果被班主任得知，深深误解，一直到初中毕业，借各种机会批评父亲，少年父亲的心灵深处，受到这个刺激变得内向，以后处处谨言慎行，他暗自立誓此生绝不欺侮贫弱者。

在后来的“反右倾”、“文革运动”中遍地搞文字狱，处处抓思想犯的风浪中父亲却因沉默寡言平安度过。

初中三年内，父亲幸运的结识了众多同窗好友，尤其是一些手足情深的同学更是魂牵梦绕：王永安，像大哥一样关照他。十多年后，王永安真成了父亲的大哥──二妹子嫁给了父亲。

另一好友毕其格图开朗乐观，很有兄长风范。见面第一天，就称呼父亲为“小弟弟，一家子”。在毕业后风雨交加日子里，父亲总牵挂着毕其格图的吉凶安危。在1968年，父亲去赤峰看望毕其格图。劫后余生的毕其格图，一扫乐观开朗情绪，向好友借酒顷诉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诬陷之难，“我是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共产党的啊，我一心卖命工作呀。可是，我被诬蔑为反共救国军司令，是反革命。几乎被打死。手臂被拧折了。可也天理昭昭，整我的人又被别人整死了。”话语间，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毕其格图这样的好人“文革”都不放过，可见文革之极恶。

赵玉昌是另一位班里异类。与父亲也算难兄难弟，在一次统考中，班里成绩普遍差，老师把卷子贴上墙板以示激励。赵编顺口溜：“学不同于学，教不同于教，成绩今何在？满壁是2分。”事后，赵玉昌被很批一通。50年后，父亲向赵通电话问安，从电话中仍听出赵正直如初，诚信未改。

女同学中，印想较深的是金淑敏（达莱）。金比父亲稍大一、两岁。一个小女孩，初次离家，来到人地两生学校，偷着哭鼻子，给家中写信诉苦，本来属于正常事。结果，被一本正经的老师教训得多哭了好几次，父亲很同情她。

初三毕业后，父亲升入中师班。父亲从每月14元助学金中省吃节余出2、3元，集零为整，买个棉衣穿。学校免费给书，文具。他很满足。班主任是初中时的生物老师阿拉坦仓。父亲对生物课特喜欢学。尤其是对解剖试验、制作标本，更是兴趣浓厚。阿老师成了班主任，父亲觉得受宠有加。其实阿老师对每个学生都是用心爱，同理喻，高标准锻练其成才。冬天，毕其格图没棉鞋，冻坏了脚。阿老师把新买的棉毛男皮鞋送给他穿了。那时，棉皮鞋都是纯皮毛，倘无人造皮毛货，价值3个月工资。

父亲出身于弱势家庭，生就胆小，别人对他说话口气硬些，他就吓得流眼泪。由于初中时的教训，更是在生人面前不愿说话，对此，阿老师命令父亲在班上天天读毛泽东论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每天一段，总要求用蒙汉两种语言讲通。这一锻练，父亲受益终身。父亲也总是念念不忘曾留学外蒙具有浓郁民族独立情怀的阿老师。

§§理想与实践

中师学制本是3年，因当时“大跃进”的需要，父亲提前一年（1958年秋）毕业了。父亲被分配到宁城县小城子完全小学教纯蒙文五年级。次年，有人告诉父亲，县教育局要调他去县城中学。结果，他被调到另一农村小学一年级班。原来该班的老师调去了县城中学教学。那位老师讲的蒙语不是句，汉语不是词，只因有权势后台，轻易高就。父亲初次体验到：“如果官场没有靠山，就可能怀才不遇”这一中国社会传统定律。

今天好了，市场社会，人人凭能力吃饭创业。靠权势的年代会渐渐消退。

59年春天，父亲领学生去参加水库建设劳动，看到面黄肌瘦的社员如泣如诉地喊着号子，少气无力地举落着木夯，一个个像病夫，心中充满无言酸楚。他回校后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报考医学院，为贫病少医的农民做点事。明确了自己人生奋斗目标。

结果，父亲受政策所限，所报专业不能改行。被包头师院录取了。但在课余，从自学《中医学概论》入手，兼修西医，不改“以医济世救民”之志。

在师院读了一年多，他体验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副面影响巨大，深感个人之力有限，无法进取。又逢家中孤寡老母患病，数次来电催他回去侍奉。就辍学回家侍奉母亲去了。

回农村后不久，正赶上大队干部因集体贪污全被撤换，群众和工作组让他当了会计，一年后，他看不惯新一轮干部们的污浊作派，就辞了会计，当了卫生员，做点实事。

后来，他去过大兴安岭林区，到过巴林草原打零工。亲身体验到底层劳动人民无尽的苦处。

1966年始，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年轻的父亲目睹了许多惨烈场景，他常提起一幕文革画面，膘悍的武斗勇士拷打受伤战俘时，那些浑身血迹的战俘已经气息奄奄但嘴里仍喊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至于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派，父子为敌，夫妻反目，兄弟争斗者，更是家常便饭了。这一幕幕，都刻在父亲的心底。

1969年1月，正值中国新年前夕，大哥宝音到他家探望。留些当时的最佳礼品──毛泽东、林彪的大幅彩照年画。

一日晚，父亲在油灯下研读着古典哲学书，休息间，抬头看看毛、林的彩照画叹了口气。在旁补衣服的母亲问：“你想什么？”父亲掩卷答曰：“被打倒批臭的刘、邓实在冤。真正要夺毛权的，就是那林彪”。母亲惊愕：“你说这话外人听见，要杀头的。”“其实没啥可怕的。待毛利用完林彪就会除掉他。形势早晚会转变。只是这些大人物胡折腾，百姓过日子就难多了。”当然，父亲心里明白，说给妻子的话，不会外传的。

次年，父亲被调到一个山区──石佛公社联办中学教学。他不仅巧妙地抓好文化课，在勤工俭学劳动中也是一把好手。能带头干累活，也会指挥学生，他将自学的医学知识也用上了，给冻感冒的，冻坏手脚的学生治病包扎伤。学生和家长交口称赞。与群众打成一片，革命派也无可奈何他。

1971年夏，父亲与白洁民老师（在“文革”一开始，就做坐了三年大牢）去看校田地。无旁人。父亲对白说：“仁兄从报上分析了吗？齐奥塞斯库来华，毛自己接见，林没到场。毛和斯诺谈话，明显而不指名地批评了林彪。林、毛争斗开始了。林一完蛋，毛会把一切罪推给他。你会有出头之日，再过几年，你会得到彻底平反的。”

父亲的一个学生叫丛培德，学习成绩不错，人品也好。但他父亲丛子明原来当教师，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家庭成分是富农，因此，丛培德升学没资格。一家人抬不起头。晚上父亲去丛家访谈。明白告之：“不要灰心丧气而扔掉文化知识，坚持自学，日后有用，近则5、6年，远则7、8年，丛老师会平反的，那时，丛培德也可当个教师什么的。”

数年后父亲的预言都得到验证了。父亲工作过得的石佛乡传说得很神：“陈老师有未卜先知之明。”其实，父亲只是善于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而已。

1979年，父亲调回家乡本村学校工作。在家住宿，随时教育我们几个子女，无论是素质的训练，还是道德品质的陶冶和求知欲的强化，他都为我们从小就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我们得以从偏僻的内蒙农村考入首都的高校。

父亲工作烦恼也不少，他是个七七四十九品的校长官儿，手下有一女教师，乃副县长大人的儿媳妇，是个泼妇，把前任校长给骂跑了，父亲对她是先礼遇之，一阶段内还可以。过不久她就端出少夫人架子，想不来上课，就不来，打骂学生毫无顾忌。一次县劳动人事局教育局组织部联合下文要精简人员。而且，按各校教职工人数比例减员。父亲的学校定下减两个的指标。

所有的教师都眼盯着父亲这耿直汉子怎么办。父亲经群众评议，家长调查，写出材料报上去：“先精简这个少夫人。待批下后再减别人。”他怕是同时报上两个人，上头留下少夫人，精简另一老实人应付过去。这么一个小事儿，竟上了县常委会议，县长气得大叫：“把我也精简掉算了。”

父亲也在教育局留下话：“如果留下县长儿媳妇，精简了别人，我豁出两个月工资做路费，去中纪委打官司。”不过最后还是通过了父亲的报告，也没有再精简父亲的其他部下。但从此父亲在宁城也呆不下去了，

1986年，为避开宁城教育界恶俗，为了多挣几级工资供养家庭，供孩子读书，他决定远走边疆、也算服从“知识份子支援边疆”的号召，去了新疆博乐，决心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边疆孩子。

1987年，我考入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系，1989年，我妹妹考入北京医科大学药学本科。父亲本人因工作认真，蒙汉语文兼通，调入市教育局做成教科科长。

§§反思与追求

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民主运动。我将学运大潮的各类信息由北京传给父亲，父亲回信：“总体目标上正确，我支持。行为上要小心。做最坏打算，我愿陪你坐牢。”我的同学看了这封信，对我的父亲很钦佩，他们的家长大部分因不明真相，对孩子都是持担忧并劝阻态度

父亲从后来电视报导的“6.4”片段，以及一些图片、文字上（5月份新闻自由了一段），深深为青年学生爱国求民主、反腐败的献身精神感动，一扫谨言慎行习惯，与北京一些民主知识份子交流学术思想并借出差机会见面深谈。

1990年夏，北京市公安局一个处长专程来新疆找父亲谈过话：几十万学生都参加了运动，现在咱不说对与错，这么多家长中，我们长途跋涉专程找你谈话，希望你与我们合作，劝你儿子不要活动了，你儿子言行在北京有相当影响。父亲回答：“我儿子，自小接受五爱教育，一心爱国爱人民，我没有往坏道上指示他。”

1992年5、6月份，我和胡石根、康玉春、王天成等人以及其他北京一些高校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共几十人被捕入狱，同年8月，北京公安局顺藤摸瓜，找到父亲单位，父亲也被公安收容审查。

父亲被关了一年多，这期间，父亲独住一间干净牢房，整日看医学书籍。累了出来打拳踢脚，活动筋骨。还给其他牢中人看病，看守以及看守家属也经常找父亲看病，因父亲属于文化人，狱方也经常请父亲给在押人讲法律课，帮着看守所算算账目，写写年终工作总结。这期间，他写下了长文“水泥板上的红柳”以表达自己红柳般的意志和对民主思想顽强追求得精神。

1993年，经当地专案审查，父亲的行为，除那几页学术论文（倡导自由、民主、法治，反对专制、人治、腐败）而外，别无罪证，终于释放。但在“疑案有罪”传统思想思维下，而且已关了一年如何说？法院判刑管制2年，以防父亲提起行政诉讼索赔。

关于父亲的工作，当时的相关领导开会议定:“继续留用，工资降二级。”有人会后对父亲讲：“政治观点嘛，可以长期自由争论。好同志嘛，继续工作好了。工资降了二级以后适当机会会提上去的。”生活当中总是有不乏用特有的智慧不泯自己的良心的人。对一个讲真话的人，大家总是同情。

经此一场，父亲更坚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决不是西方的专利品，乃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应为全人类所共享。中国走向民主、法治是历史的必然。

1995年，我也走出监狱大门。经过几年公司职员的就业生涯后，秉承父亲的教育理念，创办了北京新思维学校。培养训练了数百名农民子弟，使其在北京都获得了自己的良好职业。

父亲退休了，但没有停下奋进的人生步伐，他先后在北京医药专修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高级班进修。他的医学论文收入《中华名医诊疗通鉴》

1997年，父亲被聘为老家县医药公司咨询医师。通过治病救人的行医手段，实现自己扶弱济贫的理想。

1998年东北遭水灾，一对大庆老夫妇到宁城女儿家度灾年，不幸父女均患“中风”病，又支付不昂贵的医疗费用，父亲与当地政府协商，他免收诊费、针费，贴一半药费，给病人找房子就近住，，只求政府给一半药费（支付给医药公司）救济，乡政府官员很感动，帮助父亲治好了这老汉父女。

还有一山区农妇，单某，患重型脉管炎（脱疽），指趾均坏死，被大医院判定为“不截肢则死亡”。穷山区农妇，哪来手术费？父亲同样用上述方法，求助于各方治愈了这位重症病人，父亲行诊的这些年，不知救治了多少看不起病的穷人。

父亲虽已经60多岁，但天天为人扎针按摩，诊断开处方，几乎日不离案，放弃了所有假日，即使中国新年也只休息一星期，

因父亲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闻名求诊的患者里，既有贫困不堪得老百姓，也有坐轿车的显贵，每逢农贸集日，更是络绎不绝。

实践之外，他也注重理论研究，其学术论文多次在北京名医学术交流会上交流，得到北京中医研究院中华知识产权组委会的肯定和嘉奖。

其实，他还有点不知足。他想在有生之年，办起个慈善医院，此愿望若能实现，他也终不枉少年的志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