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0日讯】八十年代末（“六四”前）的中国知识份子经常提到共产党的“愚民政策”：民众要是没有知识，没有教育（或者只受过一面倒的政治化教育）毕竟比一个开明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群体容易控制得多。因此共产党控制课本，限制新闻，也不热心支持人文教育。

近几年来，电脑网路和其他国际媒体进入了中国以后，很多人，包括许多只了解中国的皮毛的外国人，以为“愚民政策”没有生命力了。实际并不然。

前几天偶然看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节目：三十分钟不断地骂陈水扁小气、卖国，毫不讲理，一文不值。节目五脏俱全：有新闻报导，有“专家访问，”有实地录影，也没有一条不说明陈水扁小气、卖国，毫不讲理，一文不值。老百姓看到这种节目没有办法对海峡两岸的问题得出一个立体的，客观的印象。没看以前是“愚民”，看了以后还是“愚民”，甚至是更可怕一点的愚民。但这一切不是因为老百姓的眼睛，耳朵或头脑有问题，而是媒体不提供机会让人们使用智慧。

除了控制媒体和教科书之外，愚民政策还有一条很值得注意：把中国的许多最优秀的大脑都驱逐境外。刘宾雁是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最杰出的，最能够代表中国人的良心的新闻记者，但1988年以来只好寄身海外。苏绍智本来是中国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专家，可能是苏的知识 (哪怕是马列知识)太深了一点，1989年以后也没法住在中国。刘再复曾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一把手，人在哪儿呢?也在海外。中国人有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得了文学奖 (高行健)，一个得了和平奖 (达赖喇嘛)，还有三四个得了科学方面的奖。请问，这些杰出的人士有一个住在大陆吗?其他的应该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作用的优秀中国人还有许许多多，如方励之，苏晓康，胡平，严家祺，阮铭，陈奎德，等等(在这无法把所有的都一一列举)。他们的才能各个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在共产党那呆不住。

杨建利也属于这一类的“呆不住”的杰出人士，但是与其他几位所不同的是杨在海外也呆不住。太想念中国，希望能对自己的国家有贡献，2002年回去了，4月28日被抓，坐牢，被长期隔离关押，无法跟外面联系。

有人说中国关押或驱逐自己最优秀的子女是很愚蠢的，但这句话过于简单，我们需要具体分析。首先得记得，关押杨建利，驱逐刘宾雁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的利益来说，的确是很愚蠢的事。但对中共自己的利益呢?不一定。中共的目标固然包括经济发展，“小康”社会，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尊严等项目，但这些都不是它的第一优先。中共的最高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在第二位上的价值观是自己的权力。用这个要害尺度去衡量，关押杨建利算不算愚蠢呢?

杨的特点之一是在说话方面丝毫不屈服共产党的压力。绝大部分中国人，包括一部分“异议分子”，也包括很多外国人，在中共的语言的压力之下作妥协，多多少少采用中共的表现方法，避免中共不喜欢听的敏感提法。杨不然。他看到什么，说什么，不玩中共的语言游戏。他这一点很像捷克的哈威尔 (Vaclav Havel)，七十年代活在捷共的语言垄断之下，决定宣布自己“活在真理中”，意思是，“我说我的真话，你政府怎么听是你的事”。南非的曼德拉 (Nelson Mandela) 长期坐牢，采取的是很相似的态度。中国八十年代末的方励之说他的独立的“科学话”也和他们类似。

中共怕不怕这种不属于它的支配，“活在真理中”的语言呢?当然怕。请看杨建利是怎样描写共产党的：

“现在的共产党是一个利益集团，是一个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闻，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权力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把权力直接带入市场，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而不受任何舆论的监督。”

这个利益集团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理想、计划、目标？杨不客套，直接把话说到点子上：“利益集团的成员是哪里有利益就到哪里去。”

这种分析是不是太简单?知识份子常用的那些玄奥的术语用得不够吧?我觉得恰好相反。这是”追求简洁”的科学精神。只要能够简洁地说明一件事情，就不必画蛇添足;如果事情本身涉及复杂，描写也应该相应得缜密，但还是应深入浅出。比如，中共怎么维持它的权力?这个问题很难有单一的解释，但杨的解释简明扼要，形象生动：

“形象地说，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一条是暴力，一条是谎言，另外一条是以提供腐败的便利而换取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和某些商人和知识份子的效忠…这三条腿只要有一条断了，共产党的统治就垮了”。

桌子的这三条腿-“暴力”，“谎言”，和买来的“效忠”–当然是很复杂的，每一条本来可以写几本书也写不尽的。但作为一个简洁地说明中共政权的权力工程的要害的比喻，很难找到比这张小桌更恰当的比喻。哈韦尔，曼德拉等人也发现了这一点：一旦“活在真理中”，语言很快就能超越鸟笼 的陈词滥调。

走出鸟笼以后，一个自由的人也可以提那些活在笼子 的时候不许提的问题，比如中共的“合法性”。杨建利从中共的暴力出发，分析50多年来的“八千万非常死亡人数”和今天仍然存在的恐怖系统(“随时随地制造暴力威胁”)，一步一步推理，得到的结论是：“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是不合法的”。中共看到这种结论自然恼火，依它看，这句话就足以逮捕杨建利。但人是可以关起来的，真理却不那么容易关得住。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自己也明显知道杨说得有道理。表面上骂他胡说八道，但骨子 还是怕他的真理。要不然为什么得压制他的分析，限制他的人身自由?请读者想想吧：这两种对立的力量的性质是什么?一边是一个庞大的，有百万军的，支配一切“国家机器”的政权，另一边是一个独立的年轻学者。学者唯一的武器是他的话。说的假如是空话，庞大的政府需要管吗?空话应该是轻如鸿毛的，一飘而过，哪里需要动用“国家机器”?政权的敏感说明他的心虚。

中共的“爱国”即“爱党”的主张也同样反应心虚的问题。爱国的中国人当然比爱党的多得多。(这句话属于那种“活在真理中”的人敢公开说，活在鸟笼 头的多数却只能私下说。)这个情况能不然吗?能相反?爱党的人比爱国的多?(问题听来有点怪，甚至滑稽。)中共自己也清楚。之所以提出“爱国=爱党”就是因为想借前者的力量补后者的软弱。这是他的利益。与真正的爱国没关系。

杨建利的文章涉及到许多其他方面。顾及的范围很广，但笔调和对读者的认真态度却是一贯的：不说假话，不玩语言游戏，直话直说，没有陈词滥调。比如：

–中共说“人权”应该以“生存权”为主，杨建利说得好，大跃进的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说明中共保护生存权，是不是?

–毛死以后的“改革”是出于政治良心吗?不，是因为“全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走进了死胡同”，没法不改。改革的实际内容呢?五十年代中共剥夺了私人财产，而现在“相当一部分改革的内容是剥夺的逆过程”。本来是私产转为公家的，现在是公家的财产回到私人的手 。具体谁的手呢?自然是那些利益集团成员的手 。

–俄国的改革与中国的改革的几点不同当中，最重要的是俄国的政治民主先于经济改革。中共批评俄国的“乱”，但杨说民主化是俄国人聪明的长期投资。俄国短期内的问题远不如坚持全权政治的中国将来得付出的代价大。

–中国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严重，社会上也“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很多仇恨和怨恨”。中共怎么处理这些不满呢?有几种办法。一是“用民族主义把老百姓的不满屏障掉”。此外当然也坚持恐怖，谎言，和收买的“三条腿”活动。杨甚至考虑到中共“法西斯化”的可能性。

从毛时代到现在中共难道没有“进步”吗?很多人，包括许多外国汉学家经常这样问。杨回答：一个独裁党“进步”的定义是什么?独裁的效率更高是进步还是退步?要是效率变低了，主动地放手是进步还是被迫放手也算进步?杨说“我对一个独裁 的进步的定义是这样：如果他主动地改革一些政府体制来限制自己的权力，换句话说，主动把自己的胳臂砍掉或捆绑上，那我就说他进步了。用这个标准衡量，请大家考虑：共产党是否进步了?”

杨的文章不但分析过去，也顾及将来。依他看，中国的民主化是迟早的问题(全权制毕竟是古老的东西，拖累中华民族不可能是永久的事情)。因此，中国人不妨提前考虑“民主化”的问题：中国的民主应该怎么设计?民主化与“西洋化”有什么不同?民主化对西藏，新疆和台湾的独立问题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而今天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过渡到民主政治?“挑战”现有的全权制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杨毫不含糊其辞。但怎样去挑战呢?杨主张“非暴力”，并对这一点作了层层面面的有益的分析。

直到如今，杨建利还在监狱里头。罪名呢?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没有?没有。他的问题不是行为，是思想。他“爱”的对象不对。他爱妻子，爱孩子，也爱国，可是不爱党。在这一点上，很多中国人跟他一样，只是不敢表露出来。因此，最准确地说，杨的罪名不决定在“爱”和“不爱”党的问题上，而决定在“说”和“不说”不爱党的问题上。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个“爱”与“说”的关系已经经过了一些变迁。四十年代的共产党是一个地下党，那时有不少优秀的中国人(刘宾雁是一个)“爱党而不说”。五十年代初，革命以后但毛还没闯大祸以前，不少人公开“爱党而说”。现在，长期以来，多数只好“不爱而不说”(而且，“爱”这个党的意义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的少数，比如杨建利，“不爱而说”，就因此坐牢或被流放。

但别忘了：这段历史还没有写完。“不爱而说”的人，也就是中国的“活在真理中”的人，是中国的希望，也肯定是中国的将来。

二零零四年四月于普林斯顿大学

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汉学家 (6/9/2004 11:00:2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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