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0日讯】回想当年“六四”，虽然事隔十五年，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经历，并且以后发生的事情一直在影响着我。可以说，如果没有“六四”，我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在大学教了13年的物理，对政治一窍不通，甚至连自由民主也不甚了解。虽然如此，一旦听说某某在追求民主自由，我会顿生好感，因为我体会到专制的残酷，民主自由总比专制好多了。这就是我的浅薄认识。
1989年4月15日当北大贴出第一批纪念胡耀邦去世的大字报时，我正好路过三角地，心情激动地读了每一张报纸，大学生们满怀赤子之心，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思考民主与自由。我被他们的纯洁和对理想的追求深深打动了。当时我住的地方离北大很近，此后几乎是天天去北大读大字报、听学生演讲。我还跟着学生队伍参加过几次大游行。
学生绝食的头一天晚上，我在北大徘徊。演讲者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尤其是绝食发起人的演讲很悲壮。一方面我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绝食，另一方面又被他们舍身为民主的精神感染。第二天我一路跟着他们从北大到北师大再到天安门广场。我从天天去北大变成了天天去广场。那时回到家就是吃饭、休息、睡觉，身体恢复后，一分钟也待不住，骑车奔向广场。5月下旬学生的绝食结束了，可他们的身体状况令我担忧，我和学校的几位老师在校园里为绝食学生开展了募捐活动。
没想到募捐的钱还没有来得及全部用于绝食学生，“六四”惨案就发生了。6月3日吃过晚饭我和其他人一样，按捺不住骑自行车前往天安门广场。过了西单，因马路上人太多，只能步行，快走到广场时，我突然看到一群赤裸上身的市民正迎面走过来，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好一副视死如归的气派。平日他们是社会最低层的老百姓，而此时他们的头抬得高高的，胸脯挺得直直的，有的人手中拿着棍子，他们是要保护学生，抗议军队的镇压。历史不会记住他们，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人民的力量。
我通宵逗留在天安门广场四处走动，不知道害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我被打死，坦白地说我不是为了民主自由献身，我没有任何崇高的想法，而是纯粹出于好奇。4日凌晨我和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有的学生表示不能撤离，我劝说一定要撤，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是见证，还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其实我也不清楚要做些什么事情，只是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
我和学生们从广场撤离，从前门西大街穿越北新华街，向西长安街走去。当我正走到六部口拐弯处，人行道上的市民突然急忙地跑开，我回头向广场方向张望，前面的学生挡住了视线，“别慌！”一位学生的话音刚落，四周的人开始奔跑，我不假思索也跑了起来，跑过栏杆，跑上人行道，坐卧在横七竖八倒地的自行车上，再一回头，只见坦克紧贴着人行道边缘压过来，来不及跑上人行道的人纷纷倒下。一颗毒气弹爆炸，黄绿色气体迅速蔓延开来，我什么也看不见，还窒息得要命。当烟雾刚一散去，我只有一个念头：赶快逃开。我退回到北新华街最近的一个巷内院子。
同校的一位女职工被毒气熏得迷迷糊糊，我的胸口火辣辣地难受。我们两上了急救中心开来的救护车。
一进急救中心，我看到地上躺着两排伤员。医生给我们做了简单的治疗，我感到好受多了。有两位外地人走过来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是北京科技大学，他们说：“太好了，你们学校的一位女生大腿被坦克撞坏，正躺在大厅里。我们来北京出差，还有事情，请你看一下她好吗？”我来到这位女生旁，一条腿全部肿胀起来，她已神智不清。我一面安慰她，一面请求医生快点给她治疗，医生说她是轻伤，忙不过来。旁边一位学生腿上中了一枪，头天晚上就来了，至今还躺在地上。2个多小时后，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转移走了，才轮到这位女生。她走后，我发现地上有个书包，心想是不是这位女生的，打开一看竟是一件血衣！白衬衫背后浸透着一大片鲜血，包内没有其它物件。我把它又放了回去，交给了值班护士。
记得6月5日上午，一位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穿着白大褂，上面血迹斑斑，来到我的学校演讲。他说真正的民主自由运动才刚刚开始，我们要长期进行地下抗争。政府血腥镇压之后，这位学生毫不畏惧还到各校演讲，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时不断地传说军队要进大学实行管制，不断地听闻恐怖消息，我心如乱麻，疑虑丛生，想快点离开北京。
大约两天后我赶到火车站，全部火车停开。于是回家路上我去积水潭医院看望大腿受伤的那位女生，没有找到她，却发现了几位外地受伤的学生。他们身边没有同学、亲人，缺少生活必需品。一位湖南的大学生王刚，个子高高的，向我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4日早晨6点左右，天安门广场清场时，他和同学正向外面走去，突然想到照相机留在了帐篷里，同学转身跑回帐篷，王刚回头看见坦克压向了帐篷，他还来不及喊叫，士兵一枪托砸在他肚子上，他痛得弯下腰，等他刚一站起来，又一枪托砸在他的脸上，他失去知觉，等到醒来后已经是在医院里。面对他的眼泪，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我握住了他的手。
回家后，外地受伤学生的状况萦绕心中。第二天我买了几件日常用品，约了一位朋友骑车到各医院寻找外地受伤学生，也许我能帮他们做些什么。我们沿途去了邮电医院、儿童医院、复兴医院、宣武医院、同仁医院等等，医生们对我们寻访外地受伤学生非常警觉，我的解释没有用，他们不肯告诉。我只好以老师的身份，询问我校的学生。我还真问到了两位，一位本科生腹部中弹，另一位研究生王宽宝，被六部口的坦克碾成重伤，他身旁的一位博士生当场被坦克压死。他说他俩推着自行车在自行车道上走着，当周围人开始奔跑，他们不相信好好地走路会有生命危险，没想到顷刻之间一命归天，一命垂危。我把为绝食学生募捐剩余的钱给了他俩。
跑了大半天，几个医院转下来，没有找到一位外地受伤的学生。我买了飞机票，还是想快快离开北京，和死亡坦克擦身而过后，我愈加思念留在父母家的女儿，当时她才1岁半。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心中放心不下积水潭医院受伤的外地学生，再次去看望他们。这次他们从四楼临时大病房搬到一楼的正规病房，据说一位好心的医生已经把王刚带走了，剩下的都是重伤员，其中有太原学生程纯正和保定学生刘保东。当我听说还有一位被坦克压掉双腿的学生，我问医生在哪个病床，医生不肯说，我几乎哀求他了，并向他出示了我的工作证，最后他告诉了我，叫我别说话看一眼就走。我走近那位学生，他虚弱而又平静，我出示工作证以明身份，然后留下100元钱，转身就走。刚走到楼梯口，有人追上来要把100元钱还给我，我控制不住突然失声痛哭，几天来的压抑、痛苦和委屈一下爆发出来。
后来得知这位学生叫方政，他为了救身边的一位女学生，自己来不及跑开，被六部口的坦克压掉双腿。他家和我的父母家同在合肥。回到北京后，我几乎每周去体育学院的校医院看望方政一次，每月去积水潭医院看望刘保东和程纯正一次。个别好心的老师劝我别这么做了，在白色恐怖下还是明哲保身为重。我想我仅仅是在看望受伤的学生，和他们说说话而已，如果这点事情都不能做，这个世界真是无法活下去了。我依旧我行我素，一方面完成教学工作，一方面奔波于受伤学生之间。
每次见到方政我都很高兴，回到家想起他没有双腿的样子心如刀割。外面的广播、电视、报纸充斥着专政的论调，学校里大会小会学习“文件”，“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也成为学校里的被清查对象，讲师职称的评审被暂缓一年。我常常想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一句话：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像玫瑰花开遍全身。
残酷镇压留下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太巨大了，我个人的力量又太单薄，能不能让更多的人和伤残者一起分担这民族的苦难？我在周围认识的人中四处讲述这几位学生的遭遇和目前的困难，“如果有时间，能去看看他们吗？”我找过参加过游行的老师，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但没有人与我同行。
甚至几年后，有的人还不敢和我来往。我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说起“六四”伤残者、遇难者及其家属，甚至是初次见面根本不了解的人。当他们得知我在帮助这群人时，个别人立即明确表态不再和我来往，一些人当面不说，但很快疏远。不过我也遇到了几位十分理解我，并支持帮助我的人。
起初听到有人说我关心政治，我非常不服气，我从来不看有关政治的书籍，不听电视和广播里的新闻，不看报纸，怎么能算关心政治？听多了我就有了新的想法，虽然我只是出于对受害者不可竭制的同情去尽心尽力，但实际上也在表达我对政府开枪镇压学生和平民的强烈不满。我不会写文章从历史上、现实上和理论上对这种暴行一一谴责，我只知道受害者需要我，我也需要他们。
在“六四”十周年快到的时候，我给“六四”难属们写了一封信：“十年了，每当我想起遇难的兄弟姐妹，想起遇难者的父母妻儿，我就会自问：我的所做所为有没有愧对这些为了民主自由而献身的烈士们？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知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无穷无尽的，直到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您们失去儿女的痛苦不仅仅是您们的，也是所有母亲的痛苦。总有一天时间会把我们都带走，但您们的痛苦却会留下，留在所有的良心里，留在追求光明的历史中，留在人类永恒的记忆中。···我向您们光荣的儿女们致敬、向您们伟大而崇高的母亲致敬。但愿我的努力能够减少您们心中的一滴眼泪。”
这期间我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检查，特殊的日子被监视、跟踪，有一次一直跟着我到上课的教室门口。我还被拘留在派出所。还被威胁如果继续做下去将会失去工作，甚至会关进监狱。但我仍然做着良心要求我做的事情，义无反顾。
我有足够的坚强抵御来自政府的压力，但我无法承受自己人的猜疑。2000年年初我竟然被怀疑为共产党的特务！当时我痛得就像是被人无辜地毒打一顿，躺在冰冷的地上好长好长时间爬不起来。我被看见的人性黑洞吓呆了。
我一次次的审视自己，在我为“六四”伤残者和遇难者家属做的事情中，有没有名利思想？有没有权力意识？至今我没有找到。我一次次的反省自己，同样也没有找到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可是命运为什么开如此残忍的玩笑？
从此我再也不要听别人说某某是特务，我已经深受其害。几年前我迫于压力，断绝了一位被怀疑为特务的人的交往。现在我体会到那是怎样的一种痛楚。我声明不在乎任何特务，因为我做的一切光明磊落。我再也不愿任何一人，因我的猜疑而受到这种痛彻骨髓的伤害。
其中发生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我和曾经关注过的人们大多不再联系。我不能给他们带来另外一种压力和顾虑。我需要时间，拉开距离来看待过去的一切。2001年我去英国学习华德福教育，去年回国后，我成为自由职业者，潜心翻译华德福教育书籍，最近开始翻译甘地的著作。
甘地的思想是我精神的食粮，我成了一位甘地主义者。甘地说他有3个敌人，一是英国殖民者，是最容易击败的敌人，二是印度人民的一些不良习惯，较难改变，而第三个敌人是他自己，最难改变，是他最大的敌人。
我原来以为仅仅是专制制度造成了“六四”惨案，以为一切罪行都是那些人在那里干的。现在我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专制的根源在哪里？难道制度更换就能使暴力消亡吗？难道我就纯洁像天使？我用民主宽容平等的理想要求过自己吗？
去年11月我家养了一只猫，有时它很讨厌，窜到不该去的地方，我一生气就猛推它一把，甚至还用脚踢过它。后来我意识到如果某个人若我生气了，我肯定不会这样做。我对猫的暴力来自我对它的轻视，一是人比动物高级，二是它很弱小，不能反抗。前段时间报纸上刊登丈夫殴打妻子的事件，我想这类丈夫的暴力原因是不是和我轻视猫的原因一样？看不起妇女，妇女弱小，反抗不过他。是不是每个人身上都有暴力？我曾读到过荷兰犹太人Etty的日记，当她被关进集中营时，她从德国士兵身上看到了自己。60年代蒙冤被枪毙的林昭，从虐待她的监狱看守和犯人身上却看到了一线人性的光芒。有一天我恍然大悟，所有的人尽管个性、脾气、年龄、种族不同，但都是由相同的材料组成的，有的人邪恶多些，有的人善良多些，但世上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罪恶或者绝对善良，每个人身上只是善恶比例不同而已。我明白了为什么佛教徒连走路都尽可能地避免踩死昆虫，除了对生命的尊重外，故意踩死昆虫的暴力其实与我们对人的暴力同出一源。别人在别处犯下的暴力行为，在我这里也有，只是暴力的形式和轻重不同，但根源一样。
佛教有一个“因陀罗网”，网是用宝珠做的，每颗宝珠“光明赫赫，照烛明朗。网珠玲玲，各现珠影。一珠之中，现诸珠影。珠珠皆尔，互相影现。无所隐覆，了了分明。”如果我们把每颗宝珠看作一个人，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相影响，共同存在。我们希望世界和平仁爱，其中一个办法是从自我做起，减少暴力、不公正和权力欲，这样无形中就会减少了他人身上的暴力、不公正和权力欲，因为我们互为缘起，互为因果。单个的人是个体，但他又是人类整体中的人，个人的善念和善行，会增加人类整体的善念和善行。同样，个人的邪念和罪行，会增加人类整体的邪念和罪行。我原来总是觉得佛教徒只知道自己修行，不关心社会，现在我想如果一个人把自己身上的邪恶念头修炼得无影无踪，把自己身上的善良慈悲修行得大放光明，就是在增进人类整体的幸福。
我还发现自己没有做到人人平等。我在大学当老师的那段时间，我偏爱学习刻苦认真的学生，虽然没有排斥过学习差的学生，但一定流露过对他们的轻视。有一次我见到一位极其肥胖的应届毕业生，心想我若是用人单位的主管，绝对不会录用他。我早就认可人人平等的道理，却犯了身体歧视的错误，虽然只是一闪念。人人平等应该包括不因别人功课的好坏，身体的胖瘦，长相的美丑来区别对待，尤其不应该以个人的好恶来区别对待。比如说这个人听话，或意气相投，就亲近他，给他好处，另一个人不服从我的指示，或看不顺眼，就疏远他，甚至诽谤造谣。
不仅要平等地对待一切的人，对于地位高、名声大、权势大的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看法，不能说出来，或者说出来也没有用的时候，我也要保持精神的独立性。无论什么样的个人或团体，如果压制了我个人的精神独立，我就要离开。但我不会离开自己的国家。出国前有人劝我别回国了，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土地上。但我还是回来了，内心的自由是任何制度、任何人剥夺不了的。
真正追求精神自由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仅会受到专制制度的干涉、迫害、监禁，还可能受到周围人的反对、抵触和排斥。没有关系，我愿我的一生是成长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我都要像一位朝圣者那样不停的走路，为了能在临终前到达真理的圣殿。
甘地认为真理是用温和的声音说出来的。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我不能采取挖苦、嘲笑和凌驾他人的方式，用平静、温和、坚定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认真虚心地倾听别人的看法。
我赞同并坚持甘地的非暴力主张。从言谈、写作、举止上消除暴力，更重要的是从脑海中逐渐消除任何暴力的念头，甚至也要慢慢消除怨恨的心理。马丁路德金说过：“事实上暴力只会增加仇恨，仇恨仍然存在，用暴力反对暴力，给一个已经没有星辰的夜晚增加了黑暗。黑暗不能驱赶我们的黑暗，只有光才行。仇恨不能驱散仇恨，只有爱能够做到。”在甘地的著作中，非暴力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爱
让弗朗索瓦是位出家的法国人，在《和尚与哲学家》一书中他谈到放弃前途光明的科学研究，20多岁决定到印度去当一名和尚，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亲眼目睹西藏大师们的言行处处映现出他们的信仰，“他们自身就是他们传授事物的图像”。而在西方他接触到的一些大学者，才华出众的艺术家，却没有最简单的人的完善，“如利他主义、仁慈、忠诚。”他的话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应该成为我们理想的体现者。我们的理想是和平，我们就是和平的体现者，我们的理想是人人平等，我们就是人人平等的体现者，我们的理想是宽容，我们就是宽容的体现者等等。我遇到过一些人，私下批评官僚腐败义愤填膺，但面临切身利益时，却身不由己地加入腐败行列。我还遇到一位暴力的受害者，却对自己的妻子十分粗鲁、刻薄。还有的人文章写的漂亮极了，自由平等人权正义，讲得头头是道，可惜在日常行为中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做到言行一致不容易，做到思想、言论和行为的一致就更难了，可正因为困难才值得我们去努力、去奋斗。我深信经过艰难跋涉到达山峰的喜悦是无法比拟的。
在我的精神被人性中的黑洞打翻在地的时候，我一遍遍的读圣方济各的《和平祈祷词》，还把它默记在心。我不是基督徒，却也祷告起上帝：
上帝，请将我塑造成和平的工具，
哪里有伤害，让我传达宽恕、
哪里有仇恨，让我播种爱德、
哪里有疑惑，让我提供望德、
哪里有绝境，让我带去喜乐、
上帝，请赏赐我所梦寐以求的，
不是被理解，而是去理解、
不是被安慰，而是去安慰、
不是被爱，而是去爱。
因为只有给予，我们才会获取、
去原谅，我们才会被宽恕、
死于旧我，才会获得永生。
当时无论我读了多少遍，内心的痛楚一点也没有减轻。我知道自己是个普通的俗人，达不到那么高的境界，但我还是坚持吟咏，那是我的向往。
由于这种经历，以及带来的内心变化，使我对“六四”的强烈关注改变了方向。但回国一年多来，警察仍然到我家来“看望”，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打电话，从今天开始又在我家楼下停一辆有“公安”字样的警车进行一天24小时的监视。
在“六四”十五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愿再次一遍遍地吟咏这首《和平祈祷词》——“上帝，请将我塑造成和平的工具。”
2004年5月2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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