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6月1日讯】

尊敬的胡锦涛主席：

我向您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六千余言建议书，并向全社会公开呼吁。本文的出发点是基于《宪法》保障公民有言论表达自由与研究自由权利，如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特请您给予关注。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来自安徽北部农村的青年，出生在六十年代末（“文革”中期），自幼接受由中国共产党提供的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教育内容，完成了十多年的基本教育，对爱国和政治等主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研究方向，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7岁初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会的第一篇课文就是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时我并不知道什□是阶级斗争，什□是政治，我只知道我祖父在村里被划成“地主”成分，而我也就成为班上“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当时的中小学学生，每次到学校报名都被要求写上自己的成分，我的成分就是“地主”。无形中，这个“地主”成分就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我无比渴望能够融入一个光明的、革命的、光荣的环境，而事实上我是无法做到的，而且等我成长到自己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以前的政治情怀是极其幼稚的，同时革命和阶级斗争也是残酷的，出人意料的。今天我认为，一个成年人，一个爱国者，一个忧国忧民者，对于政治的关注和建设国家的需要，思考国家的命运，应着眼于寻找前瞻性的，理性、建设性的和非暴力的创新之路，稳妥之路，秩序之路，并为之付诸努力，奉献出自己有限的才能。

我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摆脱贫困与逐步建立公民社会，而不是中国到底选择走什□主义性质的道路才是伟大的，正确的。比如姓社姓资问题，事实证明，早已成为无须争论的问题。历史上，惟有贫困和天灾人祸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可谓罄竹难书，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封建时代谁就是伟大的君主，在共和时代谁就是伟大的政治家，可以流芳千古，被世世代代所敬重和全人类所景仰。中国能够走向富强，成为经济发达国家，中华民族便能够早日屹立在世界发达国家之林，包括台湾在内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所以说，对于当下中国各地经济发展还不平衡、官员贪污腐化问题日趋严重、政治和经济体制种种问题还相当复杂的情况下，解决贫困问题、建立公民社会应该是执政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的头等当务之急。没有公民家家户户的富强，各项公民权利的保障，彻底实现城乡无差距，也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富强。解决贫穷与落后问题，建立公民社会，都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分不开的。我个人通过所见所想所得认为中国应该走这样几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一、全面推进以宪治国，建立以公民权利和公民利益至上的公民社会。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高于执政党的方针政策和施政方向，宪法不仅对政府的权力做了保障和限制，还对公民的权利做了保障和限制。全面推进以宪治国对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和专制传统势力的国家来说是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法允许的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宪法禁止的也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到位。宪法如果成为一纸空文，中华民族早日走向富强也是无法期待的。

以宪治国，建立公民社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同时，还必须全面推进对执政党的监督体制建设。建议由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八个民主党派联合召开全国会议，通过公开表决和选举的形式组织成立一个国家宪法委员会，监督与实施以宪治国，以及监督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家宪法委员会应是国家授权的宪法解释的最高机构，可以裁定任何违宪案件的最终结果，并形成解释宪法的具有判例性质的司法解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第一届国家宪法委员会可以由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八个民主党派联合投票表决通过，任期十年，委员不宜太多，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八个民主党派均有名额，公开选举产生；全国宪法委员会可以建议全国人大召开专门会议对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军事、外交和国防问题进行研究，形成政治性的决议，通过公开投票表决，多数赞同应予通过；可以组成宪法法庭，对具体违宪案件作出支持或反对意见，成为终审判决（或第三审）。若宪法委员会不能履行法律和最高权力机构决议所赋予的职责，执政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八个民主党派可以召开专门会议宣布解散并改选。

二、全面制定执政党参政党监督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由于历史原因，目前的执政党是惟一的执政党，1949年以前成立的八个民主党派，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却在县、乡镇、村没有自己的基层组织机构。我建议，在执政党内、政协和八个民主党派中央等国家机构内可以形成相互监督的两个平等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机构，一个组织机构是由执政党中央执政，决定政府机构的组成；另一个组织机构是由全国政协委员会、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各级政协委员会中的一部分执政党党员参与组成中央监督联盟，对执政党领导的政府和各政党、参政党实施独立、平等、有效的监督，执政党同时也可以对监督联盟实施独立、平等、有效的监督，两方面若出现通过法律和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全国人大或全国宪法委员会进行仲裁，最后裁定结果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一定的成熟阶段后，执政党中央和监督联盟可以向全国宪法委员会提出关于共同执政和轮流执政的宪法修改建议案，最终交由全国人大通过。执政党中央和中央监督联盟都可以依法在全民中公开、公正地发展成员，可以在全国人大公开征集表决票数，壮大各自的群众基础。

三、全面推动民塑报和办出版社，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出版业进入市场经济领域，这是保证公民宪法权利的关键一条，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最基本的一步。民塑报和办出版社是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是一个现代化民主国家发展、建立公民社会必备的重要条件之一，任何组织任何人是不能阻止和改变的。全国宪法委员会可以委托宪法与法律专家起草新闻出版法草案，依据宪法明确公民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利，最后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实施。新闻出版法立法的关键要点是：公民、政党、私营企业、外国机构和外国公民等都可以自由登记办报办出版社（外资可适当限制准许时间，至少比中资晚若干年），新闻机构和出版机构实行登记注册制，有法律保障下的自负其责的言论表达自由和出版自由，禁止以言治罪，确定言论煽动和谣言危害社会和危害国家等罪名的标准应以实际造成了危害的事实后果为准，未造成事实后果的危险言论不应追究。

四、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私有产权制度，保障公民社会的形成，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国家保障城乡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无监护人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者的基本生活。保护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全面取消农村与城市人口的二元户籍制度，依据宪法修改土地法，在农村实行合法取得的土地私有制。对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民实行稳定的保护措施，私有土地可以出租，但十年内不得出售，避免产生新的失地农民和无产者。私有产权制度保护合法取得的住房等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可以转让和出售。在城市实行住房和合法使用的国有土地的私有制，可以继承，可以转让和出售。依据宪法修改户籍制度，享有合法国民待遇的公民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合法居住，可以用合法收入购置土地和住房等私有财产，公民具有天赋平等的居住权、受教育权、选举权等政治权利、私有财产权利，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任何立法都不能违背宪法，违背宪法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都应由全国宪法委员会或立法机构宣布废止和修改，任何公民可以以公益诉讼的形式请求法院或全国宪法委员会支持对违宪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废止或修改。

五、司法独立，完善司法秩序，保障依法治国，以宪治国。建议可由最高检察院和司法部组建全国司法部，独立行使司法调查、检查、监督、公诉权。全国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受全国人大和监督联盟监督，并受全国宪法委员会的监督，民众的监督，舆论的监督。司法独立，是指独立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司法权。宪法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个国家，如果不坚定地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无法实现富国强民的那一天。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经济体制其实就是政治体制，两者是相互连成一体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私有产权保护制度，企业独立自主合法经营制度等，简单讲就是完善私有制，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围。全面落实私有制，必须有一整套制度性的法律作为保障，如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公民私有产权的保障，对行政部门权利的限制，司法独立，允许群众自发兴办舆论等等。只有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最大化地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全面进入市场经济高速建设阶段。

中国的发展，历朝历代，都离不开政局和社会的稳定，不稳定的政局和社会都会对广大民众和国家政体和经济实力构成最大的伤害，民众还将陷入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地。稳定固然重要，但不是高于一切。对于眼下的中国，高于一切的就是早日全面摆脱贫困，早日进入现代化，建立长期稳定的公民社会，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经济、文化、科技等全面发达的国家。早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提倡奋发图强，走向繁荣昌盛；现在，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同样号召奋发图强，走向繁荣昌盛。50多年来，执政党和历届中央政府的目标都是一致的，但为什□自1949年以来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都发展起来了，和平时代的中国却没有实现全面富强，没有积累更多的财富呢？关键是以前中国的政治运动太多，经济制度破坏太多，折腾老百姓太多，耗费国家的资源太多，没能长期不变地形成一个真正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的有效运行的得到宪法保障的政治体制。50多年来，中国并不缺少政治权威，也不缺少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理论，都是前后50多年来的指导思想，但却没有彻底解决摆脱贫困问题和全面持久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中国人口大多，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农村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城市也有2000来万低收入人口，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残疾人、无依无靠的孤寡老年人、失学少年、文盲等弱势群体，政府现在还不能完全解决他们的就业、生活保障等基本问题。2004年5月26日，中央政府温家宝总理在上海举行的全球扶贫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提到“中国的贫困问题”时说：中国目前仍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现在，全国农村仍有近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镇有2000多万人收入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还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帮助。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相当艰巨，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的努力。关于我国广大农民的公民待遇问题，早在1957年，梁漱溟先生就对执政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当面提出过“工人九天，农民九地”的说法，当时农民与工人差距很大。而现在，农民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着生活、福利、收入、养老等方面的较大差距。中国那□广阔，地区差距那□大，经济发展那□不平衡，政府效能低下和官员腐败层出不穷，执政党和政府所担负的任务仍然很重很重，这些问题如不一一逐步解决，都将始终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全面富强目标的实现。

对于中国来讲，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政治权威。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至高无上的有魄力的政治权威，包括被公认为政治权威的领袖人物。没有权威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无法集中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全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形不成凝聚力。现在，您作为写进宪法的最高政治权威和执政党领袖──国家主席和执政党总书记的当选人，就是当今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威，您可以通过您和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魄力、远见卓识和政治智能解决当前中国的诸多根本问题，早日使中国实现摆脱贫困、全面小康的施政目标，早日进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富民强国时代。我认为，当今的政治权威，不需要从1949年开始按历史资格进行论资排辈，历史的是历史的，今天的是今天的。正如明朝不一定就举国上下否定元朝高唱“没有明朝就没有新中国”，清朝不一定就举国上下否定明朝高唱“没有清朝就没有新中国”一样，共产党的权威不是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年复一年地唱出来的，而是依靠人民走富国强民之路实践出来的。中国走向民主，走向共和，已经与过去帝制的一元化时代不同了。从1921年以后的历史看，执政党中央的领袖也是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特征和局限性，中国要发展，人民要民主，政治要多元，执政党也需要与时俱进，更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认同经济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先进和高效的政治体制，坚持对内对外采取一致的开放改革政策。现在，由执政党中央推行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大政方针，也与执政党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方针政策不一样，所以说，如今的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必须千篇一律地重复提出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理论”指导下，而应以当今时代发展需要提出更为务实的大政方针为主，比如可只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新三民主义”，作为中国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中国近二十年的现代化建设是有目共睹的，公道自在民心。任何执政党如果不是全心全意把人民作为惟一的服务对象，就将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最终走向下台。既然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目标是一致的，过去的历史口号、施政策略、执政方针、指导思想就没有必要继续强调，继续以名称的形式延续，只要下一个客观真实、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就可以了。由执政党中央领导的政府的合法性和立国之本，就是国家和人民能够早日走向富强，实现全面现代化。这一点是明确的，毫无疑问的，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政治透明化，是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记得前不久我遇到一位来自安徽亳州、在城市里以修自行车为生的农村老人，他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它（漏洞）别想瞒过水”，其实政治也是这样。老人拿手的是补漏气的自行车内胎，他确定自行车内胎是否漏气的方法很简单，直接往内胎里注入少许气体，再将内胎放入水中，有气泡泛出的地方就证明有漏洞，“它别想瞒过水”，直接补上便可。通过老人补自行车内胎的经验，再联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大智能，其所说明的道理是同样的，民众就是水，任何政治的“漏洞”都是“瞒不过民众的”、“瞒不过历史的”，今天人们所强调的政治透明化，其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任何政府，都必须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施政标准，公开透明地接受法律、民众和舆论无孔不入的监督，消灭“漏洞”。否则， “漏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会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引发政权不稳。

政治公开化，是最大的政治稳定，是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减压阀。所以，我建议，对于1949年以来的历史，建议执政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等权力机构可以通过决议的形式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新时期的历史评价：比如对于1949年以来至1979年这30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1980年至2000年这20年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2001年至2020年这段时间，可以规划一个“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远景蓝图，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规划，并付诸实施。我的思路是，建议执政党中央能够在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召开由全国人大、政协、八个民主党派参加的中央会议，对前面两个阶段（“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30年、“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20年）进行全民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并用法律的形式把“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确立下来，保证在法律保障下顺利持久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古人有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非常认同这句话，并对我们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付出我内心真挚的热爱，我不忍心还有相当一部分同胞和兄弟姐妹继续饱受社会不公、腐败成风和贫困的煎熬，我渴望我们伟大的国家能够在宪法保障下，大力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避免再次发生历史上的暴力流血事件和各类悲剧，早日走向繁荣昌盛，成为经济强大、政治、文化和科技发达的国家。所以，展望中国的未来，我坚定自己的信念，中国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未来就没有出路，我决定把自己内心正确或不一定正确的、成熟或不一定成熟的想法以公开呼吁书的形式发布出来，并愿意承担由此个人公开言论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尤其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后果。我希望我的这篇呼吁书能够在《人民日报》或国际知名并有影响的国际互联网上顺利刊登，希望能够为宪法上的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国家主席和执政党中央总书记提供一些有用而非多余的参考。

谢谢您！

致以深深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中国公民 昝爱宗

2004年6月1日

《新世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