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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必定流芳千古。“六四”在开始之日已铸失败之局。

由上述两个相反的结论看，“六四”是壮烈的悲剧吗？不，站在历史长河的下游看，它属于喜剧的开场锣鼓。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学生运动多矣哉。没有一个学生运动不牺牲无辜，更没有一个学生运动能够功成后全身而退，但是也没有一个学生运动不在烟消云散之后其理想却成为现实的。书生意气从来难成大事，但书生的直觉每每占风气之先。

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当数东汉末季的太学生、晚唐的清流、明末的东林，全都是正义填膺，为了向黑暗腐败猛打猛冲而大反外戚和宦官，最后都一事无成，杀的杀，关的关，甚至被活生生投入黄河要让清流变浊流。若以是非善恶的道德观点而论，外戚宦官确实腐败黑暗，反他们当然应该。其实不然。表面上看，外戚和宦官依附于末世昏暗之君，殊不知昏君暗主依靠的也正是这些外戚宦官，不明白“投鼠忌器”之理就是这些学生士子失败的根本原因。然而，学生运动代表了民众的良知，镇压学生就意味着镇压人类的良知；于是，随着太学生、清流、东林的终结，汉、唐、明的王朝也就完蛋了。每个王朝的弊政，那些学生士子舍死忘生也反不掉，总是被继后的朝代引以为前车之鉴而改正。这也就间接告慰了那些作出牺牲的莘莘学子。所以，学生运动真正的是：“成功不必在我。”

现在，人们在分析“六四”时往往有一个非常理直气壮的辩护词：“六四”学生并没有反对共产党，反而应该说是忠于党，是要党好，可是竟遭残酷镇压，岂非冤枉？岂不应该平反？这样的质问似乎振振有词。其实冷静思索一下，这些话正说到了点子上，正打中了“六四”的软肋，也说明“六四”失败的必然性。首先，历史上忠臣直谏而遭死囚的事例并不少见，并不是忠君就一定免受刑戮。其次，“六四”这班青年学生是吃共产党奶水长大的，从小接受三忠于、四无限的灌输，他们的观念里存在着共产党神圣不可侵犯，几乎是引以为当然之理。但也正由于这一点“与党为善”的思想，成为“六四运动”的致命伤。他们幻想英明伟大的共产党应该是大公无私的，应该是有错必纠的，因此才会主动大胆地撞到刀口上。

“六四”学生运动大声疾呼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还提出了种种迄未解决的“文革”后遗症。就其宗旨大义而言，固凛然可敬，但细究具体，则迂阔难行，自撞刀口。请想：官倒和腐败，独裁和专制，哪一条不是共产党的痼疾？不，不是共产党的痼疾，应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再以“文革”这一为时充其量不过十年的运动来说，其运动的行为虽然非常突出地恶劣，但其所作所为有哪一点不是渊源于共产党几十年来的固有德性？不妨这样说，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已具备了左倾、蛮横、冷酷、幼稚、奸诈等诸般因素，后来表现出的官倒、贪污、腐败种种劣迹莫非是共产党与生俱来，这种习性绝非什么政策或运动之类所能改变得了的。要共产党作这样的改变，无异于与虎谋皮了。

果真如了“六四”学生们的愿，那共产党还成其为共产党吗？这正如同今天有许多人主张讲真话、说真相，向共产党作这种要求，能办得到吗？共产党自出娘胎落地伊始，就是泡在假话假象里的，永远是“这个不可公开”“那个别向人提”“这应该如何反应”“那应该如何评价”，永远在编造一切，歪曲一切，它就靠这样来生存，来发展，来壮大的。你要它显露真容，岂不等于要它的命？尤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党都要拚命。在拚命中，是不择手段的。所谓“垂死挣扎” 也者，必然如此，原属事态之常，有何奇哉！

因此，企图要共产党给“六四”平反，是妄想。即使有些正直之士出而纑举“六四”发生的种种暴行，诸如用坦克挤压手无寸铁的平民啦，用开花弹射击学生啦等等，骇人听闻诚有之，义正词严亦有之，能因此而改变共产党的本性则大成疑问。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对这些暴行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作出承诺或让步，都无异在整个事件的链带上打开一个缺口，共产党就会土崩瓦解。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宁肯玩弄一些文字把戏，由一口咬定“六四反革命暴乱”，改口为“六四事件”，后来又叫“六四风波”，将来也许还会出现什么“余波”“微澜”“涟漪”等等，仿效电影里的“淡出术”，企图让整个事件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那多好。这当然纯属幻想。这样一件奇冤大案，绝不可能“事如秋水了无痕”，将来历史必定有公正的结论。但这结论不可能由共产党来做；谁若存此幻想，都是莫大的荒唐。(//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