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21日报导】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职工退休后都从退休前的工作单位领取养老金，一些效益较好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大多也效仿这一制度。其他城镇居民和所有的农民则没有养老金。这种企业保险的制度不仅覆盖面低，而且抵御风险的能力低。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展开，机制僵死的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十分低下，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不少企业早已破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企业为单位实行养老保险显然会使得大量工人失去退休后的基本收入保障。因此，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逐渐实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仍然只是局限于城镇居民，是一种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制度综合考虑了国际上两种主要的养老金制度：一是美国等国家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度；二是新加坡等国实行的个人储蓄账户积累制度。现收现付制度无法应对社会老龄化危机；个人储蓄账户制度的再分配功能很弱，达不到社会保险的目的。中国实行一种综合的制度，显然是希望回避单一制度的这些弱点，

但是中国年轻的养老基金制度现在已经遭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这个危机在宏观上的表现是全国范围内的收不抵支。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办法迅速解决这个危机，中国的现行的养老金制度行将破产。

这个危机实际上在一九九六年就已经初露端倪。那一年，实刚刚运作三年的全国养老保险基金便出现了少数地区收不抵支的状况。两年后，收不抵支的省和自治区便发展到了十七个，一九九九年则达到了二十五个。自一九九九年起，除了广东、福建、浙江和山东四个省以外，其它省、市、自治区都已是收不抵支了。这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养老基金的收支赤字。以二零零二年为例，当年基本养老基金收入两千二百五十一亿元，支出为两千八百四十三亿元，赤字近六百亿元。

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全国领取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全国离退休人数一九九三年为一千八百三十九万人，二零零二年则达到了三千六百零八万人，净增一千七百六十九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七点五；另一方面，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在职职工人数一九九三年为八千零八万人，二零零二年为一亿一千一百二十九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七，这个年增长率不到退休人数年增长率的一半。与此同时，过去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和在职职工工资收入的增加，退休金标准也逐年增加。这就使得养老基金的收支矛盾更为突出。

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逆向道德选择。在存在合约或者合同的情况下，通常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签约中感到贡献大于收益的一方会尽可能地违抗或者退出合约，而收益大于责任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留在合约内。这样以来，最终留在合约内的都是些只能享受收益而无法做出贡献的成员了。经济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向道德选择。例如，在参与养老基金的企业中，效益好的认为入保吃亏，于是有意采取隐瞒工资总额、少交统筹基金、或转移银行账户等违规手段拖欠甚至不缴养老金，这实际上是变相退出统筹。与此同时，那些效益差的企业虽然无法为养老基金作出贡献，但是根据规则，他们却可以使用基金。

地方政府政府经常挤占挪用养老基金也是使得养老基金收不抵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仅是查明的被地方政府挤占挪用的各项各项社保基金在二零零三年初就高达一百六十多亿元。这些资金大多被用于显彰政府官员的政绩工程，有的甚至直接用于官员们的挥霍性消费。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