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8日讯】不久前闭幕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最引人关注的焦点，不是修宪问题，不是在宪法中加进了什么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不是在宪法中加进了保护“人权”的字眼，也不是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入宪，而是会场内外的两个“小动作”：一是江泽民在政协和人大开幕式上都大摇大摆地走在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前面，一个“退居二线”的“武夫”如此不顾国家之尊严、党之体面，任意妄为，此在中共历史和“国史”上尚属头一回；二是“两会”期间，蒋彦永军医致函中共最高层，要求为“六四”事件、八九爱国民主运动“正名”和平反。

这两个“小动作”，都和“两会”的主要议题无关，但是，“小动作”有大的政治含义，说明大的政治问题，对“胡、温”新领导层实际上具有严重的意义深远的挑战，乃至关乎“胡温新政”的命运和历史定位。

小动作看出大文章

说到中共十六大之后组成的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人们无非观察他们两点，一是他们能不能摆脱江泽民的控制，最终掌握中共最高党、政、军领导权；二是他们的政治取向、治国方针到底会怎样，能不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开出新局面。上述两点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

现在，一年多过去了，中共又召开了“两会”，人们对上述两点的观察，从会议内外两个“小动作”的发生来看，是颇为失望的，也即是说，直到目前，胡、温在上述两点上都是不合格的，没能拿出什么像样的成绩，甚至成绩下降。

一年多前，胡、温新班子上台就先天不足，他们曾经想努力地后天多加调理，但并不成功。胡、温新班子上台，虽然在党、政两大系统取得了最高领导职务，但没有取得与之相匹配的最高领导权力。中国的集权体制中最高的权力掌握在控制军队者的手中，谁控制了军队，谁就可以最终控制党、控制政，没有控制军队的党总书记、受到军队干政的国务院总理，轻者“先天不足”，重者只是傀儡。在中共十六大和去年“两会”之后形成的胡、温新班子就是在“先天不足”和傀儡之间来回徘徊。

中共的军队掌握在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手中。江泽民还当了十三年的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前后大权逐渐在握，不仅比他在政治上资深、权力曾经比他大的乔石和李鹏被他整倒或任其摆布，就是许多曾经很有影响的、邓小平都要买账的中共元老，也对江泽民的独断专横无可奈何。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之后真正控制了军队。到了十五大和十六大，他对军队的控制，连那些曾经辅佐他出掌军权的军队元老如刘华清、张震、迟浩田、张万年等人，都要“俯首称臣”，而老江最后把他们一个个送去“告老还乡”，让他们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彻底消失。现在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其“革命资历”均在老江以下，而且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在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共军队内部尚有许多“山头”，这些“山头”的大佬们，老毛、老邓也要给几分面子，且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个中的微妙关系。

现在，在江泽民的“运筹帷幄”和权谋运用之下，中共军队内部已没有“山头”，江泽民主席一统军界，一统天下，他对军队的控制已在毛泽东、邓小平之上。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格局

有这样一位军权在握的江主席，有这样一位在世元老对他也无法制衡的江主席，“小字辈”的胡锦涛、温家宝即使当了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又能有多少戏唱？手中又能有多少真正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江泽民根本不信任胡锦涛、温家宝，因为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人，而是邓小平隔代指定或党内权力斗争暂时平衡妥协的结果。从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搞清一色“江家军”、在党政系统大力培植“上海帮”来看，江泽民的政治个性是绝不能容忍异己的，是绝不相信非“自己友”的，他怎么能容忍接班人︱这么重要的人选︱不是由自己的钦定、不是自己信得过的人呢？因此，他在中共十六大上交出党总书记的位子给胡锦涛，绝对是不得已的事，绝对是不甘心的事，甚至是觉得有辱自己尊严的事情；他要把胡锦涛的权力“空洞化”，让他当傀儡，在时机成熟时行废立之举，乃是既定方针，此事不完成，他绝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

老江的心思，胡锦涛完全明白。十六大上他之所以能在老江千不愿万不愿之下出任中共总书记，一是靠老邓的政治安排的余威，二是靠十四大以来中共政治权力架构格局的一路演变以及“小胡接班”这一中共高层的“政治共识”，三是江泽民选择的接班人︱曾庆红尚没有形成可以立刻“荣登大宝”的政治条件（十六大之前，曾庆红还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因此，胡锦涛和世人都清楚，他之所以能在十六大上“实现小平同志的政治安排”，只是权力斗争暂时平衡和老江的部署尚未成熟的产物而已，这样的很不稳定的平衡随时会被打破。老江的部署，曾庆红的接班条件假以时日，用不了太久就会成熟。

目前中共高层这种权力交接和斗争格局为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一个非常奇特和诡异的状态。表面上看，江泽民以普通党员和公民之身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执掌军权，充当太上皇，很像当年的邓小平，胡锦涛则像当年的“儿皇帝”江泽民，但实质上两者的情况天差地远。

第一，江泽民是邓小平钦定的“第三代核心”，尽管他不是邓小平首先选定的接班人，是另外两位极具政治影响力的中共元老陈云、李先念极力推荐的，但老邓对他也是有好感，同意了陈、李两位的推荐后，立刻作出比陈、李还要信任和支持的姿态，把他册封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并很快交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三年后，还帮他清除了执掌军权的最大障碍︱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老邓是真心实意支持江泽民接班的。

第二，邓小平充当太上皇之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并不能乾纲独断，还有陈云、李先念等元老健在，他们也会极力维护江泽民。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曾有“换马”之意，因为老江推行改革开放不力，但有陈云、李先念等人力挺，邓小平不能不顾虑重重。

第三，邓小平充当太上皇时，已经非常年迈，八十几快九十的人，他就是有什么不满、想法，要实现也有心无力了。他再想换接班人，自己心理这一关就不容易过。特别是经过“六四”事件，经过胡耀邦、赵紫阳的垮台，他在政治上尽量求平稳之心比什么时候都强。

两位完全不同的太上皇

而现在当上太上皇的江泽民和当年的邓小平在各方面都大不一样。首先，他不会也没有把并非他自己选定的胡锦涛册封为“第四代核心”，没有也不会在短时间内把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交给胡锦涛，更不会帮他在军中建立势力，执掌军权。

其次，江泽民这个太上皇比起当年邓小平这个太上皇，身边少了掣肘的元老，没有邓小平身边诸如陈云、李先念式的人物，因此，他这个太上皇的权力自由度比邓小平要大。

其三，江泽民这个太上皇只有七十七岁，比邓小平当太上皇时年小十岁。江泽民虽然患有心脏病，但身体和精力尚佳，可以到处走动，唱歌跳舞，充当太上皇的野心还会持续很久，他还有极大的兴趣和精力干预党政军国大事。

上述种种情况，使得胡锦涛头上的太上皇比当年江泽民头上的太上皇难对付得多，他这个儿皇帝也比当年江泽民当儿皇帝时困难得多、危险得多。由于邓小平的年迈加上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的力挺，一九九二年邓小平虽有换马之意，但只要江泽民审时度势，向邓小平输诚认错，转向支持改革，邓小平也就立刻原谅了他，且加大力度支持他执掌军权、党权，使他成为真正的第三代领导核心。

现在胡锦涛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即使他向江泽民输诚表忠心，老江也不会信赖他，中共元老之中也没有谁能像当年的陈云、李先念那样力挺他。因此，胡锦涛的接班地位比起当年的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甚至华国锋都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胡锦涛身边的曾庆红

更令胡锦涛处境危险、地位难堪的是，在他的身边明显有一个江泽民钦定的接班人︱曾庆红虎视眈眈、野心勃勃。当年赵紫阳、胡耀邦、江泽民在当接班人时身边都没有这样的人，这在中共最高层权力交接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诡异怪事。这样的诡异怪事也让胡锦涛碰上了。更何况曾庆红绝不是阿斗式的人物，而是能力甚强、极富谋略者。

当年，江泽民的身边也有几个潜在的挑战者，如李鹏、乔石，但他们的上面并没有太上皇支持，因此，他们终究不能成事，而且都在权力斗争中败在了老江的手中。

如今的曾庆红可不是当年的李鹏或乔石。他在中共党内有众所周知的身份定位︱是江泽民这位太上皇选定的接班人，江泽民还在创造一切条件让他有朝一日取代胡锦涛。中共十六大之后，曾庆红在党权、国权的职权已经俨然和胡锦涛只差一个“马鼻”，胡锦涛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曾庆红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由于他们都是政治局常委，他这个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实际上相当于副总书记；胡锦涛是国家主席，曾庆红是唯一的国家副主席。

在军中职务方面，胡锦涛虽然是排名第一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但由于江泽民的严密把持，他这个副主席几乎是空的，是摆设而已。曾庆红目前在军队中虽然没有任何职务，但由于他是江泽民心目中的接班人和心腹，在江泽民控制军队的整个过程中，都有曾庆红的直接参与，出谋划策，更何况中央军委之中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曾庆红是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他通过这个渠道介入军队工作，建立人脉关系，形成自己的非常影响力。因此，没有军职的曾庆红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胡锦涛更加熟悉军队工作，待时机一旦成熟，更能掌控军队。

一年多来，江泽民和以曾庆红为首的江家人马凭借上述优势，屡屡挫败胡锦涛建立自己威信、强化自身权力的企图。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看到了在今次“两会”上江泽民无所顾忌、大摇大摆地走在胡锦涛前面这一幕，江泽民要告诉“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胡锦涛不仅不是党国之老大，而且他老二的地位也朝夕难保，在中共历史上，老二从来没有好下场。江泽民此举还要告诉世人，他目前“退”下来这个格局，和当年邓小平“退”下来时并不一样，他还要走到台前，以“天下第一人”的地位指点江山，亲裁大政。

“六四”问题造成的区隔与伏笔

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在权力方面如此不济，在政治取向方面也难以令人看好，他们只能在江泽民划好的框框内循规蹈矩。今次“两会”期间，在抗沙士风暴中勇于揭破官方谎言的有人民英雄之称的蒋永彦军医上书中央，要求平反“六四”，为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名”，让中共“自己纠正错误”，胡、温对此噤若寒蝉。温家宝在记者会上根本不敢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为当年中共的镇压行径进行辩解，并且暗示若为“六四”平反就会破坏“政治稳定”，声称他这位“大国总理”最关心的是“稳定”。

在“六四”镇压问题上，胡锦涛和温家宝毋须负任何责任，他们也不是六四镇压的既得利益者。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时候，胡锦涛只是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温家宝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和权力决策不沾边。因此，他们都没有“六四”血案的政治包袱和心理包袱。

尤其是温家宝，他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已经被废，跑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喊话，温家宝就站在他的身后。“六四”镇压之后，中共开始大搞人人过关的“清查运动”，温家宝的“特殊身份”以及和赵紫阳的关系，使他遭到巨大压力。但据闻他只是检讨自己，并没有“戴罪立功”地胡乱揭发别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温家宝对“六四”镇压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这一层他比胡锦涛“更明白”。然而胡、温对“六四”问题目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现在，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是时机打“六四”这张牌。江泽民、曾庆红这些人是“六四”镇压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查封了《世界经济导报》，整肃支持爱国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表现极左而突出，这是他取代赵紫阳的重要原因。“六四”屠城之前，他已奉命进京，参与了中共高层的镇压决策和活动。

因此，在“六四”问题上，中共的第三代领导和第四代领导之间肯定有明显的政治责任上的不同。温家宝回答这个问题绕走，一方面是不能硬碰这个禁区，一方面又要隐隐约约地和江泽民划清界线，有所区隔。这是政治妥协，也是政治伏笔。

2004年5月前哨杂志(//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