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8日讯】在中国留学的外国人，几乎都与中国大学生结为一帮一的互助组，你教我汉语一小时，我帮你纠正英语一小时。在中国留学的老外圈子里的“官方语言”，是一套自己独特的洋汉语。比如，老外汉语里把互相学习的伙伴称其为我的“互相”。留学生间的对话常常是中英合璧，比如“How’s it going?”“Oh, it’s just‘taimafan!”(你今天怎样？我今天太麻烦了。)或“You’re really‘shuaidai le!”(你真是帅呆了)。

留学生与中国“互相”物物交换的同时，西方人也抱怨与“互相”大学生聊天没劲。比如我每次与我的“互相”互相完后，都会跑出校外与我的那帮布衣哥们、姐们扎堆解解闷，与陋巷里的摊贩、个体画家、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什么的侃大山，那才叫过瘾。这些普通草民都是实实在在地生活着。你有机会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与他们唠家常，倾诉过日子的甜酸苦辣，一起笑、一起骂、一起哭，有滋有味。而中国的大学生们常常太一本正经，个个都踌躇滿志，期盼成为干番大事的成功者，都觉得自己是介人物。对于我们西方青年来说，如今对这种人生观早已失去了兴趣，我们更在意“平凡的生活着”。

在中国大学生眼中我是典型的胸无大志者，不想挣大钱、不想出巨著、不想干什么大事业、甚至也不想读高学位。我最在意每天是否过得快活有趣，没想过设计自己的“锦绣前程”。因人生观、价值观、生活观的差异，使我们留学生往往没情绪与中国大学生聊那些如何功成名就的人生话题，对我们来说特Boring(枯燥)。对比之下，西方青年更热衷去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发达的地区当一名志愿工作者，比如义务医生、教师。有机会帮助所需要的人，这种人生特别带劲和有意义，这才体现自己的价值，充满成就感。

一次有位中国朋友考我。他问：“长江里有几条船？”我茫然起来。朋友笑起来说：“只有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中国人对会见权贵能抛头露脸荣耀感的重视，留给我颇深的印象。在电视上看到采访一位华人女士，她说老爸见到克林顿夫妇邀请女儿到白宫参加国庆午宴的请柬时，爸爸激动得老泪纵横。当然去白宫做客的确是难得的机会，不过与“人民公仆”同进一次午餐，怎至于激动得落泪，西方人多会以平常心对待。这也令我产生了另一个感叹，不管是大陆、港台的官员、名人，他们出街时个个派头十足前呼后拥，要不就墨镜遮面。而欧美的大人物则非常注重平民化，欧洲老百姓常会在街头碰见王室成员随意逛街、购物。如戴安娜王妃生前的一个圣诞节前夕，她去拜访为其看病的中医师。戴妃亲自上伦敦哈罗斯百货公司选来礼物，然后肩上扛着这一大箱礼物穿街走巷。医生回忆说，当戴妃汗岑岑地进门后后，她掂了掂那箱子觉得满重的。没料到戴妃居然既无保镖也无随从帮忙，一介王妃也不计较在大街上独个扛着箱子是什么样的形象。

读过中国杂志上一则故事，介绍旅美音乐家谭盾，初赴美时曾为生计所迫在纽约的一间银行门外拉琴卖艺，与他做伴的还有一位黑人乐手。十年后的一天，谭盾路过那间银行时瞧见昔日同伴仍在老地方卖艺。黑人问谭盾如今在哪里卖艺，谭盾说在卡内基(纽约著名音乐厅)拉呢。那黑人便打趣道：“在那能挣着钱吗？”谭盾也幽默地回应：“还行”。

这本来是个很有趣的段子，可惜段子随后的说教才煞风景呢，板着面孔告诫读者，谭盾靠自我奋斗在洋人的地界上功成名就，而那黑人因庸庸碌碌十年落得终日在街头卖艺。这种评论令我觉得好笑，且过于“中国特色”。在西方，街头艺术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街头艺术家同样是艺术家，不论你在街头表演还是在音乐厅表演，无贵贱之分，都是受人尊敬的职业艺术家。有些街头乐队水准相当不错并演出了名气，每天他们到固定的广场上班演奏时，会有乐迷拥在周围，并风风光光地出售自己乐队的CD。一些成功的街头乐手、画家的收入，与一介办公室职员的薪水相若，其中有些街头艺术家就靠着在街头、集市上为行人提供娱乐置了房产。我有位朋友原在大乐团拉小提琴，可他嫌不自由，便放弃了整天着礼服在音乐厅表演的职位，宁愿下到酒吧、及街头狂欢节上去表演，他认为这种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更令他放松惬意。周围亲友也理解他的个人志趣，无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

成功不应只是狭隘的成名成家。而鄙视平凡的普罗大众是低俗的心态。

本文摘自《听老外侃中国–换双眼睛看自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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