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5日讯】胡秀正，１９３３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１９６６年９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分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并被打被“斗争”。他们后来试图纠正对他们的这一对待以回到北京。１９６８年夏天，她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审查物件”，罪名是“企图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她先遭大字报“揭发”“批判”，又在几十人的会议上被迫“交代”她的“问题”，后来又被关押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即受当时所谓“隔离审查”。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她被关押在学校中时，从五楼坠下身亡。她去世时３５岁。
照片上的胡秀正，朴素，严肃，端正，一副典型的中学女教师的形像。她也确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通的中学女教师。胡秀正１９５１年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未能升学。她毕业后先在这所中学当实验室管理员，一边在业余学校学习。她从１９５４年起在这所中学当化学教员。１９６０年加入中囯共产党。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时，她已经有十二年教龄。她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六十四元。她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师，每月工资六十八元。他们有一个女儿。另外，他们赡养胡秀正的寡母及外婆外公。
在１９６６年５月，毛泽东指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后来他又明确说，所有的知识份子都还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一个完全负面意义上的名称。胡秀正也不能例外。当时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受到批判。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胡秀正似乎不该成为教师中的“文革”的重点打击物件。她是普通教师。在这所学校的教师中，胡秀正不算级别高的老师。她没有上过正式大学，也算不上这所学校里的“学术权威”，“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文革要打击的主要类别。另外，她年龄不大，１９４９年时１６岁，不太可能有什么“历史问题”。她也不是一个个性张狂的人。在文革中，一般来说，级别高、年龄大的老师以及个性突出的老师往往首当其冲受到迫害。他们会因其学术地位高而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斗争，或者因其教学历史长而被认为“历史上有问题”，或者因为好发议论而被认为“有反动言论”。这些人所受迫害的程度一般也更为严重。为什么胡秀正这样情况的人也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打击物件受到残酷整治以致身亡呢？
一，１９６６年：被抄家赶出北京
胡秀正的“问题”，起源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分划分”。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是北京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员。第八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相距大约一公里，同属北京西城区。他们在１９５８年结婚。１９６６年时他们住在师大女附中附近的教工宿舍里，他们的女儿当时三岁，“全托”在附近的幼稚园中，周末回家。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的父亲，住在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队。在１９６４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被划成了“漏网地主”，并被命令参加“坏蛋会”，也就是说，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物件”。关于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胡秀正去世二十八年后笔者访问张连元的时候，他还能详细而流利地一口气讲述出他父亲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以及为什么他不应该被划作“地主”。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共产党掌权以前，在１９４０年代，他父亲经历过不少事情并有过起起落落变化。由于他父亲的阶级成分问题，在“文革”之后的１９７９年已经得到“平反”，所以他父亲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历史上的种种细节，在今天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他讲得如此清楚而详尽，并且还很激动，这实在是因为当时关系重大。当他因为父亲的历史而被打被关被斗争，以致最后失去妻子的时候，曾不知多少次地思索和整理这些故事。他也曾被迫写了不少的文字材料为他父亲的事情“交代”“认罪”。所以，他把他父亲的历史细节记得如此清楚。笔者发现相当多的文革时代的过来人有这样的特点：直到今天，他们对他们的父亲青年时代的历史，甚至记得比自己的历史还清楚，因为在文革中无比强调“阶级出身”，他们也因此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叙述父亲的历史，后来，对他们自己的经历，却可能没有需要回忆与叙述的场合。
在今天的情境中，人们对这样的陈述，会觉得是一些根本不相关的事情。不论张连元的父亲是否地主，是否“坏蛋”，又与胡秀正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她的丈夫的父亲。他历史上的种种事情，都发生在胡秀正认识他的儿子之前。胡秀正不可能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哪怕张连元的父亲真是罪大恶极之人，又与她有什么相干？然而，不幸的是，这不是文革时代的判断方法。
这个离胡秀正远而又远的事情，在文革中成为致命的罪过，并且直接导致胡秀正受迫害以致身亡。胡秀正被整死，她的罪名不是别的，只是“为反动公公翻案”，进而又被上升为更严重的“翻四清的案”和“翻文革的案”。按照文革的标准，“翻案”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要遭到严厉镇压。
１９６４年张连元的父亲被划成“漏网地主”之后，张连元向他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报告了此事。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向学校所在的西城区区委汇报了此事。张连元阅读了共产党的有关规定，认为“阶级成分”应是按照１９４９年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的。按照这个标准，他的父亲不应该是“地主”。张连元曾经给中共华北局写信，请求“复查”他父亲的问题。
１９６６年６月，文革的领导者下令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从事文革。１９６８年８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并掌握学校大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和杀戮。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８月２２日，张连原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负责人华锦被打死。历史教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成重伤，几乎死掉，后来终生残废，不能工作。红卫兵从校内打到校外，不但打学校的老师，也打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到张连元也被打的那一天为止，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了八个人。
那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的两个干部来到北京，要把张连元和胡秀正抓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老师“反攻倒算”，为父亲“翻案”，“妄图翻‘四清运动’的案”。这指的是张连元曾在１９６４年后写信给共产党上级要求复查他父亲被划成“地主成分”这件事。这两个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学，和八中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掌握大权。八中的红卫兵给生产队打了长途电话，证实了来人的身份。于是，初三（五）班的红卫兵把张连元叫到物理化学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张连元一进去就被劈头打了一顿。然后，从张父村子里来的两个人开始审问他。他们一边审问一边打他耳光。后来，红卫兵学生开始轮番用木棍、铜头皮带、绳子、扫帚等抽打张连元。在打张连元的过程中，曾有别的老师来到办公室，开门看到红卫兵正在打张连元。
有两个人试图阻止红卫兵打他。一个是实验员，名叫张良银。他对打人的学生说：“先不要打。你们要先把问题弄清楚。”红卫兵把他硬推了出去。另一个是物理教师周国正。周老师是天主教徒，为此当时他自己也在被批判，处境不好。但是他开门看到学生打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打。”他试图劝阻学生继续毒打张连元。当时学校的人都有目共睹，从８月初到９月３日那一天，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打伤了多少人，都知道红卫兵的残酷无情。在那样的恐怖气氛中，实验员张良银和物理老师周国正出来为正在被打张连元说话，实在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无怪乎二十八年之后，张连元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俩的名字和他们当时说了什么，对他们俩心存深深的感激。虽然今天我们作为听众或读者，在对这两个人的敬佩之余，还是会为没有较多的人这样作而心感遗憾。但是，我们也因此更要记得他们的名字。在一个恐怖的时代，他们作了不平常的事情。他们勇敢，他们仗义，在同事朋友落难的时候，当别人收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尽管环境如此恐怖，他们伸出了他们的手，他们作了努力来试图制止罪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当时并不想当英雄，但是他们完全有理由为当年所作的感到自豪。
９月３日，张连元被打了一整天。红卫兵打他耳光，用打了结的粗绳子、扫帚和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地抽他，用车床上的三角皮带敲他的脑袋。他们强迫张连元跪下，他们把脚踩在张连元的背上，左一下右一下地打他。张连元在看不见打人者的情况下，精神极度紧张，猝不及防。后来，他们又强迫张连元腿直着，身体弯成九十度，头仰起来，头上顶着一个罐头盒。他们打张连元，还不许他动，不许罐头盒掉下来。罐头盒一掉下来，就更凶猛地打他。他们打累了，在一旁休息，同时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头顶着罐头盒。时间一长，张连元的整个下身麻木得失去了知觉，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他们狠命打他，但是他的腿动不了。他们觉得很开心，一边毒打，一边狂笑。整整一天，他们不给张连元喝水，也不给他吃饭，却找来了一块非常肮脏的窝头，外面是干裂的长了毛的，可是里头却像浆糊一样，又酸由臭。他们强逼张连元吃，不吃就打，吃慢了也打。有两个红卫兵拿着民兵训练用的木枪要捅死张连元。张连元想，他也要被打死了，就像已经被打死了的同事华锦和那些他不知道姓名的校外的八个“牛鬼蛇神”一样。他们之中有的人就是被木枪捅死的。但是一部分红卫兵认为应该把他送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处理，说：“别打死了。留给村儿里的人打吧。”晚上，红卫兵把张连元一个人锁在一间屋子里，还跟他说：“不许逃跑，要跑抓回来打死！”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开门，一边开锁一边说：“准他妈的死了。”
９月３日，八中红卫兵还抄了张连元的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他们夫妇的户口迁出了北京。９月４日，他们用张连元的钱叫来了一辆卡车，把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二人连同他们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大队。到了那里后，大队干部又强令他们交出随身带有的一切财物，现款、手表、钢笔。到了村里，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分别关押，不准见面说话，全天有人看守。在那儿，他们被打，被游街，被体罚，在斗争会上被斗。胡秀正也曾经被戴了高帽子游街。当地的一个干部告诉他们那里的中学红卫兵如何打人，已经打死了好几个人了，然后威胁他们说：“再不老实，就把你们交给中学的红卫兵。”当时，中学红卫兵打人最凶，而且最无顾忌，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打死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敌人”。他们打死了人，最多不过被说作是革命中“难免”的“过火行为”而已。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坚持这个说法。张连元和胡秀正没有办法，只好按照生产大队干部要求的口径写检讨认罪。一星期后不再有人全天看守。他们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但是仍然没有行动自由。张连元的父亲被打得更厉害。他被施以一些残酷的刑罚。有一次，他被强令在立起的板子上跪了一整夜，不许动一动，也不许上厕所。老人被折磨得几次要自杀。
张连元的遭遇告诉我们，一，“翻案”被当作可以被打死的“罪名”。张连元在学校原来还不属于“牛鬼蛇神”，但是当村子里来人说他为父“翻案”，红卫兵立即开始毒打他。他既不能作肢体自卫，也不能作任何自我辩护。二，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在北京红卫兵已经造成大量伤亡以后，红卫兵依然把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暴行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个问题。他们有恃无恐，手下无情。三，一些红卫兵用非常恶毒的方式来折磨残害人，以打人取乐，一任邪恶的愿望发泄，这种恶意根本不是用“革命理想”能解释的，比如强迫张连元弯腰仰头顶罐头盒，强迫他吃霉变的窝头，都是这类例子。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有十万人在被斗争被游街被抄家被打以后，又被迁出户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像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车站上或者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车站和火车上被打死。这是文革领导者的重大行动之一。这一行动清洗了北京城。尽管被驱逐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尽管比例达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一事件确一直未被报告，这一数位也只在“内部”知道。当时的媒体没有对这一大规模的对和平居民的迫害作任何报导。我们可以看到的文字记录，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的一项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纸“通令”，即所谓“第四号通令”。这一通令的副标题是“关于对地、富、反、坏、右、资的家进行查抄的意见”。其中分为七节，有七个小标题。最后一个小标题是“七、给出路”。这一节说：
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指标题中的“地、富、反、坏、右、资”六类——引者注）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份子，除现行反革命份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有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第四号通令”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９日发布，就像政府的法令一样有权力，而且通过红卫兵的暴力行动施行。不到两星期以后，９月１１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又发出了“第八号通令”，其中写道：我们要警告那些妄图反攻倒算，变天翻案的混蛋们：我们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出于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抄了你们的家，打了你们的人，给你们戴了高帽子，牵你们去游街示众，赶你们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们认为：抄了就抄了，打了就打了，戴了就戴了，游了就游了，赶了就赶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是“西城区纠察队”的成员之一。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通令”，在那时给了他们可以把胡秀正夫妇驱逐出北京的权力。这两个“通令”都不长，但是这些文字背后，是十万人的悲惨遭遇。胡秀正和张连元身受的灾祸，仅仅只是这些文字导致的后果的冰山一角。
二，１９６７：所谓的“翻案”活动
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关押在村子里的时候，他们几次设法通过胡在北京的妹妹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北京新市委写信和打电报，请求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信都被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又被转到中共天津地委，接着又被转到固安县委。这是当时对这种信的常规处理方法。张连元和胡秀正设法请求固安县委不要把信再转给公社。但是固安县委仍然这样作了。这样的把上告的状子层层下转的处理方式会导致什么结果，每个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想见。这样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即把告状信转给有权力的被告，写信人请求解决的问题不但不可能得到解决，还会遭到更大大报复性迫害。实际上，这也就是决定用这样的方法处理“人民来信”的人的本意。他们并不打算帮助人民解决问题。可是普通人没有别的办法，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投寄这类信件。
张连元和胡秀正有个三岁的女儿，被留在托儿所里。他们被长期扣留在村子里，不许他们看望孩子。直到这一年的１１月３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在一再请求之后，胡秀正终于被允许回北京看孩子。随后，她把自己的户口要了回来并落在了北京。这时，她开始设法要把丈夫从农村弄回北京。她曾经去“人民来访接待站”请求帮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别的办法。在现存的材料中，有一张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由北京邮电医院门诊部开出的诊断书。胡秀正给生产大队的两位共产党支部书记写信，说她生病，她的母亲病重住在医院里，她的孩子也病了，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要求学校里的同事帮忙。胡秀正以这些为理由，请求书记准许张连元请几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儿带到村里去。经过多次交涉，张连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之后，张连元没有再回农村。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里。那边拒绝给他户口，也不还给他从他家运去的家具衣服等东西。这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半年以前能有权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由于其领袖人物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时随着他们的父母被冲击清洗，在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运动中，他们失势了。１９６６年１１月，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指示，不准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其实，这种“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的情况已经在北京公然实行了三个多月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人，试图以按照政策他们不属于应被驱逐出北京的人为理由重回北京。他们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饱受折磨，被驱逐到农村后，作为“阶级敌人”也无处安生。他们的境况十分悲惨。可是，紧接着，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８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布告”，（这时军事管制委员会执掌很多有关的权力），再次重申肯定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的“遣送”行动，不准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这份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会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北京的街上到处贴着这张“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这时候，张连元住在北京没有户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张连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当局宣布动员张连元遣返。张连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谈他的情况，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强调他的户口不在北京，就应该离开。北京有特别严格的户口制度。在当时的北京，没有户口，不但不能得到定量供应的粮食以及不能工作赚钱，而且根本不准居住。到各家“查户口”是当时常有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被登出北京户口驱逐出北京，这是对“阶级敌人”和“牛鬼蛇神”的待遇，得到这样的地位，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被“专政”的对象。“户口”对一个人来说性命交关。胡秀正和张连元为恢复张连元的户口而拼命奔走，是十分自然而且不得不作的事情。但是，实际上，他们恢复张连元户口的努力始终未见效果。直到胡秀正因为“翻案”被“隔离审查”时，张连元仍然没有能在北京恢复他的户口。相反，他们的努力导致了他们受到新的一轮迫害。在１９６６年，他们的罪名是“翻四清运动的案”。在１９６８年，他们新增加的罪名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俩个人都因此被“隔离审查”。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身亡。张连元活了下来。张连元的户口直到１９６９年７月才又在北京恢复。其时，胡秀正已经去世近一年了。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胁下，１９６７年５月间，张连元写了一份材料，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这份材料由张连元和胡秀正两个人署名。他们在材料中尽可能使用了一些当时可以找到的“理由”。他们说他们都是普通教师，属于文化革命所强调的“群众”，而不属于这一“革命”的打击物件。打击群众正是当时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手段。他们由此指出不还给他们户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另外，当时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因文革运动发展而也受到批判，他们因此指责是这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了他们一家。胡秀正也曾经和张连元一起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接待站”谈话并送了这份材料。他们也给江青等文革领导人写过信。他们的燃眉之急是要让张连元的户口转回北京而不是被驱逐到农村去。他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不可能反对文革，只是希望尽可能从文革的宣传中能找到一些理由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他们夫妇的行动后来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实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翻他们自己的案，他们试图说明他们不应该受那样的惩罚，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标准。甚至他们自己就没有一个正式的“案”，就是在文革的第一年，两个村子里来到干部和北京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将他们毒打后强行送往了农村。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法律上的立案的手续，也从未有过审判和定案。（当时被打死的数千人和被驱逐的十万人，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式。）“翻案”的意思是不同意已经定下的案子结论并试图改变。然而在当时，很多案子根本没有定过，或者是定得很草率的，特别是没有容许当事人为自己辩护。比如张连元的父亲的成分，据说“四清”工作队三榜定案都不是地主，但在工作队离开前的前一天晚上宣布他是地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被定罪的人或他们的家属会提出对他们的定罪的不同意见。他们并不是反对定罪的标准，而是提出他们的案子不符合那些既定标准，故而提出申诉。这从法律程式来说完全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这种申诉就可能给申诉人带来惩罚。比如，在１９５７年，有的人就因为对１９５２年的“镇压反革命”提出申诉而受到处份。很多人被打成“右派”，不是因为他们有新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的“翻案”本身可以成为罪名。文革中的一个特别情况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之后，有大量的共产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于是，有的过去被这些领导干部定罪的人想要利用这个种会来宣称他们过去受到的处份是错的，从而改善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１９６６年秋天，一些因为批评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掌管学校的“工作组”而遭到批判斗争的学生被平反甚至成为官方认可的“左派”之后，一些别的受到迫害的人也开始想要平反。但结果是，除了这仅有的极为少数的一类人以外，别的人为自己平反的努力都被称为“右倾翻案风”甚至“反革命翻案风”而遭到严厉镇压。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结果之一是把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了所有党政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在台上的时候受迫害的人就没有问题了，更不意味着迫害的原则被否定了。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文件，编号为“中发（６７）３２５号”，标题叫做“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的规定”。这个文件说：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乱动。
有了这个文件，“翻案”正式成为罪名。
三，１９６８：死于“隔离审查”
１９６８年春天，一个新的运动开始了，名叫“清理阶级队伍”，后来被简称为“清队”。根据当时的指导性文件，“清理阶级队伍”的预定目标是“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重点是审查干部和教员。“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中迫害人最多最狠，时间也最长的一次运动。之所以能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运动是由上而下相当有组织地进行的。在上面，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搞这一运动。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上的一份材料上批示：
文元同志：建议次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握看过的同类材料中，这件是写得最好的。毛泽东，５月１９日。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为“５１９”指示。姚文元送的这分材料标题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二者一起作为“中发（６８）７４号文件”下发。这份报告里，提到了这个厂的“阶级敌人”有数十个。后来，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８３４１部队还整理了一整套“经验”，下达到每个基层单位，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开展了这个运动。各地在文革中成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掌管审查谁，关押谁，开斗争会斗争谁，以及最后的“定案”和“处理”。毛泽东给“革命委员会”命名并明确制定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和政府不分，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分，监狱和行政部门不分。在文革前这些部门就不分清，但是从来没有像文革中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成一体。一个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关押它的教员和职工。１９６８年，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了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杀戮之后发生的最大的一场对人的迫害。
在“清队”时期，有两个特别的词语成为常用的：一个是“专案组”；另一个是“隔离审查”。各个单位都建立了一些“专案组”，搞“审查物件”的“专案”，也就有相当一批人成为“专案组”成员，他们那时的专职工作就是审问和调查被“清理”的物件。被审查的人可以被“专案组”关押在单位里，不得自由行动，不得回家，叫做“隔离审查”。很多被立“专案”的人在这种校园监狱里被关押了几个月甚至几年。在那一时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样的关人的地方。
所谓“隐藏的”的“阶级敌人”有两大类，一是“历史反革命”，意思是在历史上有过“反革命”活动的人，另一是“现行反革命”，意思是当时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当时停课停工，就是要“挖”这两种“反革命”。每次“挖”出来一个，就当做“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挖”出的“敌人”越多，功劳越大，所以各“革命委员会”都要尽量多“挖”，以显示其革命性并且邀功。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有很多领导干部夸大粮食亩产量，但粮食是吹牛吹不出来的。这一次，把人硬弄成“反革命”，却比夸大粮食产量容易得多。一时间，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可以被当作“反革命活动”被追查。
在文革的前所未有的高压恐怖和严密控制下，从事真正的“现行反革命”活动是极其困难的，从而也是极其少见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在那时“挖”出大量的“现行反革命”来。当时“挖”出来的“现行反革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私人谈话或者私人通讯以及日记中说过写过些被认为是“反革命”的东西，另一类是试图减轻或撤销自己过去受到的惩罚，被叫做“翻案”。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１９６８年春天，张连元和胡秀正因为“翻案”在各自的学校中被攻击。胡秀正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革命委员会列为“清队”的打击物件。胡秀正在学校被贴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她“为反动地主翻案”，“翻四清运动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如１９６６年夏天，她的丈夫受他父亲的牵连，她又受她丈夫的牵连，成为新一轮整人运动的靶子。除了要接受“专案组”的几个成员的反复盘问之外，她还被要求去学生的班里一次又一次地“交代问题”。当时学生依然不上课，正在等待“分配”。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为“专案组”成员，一般的学生则被组织起来一上午一上午地听被“清理”物件的交代。胡秀正的“交代”，不断被听众高喊的“胡秀正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断。
以中学生的年龄，对于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划分阶级成分”不甚了了。但是十六七岁的学生也具备推理能力。胡秀正有什么大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信给上级党委，要求复查父亲的问题。然后她和丈夫一起被斗争并且被抓到农村，他们家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她的丈夫没有户口。她不得不起来要求改变这种处置。如果说她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的行动是“翻案”，是“反革命”，因而应该被惩罚被斗争，那麽就意味着她只有接受１９６６年的那个处置，那样她也没有活路。而且，也没有人来说明１９６６年对于他们夫妇的处置是正确的，是革命的最终判定。怎么能这样不给一个人活路？但是，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人对于胡秀正成为审查物件之事提出疑问。在大会小会上，对胡秀正的质问和咒骂声势汹汹，争先恐后。那些表现积极的人的动机可能相同又不同。有的人后来因参加“专案组”而“分配”到较好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只是随大流。但共同的是他们都努力显示出他们非常激烈非常“革命”非常愿意和“反革命”作“斗争”。
由于张连元那时不能跟胡秀正见面，张连元无法知道她所受到的“斗争”的细节。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学生被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起来斗争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志涛４８个小时，学生轮流睡觉休息，胡志涛被连续“斗争”了４８个小时。这样的“斗争会”，在当时是被当作功劳和成就来宣扬的。和１９６６年不同，１９６８年的“清队”一般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人活活打死，但是这类长时间的“斗争”和“审问”，仍然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另外，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大量使用体罚如罚站罚跪等等，也是公开的秘密。夜半审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认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办法。还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熬鹰”。有两位老师，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所有要他们承认的罪状，甚至还添枝加叶说出种种故事，如他们如何当特务，如何搞破坏等等，终于被允许睡觉，然后，他们再来“翻供”，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个学校的一个１９岁的女学生参加这种深夜审讯时，虽然是审讯别人，也因劳累和恐怖气氛而昏厥倒地。
在１９６８年６月，张连元写了检讨，检讨他没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检讨了他给上级写信的“动机和目的”。胡秀正也写了几份很长的检讨，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该对于她丈夫的父亲的生产队做的政治结论有疑问，不该在被揪到村子里以后对此心存不满，不该写信要求帮助。她一再表示认罪，一再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错误”。这些检讨写得非常认真细致诚恳。她忍耐了那麽多的侮辱和折磨之后，又做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把自己改造成为那些“斗争”她的人要她变成的那样。但是，她的努力没有被接受。对她的斗争继续升级。
先是她的丈夫在北京第八中学被“隔离审查”。８月初的一天，张连元终于获得准许回家了。但是，他刚能回家，紧接着胡秀正又被“隔离审查”了。他们的一个邻居，也是胡秀正学校里的同事，晚上来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不能回家了，要张连元给粮票和钱，带给胡秀正在学校里买饭吃用。８月１２日下午五点，北京第八中学的领导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自杀了。他们说胡秀正是在８月１１日自杀的，是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宿舍的五层楼上跳下来的。
尽管张连元的家离学校很近，张连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讯。他抱着孩子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的尸体已经被从宿舍楼旁边移到了围墙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她的身上盖着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师大女附中当局召开大会，声讨胡秀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在死后受到“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学校的几个老师把她的尸体送去了火葬场。张连元收到了胡秀正在“隔离审查”中的一些遗物，是一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笔记和检讨书的草稿。遗物中没有遗书，也没有写到任何悲观的或者跟自杀有关的念头。张连元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他想如果她自杀，会留下遗书给孩子和他。他们唯一的女儿还不到五岁，如果她自杀，她一定会留话给孩子。他觉得她不可能自杀。他们已经结婚十年，他深深地了解她。她是坚毅的女子，很年轻的时候就独立工作，承担了赡养家庭的经济重担。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一起经受了暴力和恐怖。他们一起被绑架到村子里，并在那里被斗争折磨。两个月后她设法离开了那里，并又设法让他也回到了北京。她是勇敢而有韧性的人。文革开始后的两年以来，她已经经历了那麽多灾难，她可以再忍受下去的。她死的时候，她是被“隔离审查”的。她的家人亲友不知道她在关押她的地方经受了什么。她被打了吗？她被侮辱了吗？她受了什么样的折磨？她的亲人全都不知道。张连元仔仔细细地阅读了从隔离审查室拿回来的每一片有胡秀正笔迹的纸片，不能发现任何自杀的征兆。张连元从来不相信胡秀正是自杀的。他说他只是找不到明确的证据。
他当时根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寻找证据。胡秀正死之后，张连元又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在北京第八中学，他和另外一些老师，一共至少有九个人，被关在一起。地上铺了些稻草，一个挨一个地睡在那里，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这些被“隔离审查”的人被押着在毛泽东的像前向“请罪”。被“审查”的人也常常挨打。张连元曾经被打。在被关期间，他们被要求每天写“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还被强迫互相揭发。在他被“隔离审查”期间，他和胡秀正的孩子又被留在托儿所里，连星期天也在那里跟着值班的保育员。
张连元在北京第八中学被一直关到１９６９年春天。有一天开会，掌管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可以参加老师的活动了，不再受隔离了。用当时的文革术语说，他被“解放”了。也像当时的规则，在被“解放”之前，他必须写一份很长的“自我检讨”。所以，为他的被“解放”，张连元又写了长篇检讨。他保留了他的“检讨”的底稿，所以现在还可以读到。在检讨中他又从头“交代”他的“家庭问题”和“翻案问题”，并且，“感谢”“党和毛主席”对他的“挽救”。
张连元的全部“罪状”，就是写了几封申诉信，他想让共产党上级了解，他的父亲在１９４９年的前三年不是地主，后来，他想让文革的领导人知道，他不该被驱逐到他父亲的村子里去。因为这些申诉信，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９年，张连元被毒打，被侮辱，被长时间关押，最残酷的，是他的妻子被害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他的年幼的女儿的童年饱受惊吓，而且永远不再有母亲了。在他被关押的时候，他写了无数份检讨，认错，认罪，诅咒自己。最后，为了被释放，他还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之后，有两位教师自杀身死。他们是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周学敏老师温文尔雅，她的语文教学法曾经在文革前被推广，她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梁希孔诙谐风趣，他的历史课上笑声不断，而且学生都说学到了很多知识。恐怖的“清队”摧毁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在北京第八中学，青年教师高家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起来，在１９６８年秋天自杀。
不只是在胡秀正和张连元的学校发生了这样可怕的死亡。在别的学校，也是一样。根据笔者的一项涉及上百所学校的调查，在调查涉及的北京的中学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受“审查”而自杀的还有：在清华大学附中，体育老师赵晓东跳楼自杀。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某被打死，炊事员王厚跳河自杀。在北京景山学校，语文老师于共山和季新民自杀。在北京二龙路学校，物理教员张放上吊自杀。在北京第四中学，语文老师刘承秀用剪刀自杀。在北京第五中学，俄语教员何光汉自杀。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被关押在学校时，以头扎入贴大字报用的浆糊缸身死。在北京５１中学，体育教员汤聘三自杀。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工马铁山自杀，副校长王玉珍和丈夫一起自杀。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两位女教师孙历生和方婷之自杀。
自杀，在“清队”时被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被诅咒为“死有余辜”。死后还被开“斗争会”批判。胡秀正的“幸运”只是她的尸体未被弄到会上来再次“斗争”，但是有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１９７１年林彪死了之后，处理人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１９７３年，中共中央有文件说运动中自杀的党员不再以“叛党”论处了。由此，胡秀正有了一个新的“结论”。这个结论说经审查胡秀正没有问题，“故不予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但是这句话是从她在文革后的“平反结论”中转引来的。当时的两次结论，没有给予家属书面材料，只是念给张连元听过，所以现在无法引用。再后来，在毛泽东死了两年之后，她的因为“翻案”而成的罪案才终于翻了案。１９７８年，胡秀正得到了“平反”。她的追悼会是１９７８年７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开的。其时胡秀正已去世整整十年。
张连元的父亲，也在１９７９年得到解决。先是“摘帽”。几经周折之后，他的“阶级成分”不再是“地主”而被确定为“工人”，他也由“摘帽”改成了“撤帽”。
四，谁害死了胡秀正？
在１９７８年的“落实政策”过程中，文革中间由“专案组”整的材料和被审查者的“结论”等等都被从人事档案中抽出烧毁。这些材料当时从来没有给过被整的人一个副本，被整的人从未看到这些对他们生死攸关的文字。但是这些材料在１９７９年由人事干部拿出后，直接烧毁，仍然不准受害者看到内容。在北京第八中学，张连元作为两名教师代表之一，见证这一烧毁文革整人材料的烧毁过程。仅仅一个中学，这样的材料就有整整两个标准尺寸的大麻袋。麻袋里的纸片被掏出来直接投入锅炉，很快燃烧成灰。但这些纸片曾经整死了人，没死的也被整脱了几层皮。张连元也曾经去胡秀正的学校要求查看胡秀正的案卷。那边人事处的干部告诉他，材料已经都销毁了，为了“避免后患”。
于是，张连元拿到的只是一纸的盖有“中共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支部”红色图章的“胡秀正通知平反决定”。这个决定说：“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１日，胡秀正同志因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不幸逝世。当时强加给胡秀正同志的错误决定和一切诬陷之词，应予完全推翻，给予彻底平反。”这个决定的日期是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５日，在毛泽东死了近两年之后。
指导“清队”的中共中央文件，都有毛泽东的批示或者“圈阅”。这些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斗争”，一一“传达”到基层。但是在文革后的此类“平反”文件中，按照统一口径，都说成死者是“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这个决定甚至也没有说“当时”迫害胡秀正的“决定”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实际上，“当时”甚至也没有给胡秀正的家属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说法。“当时”的种种做法害死了胡秀正，却未留下任何记录。
文革以后，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北京市，有３，０００人自杀，２００人被打死。没有给出准确的数位，也没有给出受难者的名字。而且，也从来没有让普通的人们或者历史学者了解这个数位。３，２００人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数位，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个数位的数量级是缩小了的。从现在找到的一些单位元的局部的死亡密度来计算，在北京一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死亡的人的总数可能比三千二百多得多。胡秀正，是这一文革中最大规模的整人运动的千千万万受难者之一。如果说胡秀正的遭遇有什么特别之处，那是她的主要“罪状”——“翻案”。胡秀正实际所作的，只是设法为她的丈夫把户口恢复到北京；而她的丈夫失去了北京户口，是因为他为他的父亲的“阶级成分”说了不同意的话；而他父亲被划成“阶级敌人”，并不是因为真是有过土地的“地主”，而只是因脾气不好得罪了村里的干部。父亲的冤案发生在先，丈夫因为给父亲辩护而获罪，妻子又因为给丈夫辩护而获罪。辩护本身被认为罪行。这“罪行”又从“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而升级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最后，“翻案”这一“罪状”直接导致了胡秀正的死。
在文革时代的大规模的迫害中，一方面，把一些本来不是“罪”事情当成了罪，比如，批评了毛泽东，文革前的写在纸上的法律至少还并未说这是重罪，但是１９６７年制定的所谓“公安六条”就把所谓“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定为大罪。另一方面，被定罪的人不但不能为自己辩护，而且自我辩护会成为新的罪行，以至被当作“罪上加罪”。这种作法在文革前就有，在文革中更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发展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前者给人带来了大难，后者又把人往灾难的深渊中推了一层。国家“专政”机器，有了这两个巨大的铁轮，横冲直撞，碾碎了无数普通人的血肉之躯和他们理所应有的生活。
退一万步说，即使胡秀正真的做过坏事，允许她辩护又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在法学理论上，关于辩护的重要性可以说出很多道理来。辩护是基本的人权之一。至于不允许辩护在实施过程中会导致什么，胡秀正的悲惨遭遇体现得很明白。
张连元后来再结婚，他的妻子是林则徐的后代，和他一起抚育了胡秀正生的女儿。文革的结束使胡秀正的女儿有了和母亲不同的命运。她考上了大学，又出国留学。１９９７年，她在英国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这时她的年龄和她母亲去世时相仿。她已经结婚并有了一个孩子。一个人的生活原来可以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文革时代，从１９６６年９月到１９６８年８月，无论她的母亲胡秀正作了多少努力，还是无法逃脱那样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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