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5月13日讯】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

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序

1999年5月19日，当局将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启动了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针对官方的指控，我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并明确宣告，作为文字狱的受害者，我决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从那以后，将近5个月过去了，然而一纸判文却迟迟不下。冬去春来，我决定将所中杂记陆续整理，以便送达墙外，公诸于世。

2000年3月28日 于
北京市看守所

一、 南行波澜

1999年，不会很平静。就在我用平和的笔触写完《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一文，全家三口乘坐火车离京赴锡，准备平和地回故乡过年的时候，不平静的波澜开始微微泛起。

2月11日晨，我们在北京站登上了109次南行列车。在车厢中坐定不久，便发现北京市公安局11处常年光顾我家附近的两名便衣也在车上。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领导上交待，要“护送”你到常熟。提速后的列车，当天到达无锡。那一夜，我们借住在亲戚家中，而楼下则由无锡警方通宵“值班”。

第二天，我弟弟自常熟驾车来接，一路上被两辆车紧紧尾随，直至常熟市区。大年初三，官方又破天荒地派人登门送新年慰问信。而我在常熟的许多老同学、老校友却被当局“递了话”：不要与我会面。种种反常不禁使我想到，如果节后直接返京，因为临近“两会”，我必定会被特别监控，其严密程度肯定超过以往。

这样的日子岂能舒心？像任何正常人一样，我渴求自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走动，自由地访友。于是决定我妻子、孩子取道苏州返京，我则去上海访客会友，再不动声色徐徐南行，圆一个普通公民的阳历三月自由之梦。

2月24日晨，我一人先行离常赴沪。我弟弟驾车送我妻子、孩子去苏州。警方误以为我也在车上，于是一路盯梢跟着去苏州，直至下午一直不见我踪影，才又四处撒开大网。

我于24日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由于使用了电话联系，25日上午我到浦东蒋旦文家叙谈时，发现已被上海警方跟踪。自由旋即得而复失，令我慨然长叹。中午，我与几位上海朋友进了一家餐馆。他们是平生头一次身历此境：在便衣特务的注视下进餐。我不打算更多地连累他们，决定立即重返常熟，再作计较。特务们要跟，就跟着去常熟罢。餐毕，我与朋友握别，出门坦然打的去公兴路长途汽车站。不意鬼使神差，手忙脚乱的特务竟然没能跟上来！在确认重获自由后，我临时决定南下杭州。

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按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吕耿松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28号，我在赴南昌的火车上阅读亨廷顿着、刘军宁翻译的《第三波》，不期被一位频频使用手机指挥业务的乡镇企业副厂长注意到了，结果因此交上了朋友，当晚我被邀请住进南昌宾馆。

3月1日上午，我购得去广州的火车票后，开始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我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品尝了被称作黎毫的来自鄱阳湖的一种水生蔬菜，在农贸市场与江西老表拉家常。还有一件赶巧事，街头报摊上正在出售的《南方周末》，其头版刊登的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被抓获的照片。下午4点，我登上南下的列车。

经过一夜奔驰，3月2号上午抵达羊城。与南昌的闹而不躁大为不同，我一出广州站，顿时置身于人流汹涌、声浪嘈杂之中。定了定神，我搭上去宝山、南头的中巴车。一路疾驰，大约12：30左右，我已经来到了南头关前。进深圳要在这里交验身份证和边境证。当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交80元钱，由关前来回游荡拉生意的本地人带进关去。二是告知深圳朋友出关来接。由于对前者的不信任，我被迫选择了后者。通过电话联系，人民大学校友夏洪跃带着边境证出来顺利接我进关。

这是我继92年6月深圳之行后，再次踏上这块孕育着深层变化的土地。小夏是我的88级博士生同学，91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6岁。去深圳后先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局、深圳商报等单位呆过，因此享有“跳槽博士”之称。我到深圳那天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于是就在景密新村小夏家与他父母、妻子和娇女共进晚餐。当夜，他安排我在北环路边的中审大厦住下。

到深圳，我的打算是一会友，二访客，再就是随意地、放松地、自在地体会、感受和领悟。我不是作持不同政见者之游，我只是作公民游。会友仅会人大校友，访客只访《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作者何清涟，观光是任其自然，插空而为。

3月3日，小夏和我在香密湖度假村用过早点，前往深圳大学。的士从深大北门进去，穿行在缓坡绿林之中，到一处徐徐停下。我先下车，不经意地督见一辆摩托越过的士，绕到右前方草地上息火支车。再一回头，却见一学生模样的男子，戴着眼镜，手中持书，面露微笑，站在我们身后。我稍感纳闷，并未意识到特务已经随身附影。

小夏和我取小道边走边聊。正月的深圳已是绿色遍路，清香阵阵。来到一处宿舍区，偶一回首，却见30米开外正是那位学生模样的男子！我当即明白已被跟踪。但说给小夏听后，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位跳槽博士只从电影里见过1949年以前的“学奸”和“特务”，从未见过真家伙，而我则历炼多年，久经沙场了。我对他说，我有办法检测，只要专捡人迹稀少的所在随机地绕几下，如果背后仍是此人，则必是尾巴无疑。一分钟不到，答案就出来了。

当时我俩都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局这种草木皆兵不是吃饱了撑的么？我的自由梦又一次被侵犯人权的魔影搅了局！从深大出来，我俩决定尝试甩掉尾巴。的士载着我俩在深南大道上往东疾驰时，小夏从后视镜中惊异地发现：特务骑着摩托在紧紧尾随！小夏对我说，深南大道上禁止摩托车行驶。我答曰：规则对特务不适用。

后来，我俩先是进了《深圳法制报》社，办完事又打的在闹市区故意瞎转悠，但后面的摩托及一辆丰田面包一直如影相随。中午时分，我俩进一家地下快餐店用餐，特务还急匆匆进来检查有无别的出口。餐毕，我提出两人分手，由我一人来对付他们。我拿出了逆行奔走和在过街天桥上穿梭变向的绝招，但终因地陌人生，无功而返。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俩还是成功地甩掉了尾巴，设法与王晨阳、杨松贺、邵国焕、梁兴安、袁跃、赵哲等人大校友见了面，与何清涟见了面。

3月6日下午4点，当我在蛇口码头购了船票，准备去珠海会友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名目扣下，并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我当即绝食以示抗议，三餐粒米未进。3月7日下午2：30分，北京来了两位警察，一位姓王，一位姓张，奉命“陪伴”我在两广行走，直至“两会”结束才能返京。

在特定时期，自由，对于率先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恰恰成为最最稀缺的东西。
作者为原人大博士生，异议人士，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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