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20日讯】在政治学里，有一个“政府是靠不住的”的命题，说明权力接受监督和制衡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行使政府权力，那么，监督和制衡的对象只能是拥有公权力的执政党，以及掌握权力和享受利益的官员。这种监督可以是司法性的，也可以是制度性的。然而，党内监督却冒充了这个客观理由，将中共凌驾在法律之上，即党大于法，以获得更多的特权——表面是主动接受监督，实则是掩耳盗铃。中共长期灌输独裁意识形态，有意混淆政党、政府、国家三者的概念。在专制社会，执政党等同于政府——政权靠暴力夺得，长期霸占政府，党的班底就是政府的班底；一切政治、经济、司法、军事和外交资源全部由执政党操控。那么，党内监督就可合理引申为政府监督。这跟民主社会的三权分立是完全相反的，三权分立实际上就是国家制度性设计的对政府的监督机制，政府不能突破。政府只是在一定时期被授权管理国家的政治团体，任届由公民选票决定，民意调查直接反映了政府的执政能力。最近出台的《党内监督条例》最隐秘、最糊弄人的命门恰恰就在这里。

在专制社会，执政党政府的存在是以非法性作为基础的，原因在于它是靠暴力夺得国家的统治权，而不是通过民选程序，获得人民权力的让渡。执政党政府出于独裁统治的需要，也为应付民间压力带来的执政危机，常常被动对自己的统治术进行有限度、补救性的修复，绝对不是中共出于对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良心，这从违宪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可以得出评估。这就是《党内监督条例》在2003年民权最为活跃、镇压也最为严酷的背景下出台的真实原因。

中共政府全面垄断国家行政、新闻、司法、政治和经济资源，自己出台监督自己的条例，具有先天性缺陷，且没有诚意。从党和政府内永远发出一种声音，就可以得出判断，这个判断且是经过55年验证的：即中共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一体的利益集团。在利益集团内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角色，在行政和司法权力转换中，是可以利益相互交换的。因此，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披上“官官相护”的迷彩外衣来得准确。在专制社会，在野党永远是缺席的。按照中国历来朝代更替规律，当政权从根子上烂掉的时候，人民就会揭竿而起，在现代社会却是催生多党制、新闻自由的酵母。而在民主社会，对执政党的最大监督和竞争压力源自在野党。那么，在专制社会，挑战执政党的良性监督力量只能来自民间。但是，二者占有的政治资源太过悬殊，因此，民间力量是分散的、单个的、不成组织的。所以，所谓的党内监督，是一纸空文，但从反面解读，说明中共的执政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假如中共诚意要当“三个代表”，接受监督，应该赋予人民真正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应该让被“三农问题”折腾到破产边缘的9亿农民，书写这个监督条例；让数以亿计的党外人士，让民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来起草；征求下岗破产工人的意见。这个假设是可行的，但是，执政党不会有这样的自信和诚实。民主制度的自我修复和完善，来自不同利益体的制衡，这个通道是法制的、制度化的，任何人不能逾越，因而，常修常新。专制制度因为把所有自由言论和组党苗头，全部压缩在监狱里，然后，还要假惺惺摆出一付爱国爱民的高姿态。即使把党内监督纳入法制序列，执法者都受中纪委、政法委控制，是一家人，也是糊弄人的把戏，相信民间没有几个人把它当回事；这个党内监督条例，即使严酷到共党官员贪污一元钱，也要杀头的程度，也不会点燃民间和下层参与监督的热情。民间对政治的冷漠，不证明这个政府是令人放心的，相反，他们用沉默来对抗强权，这往往让统治者寝食难安。

监督是权力对权力的制衡，也是权利对权力的诉求，是双向的。宪法保障公民言论、结社、信仰自由，中共都敢把国家的根本大法虚置起来，蒙骗人民，人们有什么信心再相信这个党内监督条例呢？因此，党内监督是中共自搭舞台自唱戏，自当观众自娱乐。中国的全方位腐败是专制制度造成的，连大街上拣垃圾的人都知道。如果谁能找出中国哪个行业、哪级官员不腐败的例子，完全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据报道，上海的所谓吉尼斯总部也是假冒的）。

要说中共没有内部监督，也不符实情，但是监督常常演绎为地域、帮派、行业和部门间的争权夺利，扭曲为对他人权力的贪婪和窥视。这种恶性的、消耗性的权力争夺，往往表现为一个地域、帮派或部门结成统一的利益体，内部形成更大的庇护空间，以便恶性得以掩盖。个别清明或有改革冲动的官员，走出一步，必须要向上级寻找更大的权力庇护，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做点事。社会付出的改革成本非常巨大，这些成本都摊在社会弱势群体身上。中国效率优先的跛足改革，是以透支人权、道德、价值观等人文代价和生态环境恶化代价往前推进的。制度创新比起党内监督要急迫和重要得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依仗专制统治，跨进发达文明国家之列，中国也不例外。

未经人民让渡的权力，是肮脏的；不受外部制衡的权力，是邪恶的。

2004年2月25日

——转自《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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