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8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吴雪儿香港报导/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 鲁迅《野草》题辞（1926年）摘录

最近市面推出了一本名为《野草（Wild Grass）》的英文写实文学作品，作者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Ian Johnson，他曾经是该报驻中国记者。

《野草》叙述了三个中国人的故事：向不合法税制提出起诉的农民；为保存传统文化而努力挽救北京古老“胡同”的北京建筑师；向记者揭露妈妈陈子秀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而遭虐待致死事实的女儿。

Johnson在序言中解释，他特别选了这三个故事，是因为他们代表了一股震撼现代中国的力量，他希望透过故事的描述，可以让读者从中找到中国人民所渴望的那种更开明、更公义国家的影子。

Johnson指出，三个故事都牵涉到中国的司法系统，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法律在中国并不中立。法庭与法官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是利用法治而非容许法治”。

作为一名经济新闻记者，Johnson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项关键的经济项目，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就是如果政制不改革是不会达到真正的市场经济，“简单地说，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否则中国的经济很难发展到真正的市场主导来支持中国入世。

近期香港出现了爱国争论，Johnson在序言中也提到了爱国主义，指当中共政权受到压力时，就会搬出民族主义来。像其他共产政权一样，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取支持，遂“教育”每一代的中国人，使他们认为世界都欺负中国，中共从而成了中国最佳利益的“保卫者”。

最近，Johnson到香港出席文学节座谈会，记者趁机采访了他，从中国的希望，谈到经济、人民生活素质、国内舆论控制的情况，以至在镇压中采访法轮功新闻的经验等，以下是访问摘要：

记者：经过廿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人民的生活素质是否得到改善？

Johnson：我认为，对一部分人来说，现时的环境是比十年前改善了，但不是所有的人，而且越来越多人在现在的制度下（记者按：一党专政）成了失败者。如房屋问题，在北京多少公顷的胡同被拆掉，就算不看胡同在文化上的价值，但在经济方面是如此地不公，政府收回位于市中心的民居只赔偿很少的钱，然后再以高价卖给发展商，从中谋取暴利，就因为收地的人是政府，才能这样不公。他们把这些拆迁户搬到郊区的房屋，房屋的质素既差，交通又不方便，更远离社区设施。当然每个社会都有不公的现象，但不像这个政府如此直接地不公，这很清楚是一个腐败问题，涉及数以百万甚至亿万美元的巨额金钱，其实不只是北京，其他的城市如上海都有拆迁户问题。

记者：Johnson，您认为这种不公是否源于腐败？

Johnson：这种不公不单止源于腐败，更因为政府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我有一个看法，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时候都有一些势力强大的“大款”（特别有钱的人），因此中央也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这些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类人。”但这是对西方国家经济运作错误理解的一种反映，在西方的确有一些很有钱的人如Rockafella，但社会上仍然存在最基本的公义，如在控诉某些人时，有合理胜诉的机会。

记者：您对国内舆论控制有何看法？

Johnson：我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从某方面来看，中国传媒比以前开放，因有市场主导，以前不能发表的现在都可以。但在每一个社会，新闻自由都有底线，在中国，就是对政制的批评，你不能超越这条底线。很多时那些控制并不是直接地做，记者早知道某些东西不能写或要有技巧地写，这样就妨碍人民的知情权。

这种现象也许会给人一种资讯充裕的错觉，市面上刊物的内容比以前通俗易懂，但不一定是比以前好，只是更具娱乐性，如报导侧重（揭露名人）丑闻、体育等方面。其实，这个现象在西方国家也有，因为政治性的新闻太具争议性，并不是每个读者都喜欢看。

记者：《野草》中描述三个中国人的故事，您对故事主角有何看法？

Johnson：他们都很勇敢，是敢于冒险的人，他们故事的背后有着不同的原因，有的是为了理想，也有的为了家庭。有趣的是，三个故事的当事人最初都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最后也不自愿地卷入了政治，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记者：Johnson，您是第一个报导有关国内法轮功新闻的外国记者，可否描述一下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功被镇压的情况？

Johnson：我当时在北京，对发生的镇压感到突然，人们没有预期政府会镇压。此事也令我想到十年前的“六四事件”，人民以为（十年后的）政府改变了很多，或最起码政府会因为经济改善而变得比较老练一点，所以镇压开始时，人们都感到很震惊，不断看到有人请愿，也不断看到请愿的人被抓捕。多数的请愿都在天安门，但有很多人在通住天安门的地下行人隧道就被抓；公安能够看出哪个人是炼法轮功的，或者他们会问对方是不是法轮功学员，通常那些人（法轮功学员）都会很老实地回答。

记者：在国内采访有关法轮功的新闻是否有困难？

Johnson：在国内做采访，并没有选题上的限制，但如果他们（当局）不喜欢你，会经常找你麻烦。最初对法轮功的报导都没有引起当局太多的注意，不过，自从（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陈子秀的报导出来后，当局开始监视、跟踪我。从我的经验看，当局监视记者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很贴身的跟踪，让你知道对方的存在，像一种警告；另一种就是在距离很远的地方跟踪你，但不让你知道，这样比较危险，因为容易暴露线人的身份。

记者：Johnson，您如何看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

Johnson：法轮功的镇压可能是邓江时期，改革后二十五年其中一件重大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政府将要面对这场镇压，就如“六四”虽然已经过去十五年，但政府仍要面对那次的镇压。最近蒋彦永医生的信再次引起了轰动。

记者：中国的希望在哪里？

Johnson：我想书中最后一句：“中国仍然有希望，我们仍然在等待。（China’s still trustworthy, we are still waiting.）”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现时中国的政制很僵化，存在于基层求变的压力在冒升。如此僵化的系统遇到压力，可能就会崩溃。但我认为，人们不要寄望戏剧性的政制改革，但我可能是错的。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特别尝试预测未来。

另外，在过去几年，中国社会变得多变和复杂，所以“一党专政”变得过时。人们常说，一个极权政制就如一个只有姆指的人，在处理事情时，只懂得用大姆指压下去，欠缺利用其他手指去协调事情的灵活性。

Ian Johnson现时是《华尔街日报》驻德国总编，他曾在中国工作过7年，于2001年因对法轮功问题的报导获得普利策国际新闻奖(2001 Pulitzer Prize for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