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2日讯】一、朝鲜战争的起因
在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日争战的残酷使得美国青年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战后美国的统计，阵亡人数超过了30万人。美国也因此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战斗力和捍卫天皇的决心，而且当原子武器还没有研制成功之前，也不可能预计到它巨大威力足以使日本魂飞魄散。因此美国在评估彻底战胜日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上出现了相当悲观的结论：阵亡将士超过100万人，大概还有日本平民的死亡人数，具体的数字已经记不太清了。对于中国和苏联来说，这样的代价也许不会让领导人眨一下眼皮，但对于美国的领导人和美国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无法面对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领导人面前大概只有两条路，一是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提前结束战争，这样无疑可以大大地降低人命损失，但是这与美国人的正义观念，这个支持他们加入战争的原始动力，是格格不入的，第二条路就是寻找夹击日本的支援力量。而美国人选的，正是这第二条路，很不幸，被美国人选中的夹击日本的支援是苏联。
美国之所以出此下策，其实也是不得以而为之，本来他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中国。令人遗憾的是，那时的中国，无论是正面战场的国军，还是号称深入敌后的共军，对日本都是消极免战，自己人的磨擦却接连不断。虽然向缅甸派出了远征军，但除了孙立仁一部退进印度，保持完好建制外，其余基本上覆没于热带丛林之中，戴安澜将军就在此役阵亡，缅甸也落入日本人手中，
这次保卫缅甸，中国军队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还因主将杜律明拒绝退入印度（据说他猜老蒋不会愿意见到他的部队退入印度，而他又不敢得罪老蒋），将十余万大军带入了罕无人迹的热带丛林，致使全军近于覆没。更为要命的是，统率这支远征军的美国将军惊异地发现，中国军队并不听他的指挥，他不过是名义上的指挥官，他当然不可能理解中国军队从来都是私家军这个传统，于是便认定了中国军队的无能，而且无视纪律。这种前线指挥官的观念对身处后方的美国政府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中国军队无能的景象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深种在美国政府的脑海里。
而在中国大陆，更是毫无建树，甚至还不如当年独力对抗日本时有作为，当年独力对抗日本时，还有过台儿庄那样振奋人心的大捷，还有武汉保卫战这样成功的撤退。甚至到了1944年，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国军表演的居然是一出全线大崩溃的丑剧。美国由于失望于中国，转而求助于苏联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件了。
那么，当年的中国，是否有能力表现得积极一点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在太平洋战争暴发后，特别是中途岛战役之后，日军的主力，实际上已经大部分用在了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大陆，日本依靠的多是被称作伪军的投降了的中国人。而这些伪军对日本的忠诚，实际上是和国军的战场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军的形势越好，他们对日本的忠诚度就越低，而战斗力也就越低，反正的机会就越大。此时国军越是采取积极主动的作战态势，就越会让他们相信国军的形势在好转，日军的形势在恶化，他们反正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反之，国军越是消极免战，就越会使他们相信日军的强盛，从而更死心踏地为日军卖命，日本也就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这样恶性循环，形势也就越加不容乐观，中国对太平洋战争的支持就越轻微。太平洋战争暴发之后，特别是中途岛一役，日军精锐以及海空主力已完全被美军所牵制，中国趁机反击，收复失地，不但可以更有效地支援正面作战的美军，还完全有可能夺回出海口，从而避免那场徒劳的缅甸远征。当时李宗仁先生就曾经提议，由广西东进湛江，再以雷州半岛为基地，对日本与南洋的海上运输线实施空中打击，从而有效抑制日本的海上运输能力，削弱它的作战能力，有效支持美军的海上作战。可惜，蒋介石的眼中，对共军的提防远甚于对日本，李宗仁先生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正因为中国人如此不争气，才使得美国人将希望转向苏联，直到1945年初，美国才完全放弃对中国的指望而转向苏联求援。从而给了苏联插手亚洲的机会，同时还将牺牲中国利益的雅尔塔协议作为对苏联的回报，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以三八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势力范围划分，接下来，就跟欧洲一样，凡苏联占领的国家，都出现了共产党政权胜利的局面。而这个机会同时也间接引发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终结，从而将世界的格局从另一个方面引向这场朝鲜战争。历史就是这样无情，这场牺牲了几十万中华儿女，让中国隔离于世界二十多年的朝鲜战争的苦果，其实是中国人自己有份种下的。
有份将亚洲局势引向朝鲜战争的另外一个大国其实就是美国，虽然它在45年初放弃中国转向苏联求援是无可指责的，但到了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上，还在向苏联求援，就不得不说明它的短视。这个时候的杜鲁门总统不可能不知道原子武器已经制作完成，而原子威胁将使美军无敌于全球，这个时候还在向苏联求援无疑是一个极其愚蠢的引狼入室的行为。
除此之外，过早地放弃中华民国，也是美国本不应犯的过失，49年春，李宗仁先生代理总统职务时就曾预言道：如果现在美国帮助中国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只需要10亿美元，但如果今天拒绝这10亿美元，今后它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100亿美元，而且不会有什么效果，还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以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李宗仁先生的先见之明。美国果然在朝鲜付出了远超过100亿美元的代价，还附带上近3万8千名美国青年的生命。
当年是否有10亿美元就可以助李宗仁守将军住长江，是不能十分肯定的，但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国共之争战火再燃的时候，断绝了对华的军火供应，由于中国本身是没有制造这些美式弹药的能力，而这些军火的消耗又是必须及时补给的，否则，再先进的枪炮，也形同一堆废铁，所以美国这一举动，对于正在战场上为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漫延的国军将士，无疑是灾难性的。很显然，当时的美国并没有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他们大概真的相信中国的共产党人是一群要求土地改革的农民。美国的民主制度就是那么令人遗憾，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中共比国民党更好的时候，政治家是没有人敢坚持说“不”的，而民众的观念又往往受传媒引导，由于传媒天生就喜欢标新立异，所以非常容易受中共宣传的欺骗。
虽然10亿美元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李宗仁将军守住长江将永远是一个未知之数，但李的失败决非仅在于军事上，蒋介石的牵制甚至拆台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完全有证据显示蒋在下野后已经决心放弃大陆经营台湾，并将大量的黄金和外汇运往台湾，给以后在台湾的统治创造了一个宽松的财政环境，但此举对岌岌可危的大陆局势，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时，若有10亿美元的雪中送碳，对抵消这些消极因素肯定会有巨大作用的，以李宗仁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善于团结各方势力的才干和魅力来看，他也许真的有可能即稳定后方经济，又稳定前方军心，很多的“起义”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特别是海军的“起义”，海军的舰队可以说是守住长江的唯一王牌，失去海军的舰队，江防无疑已经洞开。
美国放弃了中国大陆，局势向朝鲜战争又迈出了一大步，到这个时候，能够阻止这场战争的也只有美国人，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迅速地将壮大南韩的实力，使之足以与北韩对抗。但是，美国又一次错失了机会，不单没有及时充实韩国的军力，还将南韩和台湾排除到战略防御圈之外。1950年的1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发表了一则声明，其中就有“不打算运用武力干涉目前（台湾）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福尔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或出谋划策”这样的句子。一周之后，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又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另一则声明，明确地将台湾和南韩排除在其防卸体系之外。至此，亚洲的局势便无可避免地走向朝鲜战争了。
还有美国对中共的挑衅也很有可能是将中共引向朝鲜战争的原因之一，虽然很多人可能不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注意到以下的事实，我相信至少有部分人会转变原来的观念。
在50年的6月27日，也就是朝鲜战争开火后的第三天，杜鲁门总统就公开宣布已经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隔离台湾和大陆。当时，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中共与北朝鲜的进攻有关，此举无疑向中共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在美国的眼里，中共是北朝鲜的同伙。当然，这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姿态，一种安抚国内民意的姿态，当国内民众普遍认为中共是北韩的同伙，那么美国的政治家也只能认同这种民意。但这样的姿态在中共心目中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这种先入为主的影响将大大削弱、甚至完全抵消美国日后所做的避免挑衅中共的一切努力。同时也向中共表明，美国已经违背了自己在年初发表的两则声明的承诺。这在中共眼里，美国几乎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国际骗子。
几乎是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此事对中共的刺激我认为甚至超过了第七舰队事件。当时麦克阿瑟将军请求华盛顿批准他派一个调查组到台湾调查台湾的防务情况，在得到批准后，却做出了令各方都瞠目结舌的举动：亲自来到台湾并刻意让传媒大肆宣扬。
这两起事件，究竞在多大程序上影响了北京对韩鲜问题的态度，外界是无从得知的，但如果完全否认这种影响，则无疑是不愿正视历史事实的态度。当时如果能够通过英国这样与中共保持接触的盟国向中共传达一下美国政府的真正意图，解释一下民主政府对民意的无奈，以及麦帅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与政府没有关系，甚至还可以就此事表一个声明，如果这些都做了，也许中共日后的反应不至于那么激烈和义无反顾，至少现在于我们都会承认，美国没有挑衅中共的意图。
二战之后，世界的局势走向了朝鲜战争，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可以置身事外的，而美国的民意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不得不说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天生的遗憾，正如有位伟人说过，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虽然不能造就远见灼识的政治家，但也排除了以“远见灼识”为名的对社会的伤害，虽然会造成暂时的困难和痛苦，却不会造成长久的灾难和浩劫，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的教训应该是最深刻的。
二、关于北朝鲜军中的中国官兵
有很多资料都能够证实在朝鲜战争开战之时，北朝鲜军中有大量的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官兵，根据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韩战初开时北韩军中共有10个师和2个独立团，1个装甲旅，1个装甲团还有一些炮兵的建制，其中第1师和第4师均有一个保留了原中共军队建制的团；第2师也有很多从中国回国的官兵，但没有保留原中共军队建制的单位；第3师是北韩军的主力，装备最完整，战斗力也最强，是南进的主攻部队，而这个师中很少中国回国的人员；第5师和第6师基本上就是原中共军队的建制，第7师也是由中共军队中的朝鲜人编制而成，这个师人员最多，但由于在开战前两个月才编成，人员虽多，但战斗力却不强，开战后不久就被整编为第12师；第10和第13师也是有原中共军队为主编制成师，但缺额较大，两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师的人员和战斗力；第15师也是在开战前不久才编制成师，军官有部分来自中共军队，但人数不多；2个独立团基本没有中共军队人员；装甲部队基本上是从苏联回国的，其中部分人员还不会说朝鲜话，在军中被称作苏联人。
而这些官兵的来源，资料中基本上都没有讲述，所以我在此也只能做些推测，是否可信，各位网友可根据自己的理智来评判。
我以人这些官兵的来源大致为四类。
第一类是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朝鲜族人，这些人是由中共军队在东北期间招募的，包括在日本占领期间的中共游击队和内战期间正式招募的士兵，这一类，而且只有这一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第二类应该是在中国境内的朝鲜志士，他们人在中国，图谋的是朝鲜的利益，像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就是这类志士的代表。他们分散在中国的东北进行抗日活动，也有部分在中国其它地方（这是网友们提醒我的，在此表示感谢），大多是当时的抗日游击队员，由于共同的目的，这些朝鲜人有的与中国的抗日游击队是互相溶合的，也有的基本维持朝鲜人为主的组织机构，后来成了朝鲜领袖的金日成当时也是中国境内的抗日游击队的首领，据说当时他那游击队的规模只有几百人，实力并不大。
第三类是中共改编的满州国军，占据中国东北的除日军外，还有一支并不为太多人所知晓的满州国军，而我个人认为这支军队的官兵主要来自朝鲜。这其实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作为征服者的日本，对于早被征服的人的信任度总是要超过晚被征服的，所以当满州国建立自己的军队时，日本人是不太可能会放心全都由中国人来组成这支军队，而让朝鲜人掺进来，侧会让日本人放心得多，毕竟朝鲜人此时臣服日本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已经有一代人在日本的统治下成长起来了。
这支军队后来与驻东北的关东军一起被苏联人消灭，但其人员死亡的肯定只是少数，大量的是放下武器了，其中有的当时就回国了，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就是后来让北朝鲜军队包括中国军队都吃了不少苦头的韩国第一师师长白善烨将军。也有的会继续选择吃粮当兵，这时要继续当兵也就只有中共的兵可以继续当。
第四类是日本关东军中的朝鲜人，有资料显示，日本关东军中也有大量的朝鲜人，这些朝鲜人是日本军人，当时日本已经吞并朝鲜，日军在朝鲜组织兵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军中甚至可能还有东北人，记得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就有这样的描写：有个拉车的拉了个日本兵，到目的地后不肯给钱，让那个拉车的找了个偏僻的地方痛打了一顿，结果打出中国话来了，原来是个东北的兵。当然文学作品是不可以作为证据的，但作者这种描写应该不会是凭空想像的，日本这么一个小国家，兵源终究会枯竭，找些朝鲜人和东北人充数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这四类人中，真正应该属于中国人的只有第一类，而我认为属于第一类的人数是不会很多的，因为这类人，在中国已经过了几辈子，早已经是安居乐业了，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期间，他们总体上讲缺乏需要当兵的理由，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缺少生活资料，用不着吃粮当兵，而且更不太可能成长成高级军官。
第二类人中的大部分应该在中国的内战期间就已经返回朝鲜了，因为这时的朝鲜刚刚复国，需要大量的干部，所以他们是不太可能会留在中国帮中共打内战的。原因很简单，回国可以当官，留下却要冒生命危险打战，人本能的选择必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我相信，第二类人中留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肯定不会有太多。
留下来为中共卖命的多是第三类和第四类人，也就是原满州国的军队和原日军中的朝鲜官兵。这类人本来的数量就最多，而且由于其在东北的经历，回北朝鲜后当官基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回南朝鲜当官的可能性虽然很大，但去南朝鲜的路途毕竟远的多，更重要的是还要路经北朝鲜，而在北朝鲜当权的人中，有许多曾在中国打游击，所以或多或少都会和他们结下仇恨，途经时自然就会担心受到他们的刁难，所以他们选择留下的可能性要比第二类人大的多。正是基本这样的分析，我认为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朝鲜人中，以第三和第四类人占决大多数。至于后来为什么又让他们回国，我想应该是经过在中国三年的内战考验，在共产党的眼里，他们已经被改造得可靠了，而且又经过实战的洗礼，他们的战斗力肯定要比北韩原有的军队高。他们回国一方面可以加强北韩的总兵力，又可以大大加强了他们的攻击力，而且还有奇兵的作用，因为没有人能够预计到北韩会突然间冒出一支那么强大的攻击力。
如果将那些曾在中共军队中服役，韩战暴发后又在北韩军中服役的朝鲜人算作中国人，我个人以为不免有强加于人之嫌。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籍往往并不清晰，如果本人认为自己是朝鲜人，别人是不能硬要将他当作中国人的，如果只因为他在中国军队中服役，就认定他是中国人，这个依据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太子毛岸英也在苏联军队中服过役，难道他会因此就成了苏联人不成？更何况他们大多本来就是日本人安插在满州国军中的，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我相信不会将自己当中国人。所以那些因曾在中共军队服役的人出现在北韩军队中就认定中国在韩战初期就已经介入的观点其实是没有令人信服的根据的。
至于这些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的官兵，在韩战初期究竟起到多大作用？我认为不可否认他们是起到很大作用，但这作用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不是人，而是坦克。
在韩战初期，北韩势如破竹的决定性力量就是北韩拥有的150辆T34中型坦克（这也是网友指正的，感谢），可是南韩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任何武器可以对付它。造成这个局面其实也要归咎于美国，因为正是美国拒绝了南韩的坦克请求，理由是朝鲜的地形不适合坦克优势的发挥。的确，朝鲜平地少，山地多，道路狭窄，而且有很多桥梁是不能承受坦克的重量的。因此，美国拒绝南韩的坦克请求似乎理由充分。但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认定苏联人也持与他们相同的观点，所以连反坦克的武器也没有配备给南韩军队。可是事实又一次教训了自以为是的美国人，苏联人偏偏就将坦克武装给了北韩。正是由于T34坦克无可抗拒的突击能力，不但使南韩军队兵败如山倒，即使美军亲自出马，也只能是一触即溃，最先参战的史密斯特遣队和紧接着投入战斗的24师，均被北韩大军轻易击溃，连师长迪安少将也成了北韩的俘虏。直到后来美军将新式的3.5英寸的反坦克火箭筒运到朝鲜，北韩的坦克的优势才受到抑制。
至于这部分曾在中共军队中服役的官兵的下落，我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资料，但我猜测他们大多沦陷在南韩，或战死，或被俘，能够活着回到北韩而且在北韩生活下去的人应该不多，而这部分人当中，可能有许多人后来又心甘情愿回来当中国人。
就我所知，曾满膛热情地回去当朝鲜人，后来又心甘情愿地回来当中国人的确实不少，我父亲就曾有过一位这样的同事，我应该是见过此人的，但实在记不得她的模样了，因为过去的年头实在太久远了，而她其实在前几年才去世，病重期间，我父亲还去探望过她。还有就是蓍名的曲作家郑律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延安颂》这首歌，这其实是一首旋律很优美的歌，它的曲作者就是郑律成。
这些归去又归来的朝鲜人，归去时肯定是认定自己为朝鲜人，而在归来时，也肯定不再认自己为朝鲜人了，他们在朝鲜有过怎样的经历，如果我们能够见得到中共当年是怎样对待那些满膛热情的归国华侨，就可以大致想像出来。
其实，这些曾经的中共军人，他们的命运也是很悲惨的，先是替日本人卖命，后又替中共卖命，再替金氏王朝卖命。经过这么多年残酷的战争，从来就没有机会为自己争取权利，侥幸保住性命的人不是被遗忘在朝鲜，就是在中国撞上文革等灾难，其中最幸运的，大概就是当了俘虏后选择留在韩国的了。现在，这样的人大概已经所剩无几了，愿尚存者老有依靠，安渡晚年，愿归天者灵魂安息。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淘汰一代又一代的人，而作为一个群体，能够为人们所了解，也算是清史留痕了。历史还将不断前行。
三、长津湖的战斗
在中国的内战结束后，中共元帅之一的名将刘伯承在南京组建了一所高级军官学校，那些已居高位但完全没有接触过正规现代军事理论的高级将领因此也有了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但是当时所能使用的教官多是前国军的高级将领和高级参谋人员。于是那些过去战场上的对手便成了此时的老师和学生，只是教师即使不是学生的阶下囚，也曾是学生的手下败将，所以教学双方的关系是比较紧张的，老师基本上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针对这种情况，刘伯承对这些傲慢的高级学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对那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是的胜利者的傲气和以常胜将军自居的，对现代军事理论不屑一顾的轻狂。在这样的批评中，刘伯承提到了长津湖的战斗，话语中有这样的字句“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第1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建制地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大意如此）”。
刘伯承这些批评无疑击中了朝鲜战争的前敌总指挥彭德怀的痛脚，1958年彭德怀在军中大搞反对教条主义，将“军中教条主义的大本营”的大帽子扣在了刘伯承任校长兼政委的南京军事学院，狠狠地报复了刘伯承一把，萧克、李达两名大将为此被解除了军职，刘伯承元帅更是以66岁的年龄，近乎失明的双眼，被人搀扶着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做了极为痛苦的“深刻”检讨，并从此离开了一手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那位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整起人来也是毫不手软。所以我对他后来的经历，并虽有同情，更多的是遗憾。一年之后，这位彭大元帅庐山落难，就在他挨整的时候，不知道是否会想起那些挨过他整的人，是否会产生某种愧疚。我在此提起这一故事，只是想说明，即使是在中共军中，对长津湖的失败也是一个共识。
说起这位刘伯承元帅，是我比较敬重的中共人物之一，他虽然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更多的还是一个军人，终其一生，都保留着一个职业军人的光荣品格，在中共，这样的职业军人实在太少了。其它的中共将军，流氓的本质远多于军人素质。
长津湖靠近朝鲜的中部偏东一点，在50年的冬天，为了配合西海岸的圣诞节攻势（中方的说法是第二次战役），美军派出第10军在元山港登陆北进，侧击中朝军队，以图彻底解决朝鲜危机，而第10军的主力，就是陆战第一师。当时美军上、下，都没有能够正确地估计中国介入的目的和深度，即使是在受到过中国军队强有力的打击（中方说法是第一次战役）之后，也还是如此。作为这个错误的后果，西海岸的第八集团;军被中朝联军的突击打成了惊弓之鸟，一口气撤到了三八线以南，后来甚至连汉城都放弃了。而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也在忙乱中遭车祸身亡；而东线的陆战第1师，则陷入中共第9兵团三个军约12万大军的包围之中。这是朝鲜战争暴发之后，联合国军一方空前的危机，如果陆战第1师在长津湖被歼，联合国军必将放弃南韩。此后的近1个月的时间里，双方将士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最后的结局就如刘伯承将军所说的那样，围攻的中共9兵团遭到近半的伤亡，而陆战第1师则是全建制地突围南撤。
陆战第一师其实并不是一个长期的编制，是为了朝鲜战争由海军陆战队临时组建而成的。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是志愿兵，所有的队员都是职业军人，这大概也是它能够成为美军的王牌精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使用率最高的一支部队。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美军有两次战役是表现得最为出色的，第一次是仁川登陆，第二次就是长津湖的战斗。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这两次战役的主力都是陆战第一师，特别是长津湖的战斗，以2万多人的兵力，对抗近12万大军的围攻，不但自己全身而退，还让对方伤亡惨重，更重要的是整个联合国军，甚至东亚局势也由于他们的出色表现渡过了这次空前的危机。陆战第一师无疑是韩战中最光荣的一支部队。
关于长津湖战役的过程，有很多书都有描述，即使是中方的著作对这场战役也有所描述，虽然在这些描述中基本都不承认战役的失败，但还是大致看得出战斗的结果远远不是中共所期望的。所以在此，我不打算再过多地叙述这场战斗的过程，对此有兴趣的朋友请阅读相应的书籍，只想就长津湖战役中共失败的原因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长津湖战役的失败，中共在韩军队的最高统率用兵不当是主要原因。9兵团无疑是中共军中的精锐部队，但它是3野的部队，其骨干中多有是原活动于江南的新四军，内战中也大多数时间在山东一带作战，根本就没有在严寒地区作战的经验，所以开战以后，军中大量士兵因冻伤而失去作战能力，严寒成了他们面对的最为凶恶的敌人。
如果当时彭德怀能够有一点先见之明，将4野的13兵团用于长津湖，而将9兵团用来对付第8集团军的话，情况也许会有利得多，当然，这里有个时间差的问题，13兵团先入朝，当时也已经部署在西线了，但我认为9兵团入朝不可能是临时的决定，如果彭德怀能够意识到他将13兵团调往东部更好一点，他完全有时间做出这样的部署。当然，美军在东线的入侵，可能在他的预料之外，所以他一直将部队部署在西线，突然得知美第10军在元山登陆时，13兵团可能已经完成部署了，所以只好将刚入朝的9兵团派往本不应该去的严寒地区。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的失策也是这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13兵团也很可能无法彻底改变失败的战果，但断不至于付出10：1的代价，最后什么也得不到。13兵团曾经长期转战在东北这样的严寒地带，所以严寒对他们已经不再是凶恶的敌人，还有可能是能够帮助他们的朋友，此消彼长，有难的可能是美军的海军陆战队也说不定。其中的38军，是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中共军队表现最为出色的王牌，曾孤军奋战在汉江南岸的阵地上，为二月攻势（中共的说法是第4次战役）保住了一个桥头堡。可惜的是，中共的统率没有意识到随着战局的变化，在这个桥头堡即失去了存在价值，更没有保住的希望，不知他们基什么不切实际的妄想，还让这支光荣的军队坚守在汉江南岸，在苦苦挣扎，几乎全军覆没，但他们顽强的斗志也赢得对手的称赞。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的《朝鲜战争》中有这样的话：“中国第38军的英勇奋斗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是背水之战，所以拚命进行战斗。只因断绝了补给，才大部被歼。可谓弹尽粮绝。这次战斗后，该军的番号再也没有出现在第一线上。”在38年之后的1989年，这支部队再一次扬名世界，这一次是由于它拒绝执行前往北京，镇压在天安门广场示威的学生的行动。据说当时的军长称病住进了医院，后来副军长还是带队进入了北京。
其次，当时的前敌指挥官，即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也要为此次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如果当时9兵团能够审时度势，将主攻方向放在只有一个步兵团战斗群把守的下碣隅里而不是有两个步兵团战斗群把守的柳潭里，还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
此战中共的优势，一是兵力充足，二是战场上形成分割包围敌军的有利态势，不利的因素除严寒天气之外，补给困难也是致命的弱点。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共一方只有速战取胜，如果时间一拖，就必败无疑。在这种局势下，先打力量较小之敌应是上策，而令人很费解的是中共却平均使用兵力，分别进攻柳潭里和下碣隅里，结果两处攻击均伤亡惨重，无功而返。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下碣隅里的进攻中，对美军阵地上的堆积如山的补给物资视而不见，致使整个战役中，美军基本没有出现补给困难的局面。美军由于火力极为强大，所以也需求巨额的补给，如果在进攻中摧毁他们的补给物资，战场上的形势是完全有可能逆转。对这一军事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中共对这些物资的渴望，致使他们对战斗失败的风险也不在话下，对士兵的生命更毫不在惜，结果不但士兵的生命牺牲空前，那些可望不可及的物资反而为成为自身失败的一个重大因素。所以宋时轮对这次失败的责任应该还在彭德怀之上。
当然，当事后诸葛亮总是最容易的，何况还是纸上谈兵。不过对中共来说，这次机会的错失以后，再也没有争取战争彻底胜利的机会了。可以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更有体面的休战，不过最后的停战并不十分体面。
四、漫长的和谈
1、和谈前的战局
1950年11月，联合国军由于错误地估计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目的和深度，盲目地发动了圣诞节攻势，甚至提出了圣诞节让士兵回家的说法。但清川江一线，第8集团军遭到了中共军队的强有力的反击，全军被迫一口气撤到了三八线以南，20天之内，联合国军一举后退了300公里。与此同时，东线的第10军也陷入重围，虽然最后成功突围而去，但面对中共军队强大的攻击力，联合国军内部充满了悲观失败的情绪。关于这一点，只需要听一听杜鲁门总统那篇关于原子弹的声明就已经明白无疑了，这个时候的杜鲁门总统，如果非要说他不是一条急得要跳墙的狗，恐怕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
1950年11月30日，大概是陆战第一师陷入重围的第四天，杜鲁门总统在会见记者时曾经说到：“关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是经常在积极地考虑。那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它会连累到同侵略毫不相干的无辜的民众。我认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原子弹要在必要使用时使用。”此时，大概他刚知道陆军第1师陷入中共军队的包围之中，也很明白，一旦这支光荣的军队被歼，对于联合国军来说，意味着什么。虽然杜鲁门总统在一天之后即发表声明，否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但此举给世界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震惊，美、英首脑在4天后的12月4日进行了第1次会晤，这位英相好像并不是第2天就匆匆赶往美国的，但可以认为他是第1时间来到美国与美国的首脑会谈朝鲜问题。这次会晤基本上达成了在朝鲜继续战斗的共识，但英国提请美国注意，中共有变成第二个铁托的可能。后来局势的发展，证实了英国的远见，遗憾的是这一点，美国人并没有留意。
就在人们满怀恐惧地注视着朝鲜局势的时候，中共的军队却出人意料地在三八线上停了下来，当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因此，有人猜测中共的战略目的就是三八线，因此对中共产生了一定的好感，特别是西欧各国，他们一直担心朝鲜战争会最后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更担心美国的力量消耗在朝鲜，使得欧洲的防务出现空档而被苏联所渗透。因此提出了停战的建议，中共代表伍修权还被邀请到了联合国。但是中共的反映却令人十分失望，他们提出了联合国军从南韩撤出，美国撤出台湾和中共加入联合国的条件。
就在人们的失望中，中共的第三波打击又开始了，1951年元旦，在潜伏的游击队的策应下，中共军队再次怒涛般卷向联合国军，4天后占领汉城，兵进37度线，中共的说法这叫作第三次战役，而联合国军一般称它为新年攻势。经过这一波的打击，美国政府出现了对朝鲜战争的绝望情绪，着手计划撤出南韩。虽然这一次攻势只持续了6天时间，但对西方世界却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1月13日，即新年攻势平静后的第5天，英、法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个议案，其中有以下的停战条款：
1、建议立即停战。但必须保障这种停战不得用于准备新的进攻和隐蔽下次军事行动。
2、停战期间，双方要互相寻求永远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
3、外国军队要在适当的阶段撤兵。
4、停战期间整个朝鲜的管理，由联合国批准的委员会负责。
5、为了解决台湾的将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等，建立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4个国家在内的特别机构。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猜到美国对这个提案会持什么态度？我想是不会有很多人猜到的，在表决中，该方案以7：5的比数通过，而美国投的是赞成票。美国这一票是该提案得以通过的关键，如果美国投反对，即便没有否决权，该提案也会因6：6而不被通过。美国这一票赞成，无疑向世界宣告：为了停战，美国不惜认输。如果当时中共发表一个同意该提案的声明，并主动将军队撤回到三八线以北，或者只发一个就地停火的声明，胜利就是铁板钉钉一样不可改变了。可是，中共大概首先还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自我膨胀的劣根性，非常轻易地就会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中共也逃不出这个自我膨胀的圈圈，对暂时的胜利和潜在的危险都不能够保持清醒的认识。1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对这个方案提出了以下回应：
1、谈判的结果，同意停战。
2、在开始谈判的同时，承认中国为联合国成员。
3、参加谈判的国家为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埃及和中国，地点在中国领土内。
在这个回应中的第1项：“谈判的结果，同意停战”本身就很有意味，它至少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中国对和平缺乏诚意，所以不同意先停战后和谈，为了在和谈中取得有力形势而要求保持军事压力；其二是中共根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还沉浸在先前攻无不克的兴奋之中。在这种毫无妥协的咄咄进迫之下，美国被迫打消了即使认输也要停战的念头。到此，我真不知是该为中共感到惋惜，还是该为世界感到侥幸。从此之后，在朝鲜战场上，中共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自我膨胀的中共就是这样，轻易地放弃了本已经到手的巨大胜利和辉煌。而那个所谓的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这次的表现，在后人看来，完全就是一个只知唯命是从的高级奴才。
12月23日，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失去了他们的前敌总指挥：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因车祸殉职，对于这一起不幸的事件，韩国人不知到是应该感到悲伤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接替他的是另一位完全不同的美国将军，这位将军不管到哪里，随身总是带着一颗手榴弹，当然谁也不会指望他会亲自将这棵手榴弹投向敌人，但这个姿态无疑给了那些受失败情绪困扰的将士们一种激励，一种拿出勇气，停止后退，争取胜利的激励。他就是李奇微将军，他不但洞察到了中共军队已成其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而且还正确的判断了中共军队短期内决无法解决的困境：就是补给的落后。沃克的死其实是一件让世界得益的不幸，因为这为李奇微将军让出了舞台。
新年攻势平静下来后，中共军队又一次地消失了，情况颇有点像一次战役那样，而联合国军又一次向北前进，尽管这次进军比较顺利，但是在汉江南岸的南汉山至杨子山一线还是遇到了38军的顽强抵抗，这一抵抗预示着中共的进攻还在前面。很快，中共的二月攻势就发动了，这一次进攻很快就击破正面的南韩军队，但在砥平里遭到美军的顽强阻击，3个师的兵力对防守的美军第2师23团无可奈何，最后在美军的机械化的快速反应部队增援下放弃了攻势。砥平里一战是自中共军队参战以来，联合国军首次嬴得的防御战胜利，在此之前，中共军队简直可以说锋芒所向，攻无不克，即使在长津湖的战斗中，退却的也还是美军。这次战斗，其意义，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大概仅次于釜山保卫战了。
中共这一次的攻势是第一次被迫停止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军的顽强和火力的凶猛，导致中共军队的伤亡大增，战斗减员直接影响到攻击力的持续。另一方面也在于战线越往南延伸，中共军队的补给线就越长，在制海权和制空权尽在敌方的情况下，补给只能靠陆路并以黑夜作掩护才能够进行，补给线越长，最终到达的补给量就越少，从而使前线士兵不单缺少火力掩护，甚至还缺少药物和食品，使得伤寒流行，加上饥饿的困扰，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而三八线基本上就是中共补给所能够到达的极限。冲过三八线，无疑自取来亡。
此外，中共军队多是步兵，北方的山地正好适合他们机动灵活的特长，相反，美军的优势火力和机械化长处都会又受到山地的道路和射击死角的限制，不可能尽量发挥，机械化也只能使逃跑快一点。但到了南方，地势趋于平缓，机械化所能体现的快速反应得以充分发挥，加上强大的炮火可以无遮无掩地向中朝军队的头上倾泻。所以在南方的土地上，中共的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制约。在朝鲜的北方和南方，战场上的双方力量正好处于此消彼长之间，而这种力量的均衡点大致就在三八线附近。所以，战线最终基本稳定的三八线附近，是有其现实根据的，由此看来，说三八线并不纯粹是一条地理上的纬度线是不无道理的。
当然，朝鲜南方也多是山地，但总体上看，南方的山地比例比北方要少得多，而且南方山势也较为平缓。
战线最终稳定的三八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空军的援助，其实中共的空军大量的都是苏联的飞行员，由于在北韩境内的机场基本上不能使用，或者不适合喷气式战机使用，所以中共的空军基地都在东北境内，所以飞机的作战范围也大致在三八线以北，再往南，空军的力量就鞭长莫及了，此时，中共的补给线就完全得不到空军的支援了。
此后，双方在战场上虽互有攻守，但战线总的来说是在不断地北移，李奇微将军成功地将联合国军从失败的阴影中带了出来。到1951年的上半年结束的时候，战线又一次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而就在英法提案遭中共拒绝后的第三个星期，善变的美国人又下定了留在南韩的决心，据说美国人的善变是从立宪会议开始的，在那次著名的会议上，无论谁都可以收回自己说过的话，大概只需说一句：I chang my mine。联合国还通过了将中国定为侵略者的决议，并再度确立击退入侵韩国的侵略者的作战目的。而当时，李奇微将军正率领联合国军向北搜索进攻，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已经没有两个星期前的令那种恐怖的失败情绪了。
2、不胜的战争
在李奇微将军的统率下，联合国军终于摆脱了无休止的撤退，并克服了对中共军队的恐惧，重新找回了坚持作战的勇气和灵气，使战场上的形势渐渐地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战线也渐渐地向北推进，到了1951年的上半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开战1年之后，战线已经大部分越过了三八线。但是战线越往北延伸，遇到的困难就越大，遭到的反击也越猛烈。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还要再打下去吗？要打到什么时候为止？关于这个问题，华盛顿与东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争吵的结果导致了主张为谋求彻底胜利，不惜对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麦克阿瑟将军被解除了职务，这位英雄的、创造了仁川奇迹的将军在其军事生涯的最后却落入了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他是从新闻媒体，而不是从上级指令中获得自己被解除职务的消息，发生这样的事情同样也使到解除他职务的杜鲁门总统感到非常尴尬。尽管如此，麦帅还是保持着军人的尊严离开了他曾经创造辉煌的岗位，而在他身后，仁川奇迹的辉煌将使很多反对他的人都将显得比他渺小。而接替他的李奇微将军基本上忠实于华盛顿的作战方针：打一场有限的战争。在诺干年之后，李奇微将军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写到：“我和第8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1951年的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很显然，能否谋求战胜彻底胜利已经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是值不值得的问题了。而在华盛顿和李奇微将军眼里，谋求彻底胜利显然是一件“不合算”的“生意”。他们的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是中共只动用了它三分之一的军队，如果联合国军不断地向北进攻，它再增加一倍，甚至两倍的兵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联合国军一方，再增加一倍的兵力则无疑会将欧洲的防务置于绝对空虚的险境，这决不是西方盟国所能接受的。从英法联合提出的那个让美国认输的提案，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西欧对美国深陷朝鲜的忧虑。如果再向朝鲜增加一倍的兵力，无疑将遭到西欧的强烈反对。
其次，即使兵进到鸭绿江，也并不意味着彻底胜利呢，因为占领了朝鲜马上就要直接面对深怀敌意的中国。由于中国对日本以朝鲜为跳板进攻中国的历史尚记忆犹新，中共也正是以此为号召作战争动员的，占领全朝鲜无疑又一次挑起了中国人这根脆弱的神经。而继续前进去占领中国又很可能像日本那样，在中国陷入泥潭。更何况即使征服了中国，美国还有余力应付苏联吗？焦头烂额的美国又以什么来迎战苏联这个毫无损伤的头号敌人呢？
所以从政治的眼光看，尽量不将敌人逼进绝境，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有限的战争并寻找体面的停战机场无疑是明智的。何况联合国军已经将侵略者赶出了南韩，当初参战，保卫韩国的任务就已经完成，只要它不再处于危险之中，也就没有必要再为它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经过三八线南侧的一轮交锋，联合国军也深信：中共也已经意识到：要将联合国军赶下大海，也是绝无可能的。因为经过这一轮交锋，中共也已经体会到由装甲和弹幕构成的火墙，终究不是人海战术可以攻破的。更何况脆弱的后勤将无力支持他们在三八线以南展开强有力的进攻。因此，联合国军也相信，在中共眼里，停战也同样不失为明智的选择。而现在双方等待的，不过是一个双方都可以体面地停战的机会。
但这时，交战的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双方都有停战的意愿，但双方都认为由自己提出停战会有失体面从而在谈判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就在双方都处于进退两难的时候，停战的契机出现了。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通过联合国的“和平之价值”广播发表了以下的声明：“苏联人民希望朝鲜事件能够和平地解决。作为其第一步措施，我们提议为了协商停战和双方从三八线相互撤退军队问题，在交战国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假如双方都愿意结束战斗的话，我们认为这对和平来说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是很高的。……”
这一次，中共在第一时间就响应了马立克的声明，而美国在对马立克声明的见解表示了原则同意之后，还在寻求苏联的正式承诺。6月27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对美国作出了以下的正式回应：“停战应在双方野战军司令官之间进行商谈，应该是不涉及政治的、领土的一切事项而严格地限定为军事问题的讨论。”在得到苏联政府的正式回应后，美国正式决定了参加停战谈判的意志，向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李奇微将军下达了准备和谈的指令。
不胜的战争，终于找到了它的终结的方向，只是通向终结的道路却异常的艰辛。
3、艰难的谈判
1）和谈的开始
在接到华盛顿有关准备和谈的指令后，李奇微将军向第8集团军下达了原地停止，做好友好和战斗的两手准备命令。并于6月30日用无线电广播向中朝方面发出了要求商定第一次会谈时间的通知，同时提议第一次会谈地点选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丹麦医疗船上。不久便得到了中朝方面通过北京的广播电台传来的回应，同意在7月10日至15日间开始正式会谈，会谈地点选在开城。
将会谈地点选在开城，其实是中朝方耍的一个小聪明，开城是朝鲜的古都，位于三八线以南，在和谈开始时，它虽然被中朝一方所占领，但由于它位于西海岸上，地势比较开阔平坦，所以如果开城不是作为谈判地的话，无疑是经不住联合国军的攻进的。但它作为和谈地点，得到了不受攻击的特权，中朝方才可以保住这块唯一的战利品。中朝因谈判中保住了战场上保不住的开城。战场上得不到的通过谈判得到了，这不能不说是谈判取得的成果。后来联合国代表曾试图以中东部的金城和高城等战线上的突出部位与开城交换，但中朝方在明白了对方对开城的图谋后，不惜和谈破裂也断然拒绝。
根据双方的约定，7月8日，联合国方由金尼、默里和李寿荣三位军官组成的联络团乘直升机来到了开城，在进入谈判会场后，这位金尼上校毫无礼貌地坐在了朝南的座位上，这一举动大大出乎了中朝方联络团的意料之外，一时间中朝方的军官们都有点惊慌失措。关于金尼上校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有人猜测多半是谈判代表之一的白善烨将军指使的，因为西方人大概不会清楚在东方人的观念里，到对手的势力范围去谈判多少有点战败求和的意味，而白将军对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指使金尼上校做出了这样一个令对手措手不及的举动。
说到白善烨将军，我想说几句题外话，这位大韩民国的常胜将军是朝鲜战争中表现最出色的韩国将军，他率领的韩国第1师不但是北韩军的劲敌，连中共的军队也吃过他的苦头，他原本是伪满洲国的军官，日本投降后回到了韩国。我是从他联想到伪满洲国的军队中肯定有很多朝鲜人，而且这些朝鲜人中，有很多后来会被编入中共军队，所以我才会有中共军中的朝鲜人中，原伪满洲国的军中的朝鲜人占有很大比例的猜测。
7月8日的联络团会谈虽然开头时有一段插曲，但基本上还是顺利的，会上双方交换了会谈代表的名单，决定了7月10日11时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谈，并决定了开放开城东方10公里的板门店前哨至开城的道路，联合国一方的车辆用白旗作标志，除谈判代表外，其他人员需戴白袖章。同时也规定了中朝方代表从平壤至开城的车辆也同样要用白旗作标志，并事先通知经由的路线和时间，而联合国一方不得攻击这些车辆。
7月10日上午，第一次正式会谈就在开城举行，联合国方的首席代表为乔伊（海军中将），其他代表依次为雷迪斯（陆军少将）、克雷吉（空军少将）、伯克（海军少将）、白善烨（韩国陆军少将），中朝方首度代表为南日中将，其他代表依次为李相朝（少将）、张？（少将）、邓华（中共）、解方（中共）。
会谈开始时，又有发生了一段插曲，联合国方代表被安排坐在面北而且是矮一点的椅子上，乔伊中将当即表示抗议，并要求换上同样高的椅子。坐下后，联合国方代表在桌上摆了一面联合国的旗帜，在心理战上又赢了中朝方一着，当天下午，中朝方便摆上了一面大一点的北韩旗帜，于是双方就开始了旗帜的比高大赛，直到双方的旗帜都高到了屋顶。
在第一天的正式会议上，联合国方提出了以下9条协议事项的提案：
1、通过协议项目
2、设置同红十字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授予委员会访问俘虏收容所的权限
3、将讨论限制为仅仅是在朝鲜的纯军事事项
4、规定为了在朝鲜不再进行战争行为和军事行动的保证条件，停止在朝鲜军队的交战和军事行动
5、关于划定横贯朝鲜半岛的非武装地带
6、规定军事停战委员会的构成、权限和机能
7、关于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之下发挥机能的军事监察小组在朝鲜全境进行监察的原则协定
8、军事监察小组的构成和机能
9、关于遣返俘虏的安排事项
而中朝方对此提案并没有回应，而是提出了谈判必须以两军立即从三八线后撤，沿三八线设置2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先决条件，并提出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才能讨论其它问题，包括俘虏问题。
乔伊当即反驳道，贵方所提的都是政治问题，超出本代表的权限，是不能讨论的，贵方应就我们提出的提案提出对应提案。上午的会谈就在各自的立场表述后结束。
10日下午，中朝方提出了以下的回应提案：
1、通过协议项目
2、双方将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划定作为朝鲜停战基本条件的非武装地带
3、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4、就实现在朝鲜的停战和休战进行具体地安排
5、随着停战安排有关俘虏问题
中朝方的反提案当然不会得到联合国方同意，乔伊代表当即表达了对此回应的反对。和谈的第一天就这样结束了，双方连在和谈要谈什么都没有取得任何公识，只是各自表述的立场而矣。当天夜里，在汶山里的记者俱乐部中，有人提议就和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达成协议设赌，当时最悲观的战地记者做出了6个星期的预期，但此公话一出口，立即引起在场记者的哄堂大笑，大多数人都将赌注压在了2－3个星期上。可是以后的历程的艰难大大地超过了人们的预料，整个谈判用了整整两年时间。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乔伊重提了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的条款，但南日提出了极其尖锐的反驳：“这个谈判是限定讨论军事事项的，而不是讨论人道主义的谈判，贵方所提条款，严重违反了这一由贵方坚持的原则”。会谈在此又陷入僵局，联合国方代表又提出如果联合国方不能派记者报道和谈的话，联合国方将退出谈判。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主要是觉得中朝方的报道对联合国方有太多的羞辱成分，北韩曾在报纸上以“投降的联合国军”为题，刊登了联合国方代表团的照片。在这一天的会谈将近结束的时候，乔伊发出了“在记者团能够同行之前停止谈判”，的通告后，离席而去。
次日7时30分，双方联络官就记者进入谈判地点的问题进行了会唔，中朝方仍以不保障安全为由拒绝记者团进入，而联合国方表示：当天9时，我方代表将与记者团同时到达，如果记者团不被接纳，我方代表将返回。和谈的第三天就这样夭折了。在第五天，也就是14日的中午，中朝方终于同意记者团进入谈判地点，在此之前，双方浪费了两天半时间。
14日下午，乔伊首先为迟到9分钟道歉，但也向中朝方投诉受到警卫的留难是迟到的原因，并提出了以下中立化谈判地点的方案：
1、开放由汶山里至开城的道路
2、以开城为中心，把半径5海里的地区作为中立地区，除警卫上所必需的最小限度人员外，其他人员立即退出，警卫可以配带武器。
3、谈判会场以谈判用房为中心，1.5海里为半径，在此范围内的警卫不得配带武器。
南日当即表示，这些事情可以让双方联络官来会谈解决，这是和谈开始以来，双方首次就某个问题当即达成一致。
为了缓和中朝方在三八线问题和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同时也由于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确是一个超出军事范围的议题，所以在7月15日联合国方首先做出了让步，将原来9点的提议减少到了4条，抽回了关于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的提案。
1、通过协议事项
2、作为在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而划定的非军事区
3、为了保障不进行有可能引起再次敌对行动和妨害缔结最终和平条约的军事行动，缔结包括如下协定的关于停战及休战的具体协定：
（1）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的组成，权限有机能的协定
（2）关于军事监察团的组成、权限及机能的协定
4、关于俘虏的协定
俘虏的命运营无疑是美国人民及西方民众最为关心的，所以由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是满足民意的必然举措，如果取消这条，美国政府肯定会受到民意的谴责从而在政治前途上受到影响，所以，联合国方的这个让步可以说是巨大的，但也是不得不做出的，因为南日的反对理由无疑也是无法置辩的。不论如果，联合国方的首先让步，大致可以看出他们对和谈的诚意。
联合国方的让步得到了中朝方积极的回应，在休会两个小时之后，中朝方也收回了三八线作为和谈议程的条款，至此，有关和谈议程的争执便只剩下了中朝方所提的第三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由于这条其实涉及政治内容，与超出前线指挥官的职权范围，联合国方完全拒绝是理所当然的。
此后，双经过多轮会谈和四天休会，7月26日就有关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条款终于换成了联合国方也能够接受的提法：“双方向有关各国政府的建议事项”。其意思实际上就是在停战协议中加入建议各有关国家政府举行政治谈判的内容，后来的停战协议无疑是有这样内容的，但正如南日担心的那样，至今朝鲜问题的有关各方还没有举行政治谈判的意向，在理论上，南、北朝鲜至今还处于休战的战争状态，而维系朝鲜半岛和平的不过是一纸由双方战场指挥官签订的军事停战协议。
经过17天的努力和较量，和谈的议程，也就是和谈究竟要谈什么终于达成了以下的一致：
1、通过议程
2、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的基本条件，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
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停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与停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限和职责
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
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下面就该开始正式就协议的具体条文进行谈判了，由于其中的第1项“通过议程”实际上已经达成一致，接下来的就是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的议程了。
2）边打边谈
关于军事分界线这个问题，中朝方提出了三八线的立场，即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理由是战争从三八线开始，就让它回到三八线去。而联合国方则提出了在现接触线以北30－40公里处划定的一条军事分界线的要求，其理由是：联合国方拥有强大的海空优势，所以停战前，中朝方在其占领的区域内的一切活动均会受到联合国方海空力量打击的威胁，而停战后，这种威胁将得到解除，也就是说停战后，中朝方得以在其占领区域内可以不受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军事威胁，自由活动了，所以停战对中朝方带来了额外的好处，因此对应地联合国方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土地作为补偿。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和平谈判其实与生意场上的谈判没有什么两样，一方尽可以漫天要价，另一方也可以就地还钱，但两方都会有一个不可退让的底线，而这个底线如果相差不大，达成一致的机会就很大，如果底线相差很大，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后来双方终于同意以现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我想这个“现接触线”其实就是双方较为一致的底线，所以最终还是在此达成了一致。
这里只是将最终的结果提前讲了出来，但为了达成这个一致，双方不知进行了多少次针锋相对的对垒和唇枪舌剑的较量，由于双方的立场相去太远，在经历了将近一个月的僵局后，8月15日，双方终于找到了另外一种谈判的方式：组织下一级的小组委员会召开圆桌会议来商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这是联合国方代表提出的建议，确实是一个聪明的点子，在进入圆桌会议的第一天，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中方代表解方甚至提出了进入地图上的具体讨论的建议。双方在圆桌会议问题轻易地达成一致，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上双方都不想和谈破裂的意愿。第二天的圆桌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由于双方均不愿意先行提出自己的方案，美国代表霍迪斯提议用抛钱来决定，猜输的一方先行提出自己的方案。对此中朝方颇为吃惊，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美国人会以如此有趣的办法决定如此重大的问题，尽管他们不同意“用如此不慎重的办法来决定重要问题”，但却主动地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该方案在土地分配上大体与三八线一致，在东部中朝略作后退，西部稍作突出。这个方案的提出显示三八线的立场并不是不可修改的。但这个修改只能说是和谈前景现出一丝曙光，8月22日的圆桌会议上，北韩代表李相朝甚至说出了：如果贵方不再拘泥补偿的概念，我们可以对三八线方案做出修改。并且商定次日重开正式谈判。
就在22日夜晚，发生了一件袭击开城的事件，使到和谈好不容易取得的进展化为乌有，其实在这段日子里，发生了几起真实的袭击谈判地的事件，其中有一次发生在8月19日夜里，一位警卫排长被打死，次日，两名联合国方的代表来到谈判会场，被告知休会为被殉职的警卫排长举行葬礼，中朝方还邀请联合国方的代表参加。由于考虑到中朝方很可能以此作不利于联合国方的宣传，两名联合国方代表颇有为难地拒绝了，毕竟，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考虑，这样的葬礼是应该参加的。从这也可以看出，双方的猜忌和不信任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后来联合国方对此事件做了调查，得到的结论是这是一起由南朝鲜的激进分子策划的恐怖袭击事件，并责成南韩政府加强对此类事件的打击和防范。但是22日晚的这起空袭开城事件，却让人有很多的联想。
22日晚23点30分，联合国方代表接到了“谈判地点遇空袭，立即进行调查”的电报，联络官金尼和默里带上翻译急忙来到开城。但是，他们除了听到很多人说有联合国飞机向开城投下了凝固汽油弹外，并没有发现着弹燃烧的痕迹和燃烧的现场，给他们看的所谓证据无非是一些地面上的，手榴弹就可以造成的小弹坑状的小洞，两位联络官当即表示对空袭事件的怀疑，后来中朝方还提供了一些硬铝碎片并说这些是飞机身上的引擎盖子的一部分，金尼当即怒不可遏道：我对这种愚蠢无聊的事件实在是难以忍受。同时他还发现在场有中朝方安排的记者，因此，金尼要求在天亮后约齐双方的新闻报道人员重新开始调查，但中朝方却单方面宣布调查已经结束，拒绝继续调查的要求并中断了和谈，甚至连圆桌会议和联络官会谈都被中断。后来，参加谈判的联合国方人员分析，可能是因为中朝方反悔22日圆桌会议上承诺的条件，故意制造事端中断谈判，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联合国军在8月19日开始了他们的夏季攻势，向中东部的山区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但是由于进攻局限在一定的规模和纵深，所以开始时进展并不顺利，有些阵地虽几经易手，最后还是得而复失，所以，中朝方设想通过军事行动为谈判谋求更多利益，甚至可能指望像二次战役那样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所以先制造事端中断谈判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也可能是真有南韩的激进分子以袭击谈判地来达到破坏和谈的目的，因为南韩人中，确实有很多反对和谈的人。此次和谈的中断，开城作为谈判地的地位也从此就消失了，后来重开的谈判，将改在因这次谈判而闻名世界的板门店。
此后，中朝方不断地指责对方袭击谈判地点，意图将中断谈判的责任推向对方，此时，为了给和谈的对手施加军事上的压力，同时，也为了修正部分交错的战线，使南韩取得日后有利的防御阵地，联合国方开始了夏季攻势，在中东部山地的战线上开始了一场限制规模的战斗。这场战斗从8月中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开始的几天，进攻很不顺利，后来在扩大攻击规模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还有进攻完全受阻的地方，在伤心岭就完全受阻，后来的秋季攻势才最后占据了这个著名的山头。
中朝方一直将上甘岭与伤心岭混为一谈，并以此作为美国在上甘岭付出惨重代价的证据，意思是正因为美国付出了很大代价，所以才将上甘岭称作伤心岭。但伤心岭与上甘岭完全是两码事（在此要感谢网友的指点，否则我还没搞清楚两地的区别），而且伤心岭的名字却不是因为美军在此巨大的死伤，而是一位记者“即兴”的命名。因为这位记者看到这个陡峭的山峰，想到要夺取它所要付出的牺牲便感到痛断肝肠，脱口而出了一句Heart Break Ridge，于是伤心岭便成了这座山峰的名字。不过这一次伤心岭之战也确实让美国人伤心了一下，联合国军付出了1670人的伤亡的代价仍未能够占领伤心岭，至9月26日，整个夏季攻势也告一段落。半年以后，上甘岭的战斗也让联合国方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9月10日，发生了一起实实在在的袭击开城事件，一架美国军机返航途中因迷航误闯开城，并对其街道发射了多发机枪子弹，而中朝方又一次提出了强烈抗议，这一次由于袭击得到了证实，乔伊很快就以书面形式向中朝方表示了道歉。颇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一道歉，居然成为和谈重开的引子，9月19日，中朝方在给李奇微将军的回信中提出重开谈判，也许是夏季攻势也没有按他们意想的方向发展，除了人员伤亡之外，还丢失了不少阵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了通过军事手段为谈判谋求更多利益的不切实际的希望。
但是，由于先前多次无端的袭击指控，李奇微将军深感联合国方在开城谈判不利环境，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李奇微将军下决心改变谈判地点，不再回到对方的占领地上进行谈判。所以李奇微提出了重开谈判的前提是改变谈判地点并制定谈判地点中立化的具体措施，而关于这些问题的协商，由双方联络官负责。中朝方虽然同意就此问题进行联络官磋商，但在磋商中却拒绝让步，不同意任何改变谈判地的方案。
面对这一困境，李奇微一方面直接向金日成和彭德怀写信，表明改变谈判地的立场，但作为表示重开谈判的诚意，表示可以收回谈判军事分界线时要求“补偿”概念，在现接触线就地停战，同时，下达了秋季攻势的命令。秋季攻势的战线有所扩大，在西起临津江，东至海岸的发动了全线攻击，这次进攻除继续修正交错的战线，扩大夏季攻势的战果外，很明显的一个目的就是为重开谈判施加军事压力。
但是，袭击谈判地的事件确实还在发生，最为严重的一次是两架执行完任务的美军飞机，可能因为不想带回过多的子弹（之所以会有这样念头，我猜是因为他们要在航母上降落，而尽量减轻重量对安全降落是有好处的），就在开城地区使用他们过剩的子弹，不幸这些子弹打死了当地一名12岁的少年，并打伤了他2岁的弟弟，对于这些事件，联合国方在证实后都做了道歉，但北韩方态度强硬，坚持不肯在谈判地点上做出让步。而这个时候，中方代表却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这一举动，一方面表现中方实际上掌握着谈判的一方，同时也是努力推动谈判继续进行的一方。
这一轮的联络官会商终于在中方的积极回应下取得了成果，首先是在板门店重开谈判，谈判地由双方共同警卫，其次是中朝方承认对于由于气象和单纯技术上的错误而进入中立区的行为不属于侵犯中立区行为，中朝方还同意将不受联合国方控制的南韩激进分子的行为排除在对方的责任之外。而联合国方也满足了中朝方关于开城设半径5公里中立区范围的要求。从最后达成一致的成果看，这次联络官会商，联合国方得到了利益是很多的，只要同时注意到中方实际主导谈判的事实，便可得出中方对重开谈判的期望较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期望也较大的结论，而北韩反而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这样在10月22日，和谈的大门又再次打开，也许联合国方也想表示一下和谈的诚意，同一天，秋季攻势也停止了。
在8月18日开始至9月27日结束的夏季攻势中，联合国军除占领了一些有利的防御阵地外，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虽然总体上没有给中朝方可乘之机，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但整个攻势最后还是因伤亡重大而中终，特别是伤心岭一战，付出了1600多人死伤的代价，却还没有能够占领这个制高点，所以这一次攻势被认为是不太成功的攻势。而在检讨原因时，一般都认为是攻势局限于战场的正面，受到不利地形和攻击范围太小所造成的，而正因为战果有限，所以中朝方由此所受到了压力也较小，所以他们可以无所谓地消磨本应进行谈判的时间，关上谈判的大门迟迟不肯打开。
为了向对手施加一定的压力，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联合国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势，这就是秋季攻势，也是朝鲜战争中最后一轮大规模的攻防战役，这次不像夏季攻势那样只在中、东部的山地进行争取，可以说是全线进攻。西部战线，联合国军进攻的目标是中共的守军，在原作战计划中，设想进攻的目标都被认为是一些警戒阵地而不是主阵地，所以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共方一般都不太执著于土地的占领，这也许是国内战争成功的经验，也许还有反正不是我的地方的无关痛痒，所以料想中共军队会轻易放弃。但进攻开始后，虽然各进攻部队基本上能够按预想的计划取得进展，但在驿谷川南岸，美军第一骑兵师的进攻方向上遭到了中共军队极其顽强的抵抗。经过16天的血战，双方均死伤惨重，终于完全肃清驿谷川南岸的中共军队，完成了预定的作战任务。这一伏，联合国军伤亡共计超过4千人，第一骑兵师伤亡在2900人以上。还有一件让联合国军预料不到了事，就是中共的地面部队得到空军的有力支援，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而在中、东部的战线上，美第10军和南韩第1军担任攻击任务，而进攻的目标中还有上次攻势的遗留问题“伤心岭”。除南韩第1军在东海岸由于得益于海军的掩护，进展较为顺利外，其余各进攻点上均遇到顽强的抵抗，虽然最终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终于将伤心岭收入囊中，但所受的损失也是令人难以接受的，此外在美第10军左翼的美第9军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过也受到很大损失。
整个秋季攻势，联合国军成功将战线向北推进了10－20公里，扩大了夏季攻势的战果，取得了比较有利的防御阵地，同时也给中朝方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对迫使其回到谈判桌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都是极为“昂贵”的成果，这次攻势伤亡总数超过1.5万人，是一个不可接受的伤亡数字。同时中朝方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北韩的城市在空袭中变成一片废墟，补给线虽然在空中打击下还能够顽强地运作，但补给能力却已被大大削弱，坚守阵地的中朝方军队，有很多是弹尽粮绝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的。所以一般认为10月中旬在更改谈判地点上的让步，就是受制于上述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退让。
3、停火线上的妥协
10月25日重开谈判后，双方马上进入了军事分界线这个主要的议题，由于分界线的确立是比较细致的技术性工作，需要由由圆桌会议进行图上作业，所以从10月25日下午起，和谈又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
在这段谈判中，联合国方曾想以开城作个换地的交易，但被中朝方拒绝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基本上没有节外生枝了。不过其间发生了一次有趣的事件，在核定分界线时，中朝方坚持一处高地属他们占领的区域，联合国方代表当着中方代表的面将电话打到该高地的战场指挥官那去核实，中方代表解方将军被对方先进的通信能力弄得非常尴尬，这时他身边参谋小声说道“这个地方今晚就是我们的了”，不料这句话被在场的联合国方翻译听到了，并迅速传到了那个高地的战场指挥官那。但是当晚，严阵以待的联合国方还是丢掉了这个高地，因为中共派出了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的大部队来进攻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头。
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之后，马上就遇到了一个关联的问题，就是停火的时间，中朝方提出既然军事分界线已经确实，就应当马上停火，但联合国方鉴于以前谈判的艰难，担心对方在解除军事压力下更加会在后面的议题上纠缠不休（以后谈判的历程证实了联合国方的担心），坚持要在整个谈判议程全部完全后，才能实现停火，谈判的双方又一次争执不休。
这一次联合国方进行了整个和谈开始以来的最大的让步，因为华盛顿在考虑到国际政治的影响后指示李奇微在时间问题上可以做出让步，接受中朝方即时停火的提案，但应该给这个停火加上一个时间限制。这一让步，虽然在国际政治上联合国方不至于陷被动，但是，在军事上，他们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中朝方得到了极其宝贵的30天，在这30天的时间里，他们在开战以来，第一次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肆修筑工事，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前线上任何的人影晃动，都会招来雨点般的炮击或轰炸。
大概中国人从事工程有天生的突击能力，所以中共得以经常炫耀他们的建设速度，比如在SARS暴发期间，就有七天（还是10天，记不得了）时间建好了小汤山隔离医院的现成例子，这大多并不是吹嘘，而是有事实，在朝鲜战场上，这种能力甚至得到对手的敬佩。30天时间，已经足够中共将他们的阵地构筑得坚不可摧了，何况还是在完全没有空中打击的30天里，同时，30天的时间，还让他们抢运了大量的战争补给。停火的限期过去后，联合国方发现，横在他们面前的中朝方的阵地，已经不太可能再让他们实现任何的军事企图了。虽然战事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但战线已经没有什么改变的指望了，通过军事压力促使和谈取得进展的手段变得很不灵光了。
从7月开始的谈判，到11月下旬达成军事分界线的协议，这段时间其实只耗时还不到整个和谈的四分之一，以后的谈判焦点主要就在战俘问题，而中朝方之所以能够在战俘问题上与联合国方对峙一年半还多的时间，实际上完全得益于联合国方在停火时间上的让步。
4、剩余议题
解决了军事分界线后，剩余议题就是有关停战的保障问题、战俘问题和向各自政府的建议，其中的停战保障问题的主要争执在于监察问题、官兵轮换问题还有就是北韩机场的恢复和新建问题。
就监察问题，中朝方很快就同意了这个原则，并提议让中立国来执行监察，但在中立国的定义上双方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能否算作中立国成为分歧的焦点。官兵的轮换问题，中朝方开始是拒绝认可联合国方的部队轮换的，而联合国方要求每月7.5万人的轮换以及必需物资的补给，经过多轮谈判后，达成了每月3.5万人轮换的妥协。北韩机场的恢复和重建问题，联合国方提出不准北朝新建，甚至恢复机场，但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而陷入僵局。
为了加快谈判的进展，联合国方提出将战俘问题提上来先谈，但是，这个原来以为没有问题的问题却成为谈判的最大问题。
战俘的志愿遣返最早是由联合国方的心理战专家提出的，当初的设想是如果能够让中朝方的战士免除被俘后遭受遣返的命运，他们在战斗中主动投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最高统率的注意。此外很多北韩的俘虏拒绝承认他们是北韩人，这些人多是原南韩军的士兵，被俘后经过“思想改造”后编入北韩军的，有的还是原南韩的百姓在开战初期被征召入北韩军的，还有的根本就是南韩的平民，被联合国军误认为是北韩游击队而成了俘虏的，所以，他们都强烈拒绝被遣返的命运，甚至不惜以死抗争。
根据这种情况，还考虑到北韩实际上已经开了将俘虏编入军队的先例，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联合国方提出了自愿遣返的提案，并提出以国际红十字会来监督甄别过程来保障自愿遣返的公正性。但这个提案一开始就遭到中朝方的强烈反对。
正当谈判僵持不下时，联合国方有个参谋提出了一个建议：向中朝方透露一下可能自愿遣返回国的人员数量，也许能够打破这个僵局。于是联合国代表做出了这样的尝试，向中朝方透露了他们估计的可能愿意接受遣返的俘虏人数，这个数字大概是11.6万人。果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主意，如果后来甄别的结果与这个数字基本吻合的话，朝鲜战争的停战很可能就在1952年的5月间实现了，但是由于联合国方原来的设想是通过诱导性的问话：“比如如果你选择不愿遣返，你的家人就可能受到迫害。”如果俘虏在此时表现出稍微的犹豫，就将他列入自愿遣返的行列。而且为了消除俘虏的疑虑，还要求中朝方发表一个俘虏回国后不会因投降而受到处罚的声明，由于采取了这么多防止俘虏拒绝遣返的措施，所以，压根没有想到不愿被遣返的俘虏人数会如此之多。
甄别审查在除去扣押着约3.7万俘虏的7个看守小区外基本上顺利地进行，但到了第3天，审查的结果已经让联合国方大惊失色，这三天时间审查完一半大约是6.6万位俘虏，但拒绝回国的已经多达4万人，即使将未审查的全部当作愿意回国的，自愿回国的俘虏人数也只有9万余人，比11.6万的原估计数少了2万多人，这还是在将未做审查的全部当作自愿回国来处理的结果。当联合国方告知这个自愿回国的俘虏人数后，中朝方的代表震惊得有点目瞪口呆，等他们回过神来后，就以要对数字进行研究为由提议休会，随后便忽忽地走出了会场。
战俘问题碰到了最大的暗礁，谈判从此陷入困境，在随后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联合国方撤回了机场问题的要求，但丝毫没有动摇中朝方拒绝自愿遣返的决心。不久，应该算比较温和的李奇微将军接替了艾森毫威尔的军职调离了亚洲，接替他的是接近鹰派的克拉克将军，在1952年的10月，发动了那场著名的上甘岭战役，在作战计划中，第8集团军的司令估计这次战斗约有200人的伤亡和耗时5天。但经过几个星期的战斗，联合国方付出了9000人的伤亡，才攻占了上甘岭的一点点阵地，用军事压力逼迫中朝方在谈判桌上让步的努力再次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不得不停止。而这个时候，中朝方也再次发动了他们所擅长的宣传战：大肆指控联合国军使用了细菌武器。总之，和谈的希望眼看着变得越来越渺茫，双方的伤亡数字却一天一天地不断增加。
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3月才有所缓和，而正好是斯大林嗝屁的日子，很多人都会在这两件事之间做出联想，包括我本人。1953年3月28日，中朝方正式接纳国际红十字会提出的先行遣返伤病战俘建议，而周恩来还在电台中提出了遣返自愿回国的俘虏后，将不愿回国的俘虏交给中立国的提议，以后还在中立国上又软化了立场，不再坚持将苏联列为中立国。由于联合国方已经撤回了限制北韩机场的要，所以此后的和谈中朝方就再也没有设什么障碍了。
但这时，李承晚却跳了出来捣乱，在他的坚持下，克拉克要求中朝方同意将不愿回国的俘虏就地释放，而不是交给中立国印度，因为李承晚根本不承认印度是中立国，这个要求当然遭到中朝方的拒绝，而此时，克拉克做出了他最错误的决定：轰炸北韩的水坝。5月13日，联合国军炸毁了平壤北面德山附近的一座水库大坝，大水冲毁了6英里的铁路、5座铁路桥和大片农田，在此后的10天内，又炸毁了另外两座水坝，但这次北韩已经将事先降低了水位，避免了水灾。
局势发展到现在，妨碍和平到来的已经不是共方，而是李承晚了，他不但宣布不接受联合国与中朝方的协议，还扬言要继续战斗，并擅自释放了不愿回国的北韩战俘。而中共方面积蓄已久的战斗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尽情渲泻的机会，再一次向南韩的军队发动了久违了的怒涛般的攻势。这次攻势的矛头直接指向南韩的主力首都师，并将它彻底击溃，在这次进攻中，南韩人为他们破坏停战的努力付出了5万多人伤亡的代价，而中朝方也得到了胜利停战的心理安慰。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俘虏问题的纠缠中，联合国方实际捍卫了约5万名俘虏的自由，但为此却付出了12.5万人的伤亡，如果按这次战争中联合国方死、伤的比例计算，约有3.2万人因为5万位俘虏的命运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俘虏与战士，谁的生命更加宝贵呢？
5、俘虏去向和双方损失
联合国方最终确定的对方被俘人员共计有105097人，因为李承晚在此前擅自释放了3万多位拒绝回到北韩的战俘，其中中共方为21374人，自愿回国的人为82493人，其中中共方为6670人，后来又有440人选择了回国。中朝方确定的对方被俘人员共计13803人，自愿回国的为13444人。
在整个战争中，联合国方伤亡共计429169人，其中美军为142091人，而美军的阵亡人数约为3.7万人。据联合国军推测，中共军队阵亡人数大致在40万左右，这与我的猜想基本相符，我是根据长津湖双方的伤亡比例进行猜测的，那场战役中、美伤亡比例是10：1，虽然那是一场最为极端的战例，但考虑到中共方的敌人并不只美军，还包括南韩等，因此我认为整个战争的阵亡大致是美军的10倍应该是不会错到哪去的，所以我猜测中共军队的阵亡人数约为37万人。
五、对网友部分评论的回应
1、关于长津湖战斗中歼灭美国一个建制团的问题，我想准确地说应该是三个建制营，按美军团的建制，应是三个步兵营和一些团的直属部队（侦察、后勤、警卫等战斗或非战斗部队），而这里的三个营是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而且两个步兵营分属第2师的31和32团，炮兵营是该师的直属部队，所以将他们当作一个建制团看待是不太合适的。
还有，这些部队中还有一个炮兵营，似乎战斗力要比只有三个步兵营的团建制还要强，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首先长津湖是山区，炮兵的作用是受到很太限制的，说他们不如一个装备了迫击炮的步兵营是不会过分的，其次，因为这些部队分属不同的建制，协同作战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问题，而多兵种的战斗中，协同作战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做不好，即使放在一起也产生不了合力。随便向大家报告一下，这三个营大概有官兵2500人，有1000余人生还，其中肢体健全的只有385人。
2、关于中共军中的朝鲜人的问题，我想再重复一次，我所说的只是我的猜测，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在仁川登陆前作了俘虏的北韩军人中，没有人以中国人自居的，这基本说可以证明他们即使曾在中共军中服役，但他们自己并不认同中国人的身份。所以说中国人早就参与的朝鲜战争是不能成立的指控。
3、关于38军的下落，我在书上看到了38军覆没的说法，见到网友的评论后，我专门找来了中共出版的描写38军英雄历程的书，而它的描述到51年的3月和4月间就结束了，我想这可以简接地证实了38军覆没于汉江南岸的观点。至于覆没，并不应被理解为全部阵亡，只是受到了极大损失，很多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战斗力而矣，它的损失比长津湖的9兵团要惨重得多，9兵团后来又活跃在朝鲜前线，而38军却再也没有
4、关于长津湖用兵失策的问题，我基本接受网友的批评，承认是在纸上谈兵，本来这编东西也就是纸上谈兵而矣。但是，我还是坚持如果13兵团来对付陆战第1师，战果决不会这样悲惨。当时13兵团肯定是在西线展开了，再做变动恐怕真是要考验统帅的魄力了，但我想用部分部队迟滞敌人，延迟战役的发动，重新布置攻势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可能做到的，但冒很大风险却是肯定的，所以没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使他是彭大将军。只是后来战局的进展，才证实了原来的用兵的错误的。有时，证实一个错误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有网友提到长津湖和西线在同一纬度，两地气温的差别不大，我只想提醒一句，两地纬度是基本相同，但海拔高度我估计相差在800米左右，我没有仔细查找资料，但在长津湖的战场上，1200米的高地随处可见，而在西线，基本上都是200－400米的高地。由于高度的差异导致气温的差异不会很难理解的。
5、关于长津湖不是败仗的问题，我想如果只从军事角度上看，我认为中共军队这次行动，完全没有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而且自身的损失巨大。从这一点上看，我认为这次战役是失败的。
六、战争的评价
我知道这个坛上的网友基本上都是持反共立场的，当然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所以在读朝鲜战争的时候总有一种想看中共笑话的念头，我开始时也持有这样的念头，但是，如果读完这段历史后，还不肯放弃这个念头，我只能表示遗憾了。朝鲜战争这期间，其实是中共最为辉煌的时期，在国内基本稳定了政权，又恢复了国民经济，刚介入朝鲜战争时，还一度创造了攻无不克的神话，新年攻势，将战线推向了37度线，成功迫使美国认输：在英法联合提出的停战提案表决中投了赞成票（有网友说那是艾奇逊的计谋，不知能否提供证据的出处）。后来虽然错过了在最辉煌时结束战争的机会，但仍死守在38线附近，没有任何败退的迹象，在对抗联合国军的进攻中，给予敌人巨大的杀伤，从而确立了不败的态势。所以我希望那些没怎么读过这段历史的网友，打消在其中寻找中共笑话念头。其实中共的笑话多的是（只是大多是带泪的笑话），不需要在朝鲜战争中去寻找。
至于应该怎样评价朝鲜战争，我个人当然赞成大家从政治上和道义上对它进行评判，其中很多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个人所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文字，都只是在军事上对此事件做出评价，也应该是其中的一方面。
七、战士的评价
战争万恶，战士无辜，对于这场朝鲜战争，不论从哪个角度对它进行评价，都不应该影响到对双方战士的评价，只要他们在战争中能够格守人道主义的原则，战争行为不指向无辜的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他们就只是在这国家尽责，争斗双方战士的区别只不过是尽责的对象不同。战斗越勇敢，就越是尽忠职守，如果尽忠职守的人不应该受到尊敬的话，这个世界上值得尊敬的人就没有几个了。
人类只要存在，就需要武力，没有武力，正义也是无从申张的，有武力的存在，就有战士的价值，战士的死就是为了战胜敌人，这个敌人有时并不是人类，而是人类面对的一些灾难。只要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死，战士的死就是有价值的。至于战争的功、罪，不应该由战士来承担，也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战胜敌人。
所以，如果要对战士做出道德评价，只能够从他们的战争行为是否有指向无辜的人，如果没有，他们将不承担战争的罪恶，如果有，即使他们正在为正义的战争英勇作战，他们也还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而在朝鲜战争中，中共的战士无疑是格守战士的原则，无论是对待朝鲜平民，还是对待联合国方的被俘人员。他们甚至将自己的口粮也愿意分给曾经敌对的战俘，这不单是中共的宣传，连美方的材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至于对待朝鲜的平民，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罗盛教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战士对朝鲜平民的态度。
不论是过去还是可见的将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人类都仍然需要能够直面危险和死亡的战士，只要他不是一个流氓恶棍，即使他参加的是不义的战斗，也不是他的过错。战争万恶，战士无辜，英勇而纯粹的战士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