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2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江河报导) 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说，中国的立法工作不断加强，立法质量进一步提高。中国官方舆论也赞扬了最新推出的修宪草案，认为这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领导人经常蓄意混淆法治概念，共产党在中国仍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中国就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法治国家。

吴邦国在人大会议上表示，人大常委会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说，人大的目标是为了在本届任期内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点是提高立法质量。这位人大委员长说，一年来，立法工作不断加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立法最大禁区：党大还是法大*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高度赞扬这次两会期间在立法问题上的新举措，认为修宪草案对公民私有财产保护和人权保护的条款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区，是一个重大突破。但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在立法问题上的一个最大的禁区至今仍未打破，这就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就讨论过法大还是党大，后来在彭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时候做了一些诡辩式的说明以后，最后决定这个问题从此不要讨论了。”

*批评人士：党不受法控制*

程晓农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事实上，中国是党大于法，法不能管党。既然法不能管党，自然党就不受法的控制。毛泽东过去就有句名言嘛，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法只是毛泽东用来对付老百姓的。他不想要就不要了。邓小平也是高居法律之上。中国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改变。”

然而，北京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戴建中在法大还是党大这个问题上提出一种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律仅仅是现存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就是双方都可能接受的一种契约性的东西，或者是游戏规则性的东西。戴建中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法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产物。

他说：“它(法律)没有什么大不大，因为它背后反映的只不过是一个现实的阶级力量的对比，阶级力量对比将来的变化一定会引起法律的变化。所以我不以为法律是什么至高的东西，法律可不是至高的东西。法律只不过是一种文化的、一种现实力量的反映。”

*专家：共产党受到挑战才修宪*

新华社的一篇报导称，从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可以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辛求索，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但是戴建中则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原因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主动想这样做，而是因为各方面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受到挑战，因此才有修改宪法的要求。

他说：“我觉得是因为受到了挑战，而且这挑战是相当有理的，能得到相当多群众的拥护，那么才会有法律的变化。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那法律为什么要改变呢？”

香港著名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从共产党内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来看，在修宪问题上执政的共产党的确是受到外界的压力。何亮亮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认为，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又涉及到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中国困境乃党大于法*

何亮亮说：“也有一些，可以说是一些保守派人士认为，有一种自由化的势力是在通过一些类似像孙志刚的案件、像刘涌的案件，在逼迫中共在法律上面做出一些让步。那么，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那么以中国的现状来看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是党比法大。”

何亮亮说，党大和法大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无论是人大或者是别的方面解决法治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困境。

*不承认法大于党法治社会无望*

《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章家敦说，共产党在中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中国要想成为法治社会首先就必须承认法大于党，但这样做必然会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地位。

章家敦说：“共产党领导人必将受到法治的威胁。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现象是，中国人民正在意识到自身拥有的权利，他们是认真地对待所有这些关于法律的讨论。这就意味着他们试图使用法律纠正中国社会的不公正。如果中国真的会有法治的话，那么人民的力量无疑会压倒共产党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共产党在接受法治方面一定会非常犹豫不决。中国人现在坚持争取自己的权利，共产党一旦打开这方面的缺口，它就会立即被淹没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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