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3月11日讯】５０年代初期我在中共粤中地委（现江门市）工作。土改中，那里发生了好几宗大冤案，如江门镇郊的楼山事件，鹤山县的宋森被逼自杀事件，恩平县的松仔岭事件。当时我被调去搞地区直属机关的“三反”，不在土改第一线，对这些案件虽略有所闻却不得其详。在胡耀邦主持下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后，被５７年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吓怕了的我终于有了一些想法。我几次动员身历其境又身受其害的原粤中纵队司令、粤中地委书记吴有恒抽时间写一本回忆录，把他所见所闻的“左”祸写下来供后人见识；但是，吴有恒断然拒绝我的建议。他甚至根本不愿再同我谈当年的土改和莫名其妙的地方主义。作为他的老兵，我很不理解却又不敢问他为什么。他终于带着一肚子该说出来的话到另一个世界了，真是无法弥补的遗憾！本来，要写这些，他是最适当不过的人选。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素未谋面的郑鼎诺同志（按游击队习惯，人们叫他诺叔）有了联系，通过他，从恩平市关中人同志那里得到他主编的《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等百余万字有关松仔岭事件的材料。看后，我觉得可以从中选出一部分文章来出版，让广大的读者通过松仔岭事件这个典型对广东（其实不止广东）土改中的“左”祸有所了解。
现在这个选本，是我征求了郑鼎诺、关中人同志的意见后编成的。这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收了两篇关于松仔岭事件截然不同立场、态度和观点的文章，田星云的“调查报告”和郑鼎诺在事发４０年后对事件真像的揭露。第二辑收入与松仔岭有关的事件和人物的回忆，可以作为第一辑的补充。看完这两辑，读者完全可以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断。
松仔岭事件并不是偶发的个别事件。它的发生，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土壤。在这当中，特别应当提到以陶铸为代表的一些（并非全部）南下干部对广东和广东地方干部的看法。
因为写了两篇大字报而被打成极右分子的亡友林鹏，在大字报之一《陶书记主观主义，干部受灾！》中指出，1956年以前广东历次政治运动错伤很多干部，同陶铸的主观主义有极大关系。曾在华南分局党校工作过的林鹏摘录了1952年６、７月间，陶铸在华南分局党校对学员讲话中的一段：“我到广东后看出：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势力浓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们估计广东的干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们的，县一级的干部大部是我们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则小部分是我们的，大部分是人家的。”林鹏这张大字报被围攻的时候，没有一张大字报指出陶铸这番讲话纯属林鹏的编造，可见确有其事。
我还可以找到佐证。我保留有１９５２年７月６月《陶铸同志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其中《关于土改问题》批评几种有碍土改的观点时，有同林鹏纪录下的同样观点的如下一段话：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他们认为依靠大军搞土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早些时，邓华、赖传珠同志和地方关系就搞不好，剑英同志很难支配军队。我以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剑英同志在党内的威望和地位是高的；同时，又是军队的老前辈，这个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据我所知，邓、赖之所以有意见，恰恰是地方上不照顾军队，不依靠大军所致。方方同志对军队意见很深。邓、赖不同意方方同志对地方干部的看法。他们向中央、邓（子恢）老反映：广东一般县级干部的水平，和抗战初期刚参加革命时的知识分子干部差不多，要搞好广东工作，需要外面插进一批骨干进去。而地方武装不纯，更需要大加改造。但他们感到对这些工作插不进手去，感到方方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剑英同志对此决心不大。……军队与地方关系不好，地方应负主要责任。
这段话有婉转曲折对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同志的批评和第三书记方方更严厉的批评，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这里不打算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对地方干部的评价和“地方武装不纯”这一句。这话的意思是说，各个游击队干部不仅水平极低（绝大部分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或更早一些时间参加革命队伍的县级干部只不过相当于当年刚参加革命具有抗日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严重不纯，是比留用人员稍高一点的“旧基层”。于是，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刚有人提出松仔岭凶杀案处理过重（注意，仅仅过重），陶铸就确定该案是“干部帮助地主阶级杀害农民”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必须“给予严厉的镇压，以压下敌人的气焰，鼓起农民的斗志”的结论，然后由田星云带着这个结论去“调查”，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得出杀气腾腾的结论。为了扩大声势，７月２１日，《南方日报》刊登方方在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作的检讨：《我的错误的初步检讨》。同一天开始，一连多天以头版头条版面刊登“恩平松仔岭事件”一系列有关材料和文章：田星云的《调查报告》，粤西区党委关于开除郑鼎诺、冯汉英、吴朗党籍的《决定》，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中分院对判处冯汉英、吴朗死刑，立即执行，郑鼎诺有期徒刑５年的《布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南工作委员会关于追认何兆廷（松仔岭凶杀案的主谋嫌疑犯）为模范团员的《决定》，以及《南方日报》的社论——《记取松仔岭事件的教训，坚决支持农民的正义斗争》，特约通讯——《沉冤大白，惩处罪犯，清算地主思想》等等。随后，《人民日报》、《新华月刊》等国家一级报刊也作了摘要转载，广东人民出版社还专门编了一本《恩平松仔岭事件》的小册子。这一系列的宣传报道，好像一门一门巨型大炮珠联并发的炮弹的爆炸。一时间，“恩平松仔岭事件”便成为轰动全省，远播全国的特大政治事件。“松仔岭事件”成为“广东地方干部严重不纯，敌我问题尚未解决”的有力证明，成为开展广东反右倾思想、和平土改、地方主义运动的典型。
对比一下同松仔岭事件几乎同时发生的楼山事件的处理，我们更不难看出这股极“左”势力对待广东地方干部的蔑视态度。
楼山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长话短说。因为楼山乡靠近江门，而粤西区党委和粤中地委都设在江门，于是楼山不幸成了领导的土改试点。这时，地委书记吴有恒已被调到区党委当秘书长、宣传部长，新来的地委书记把自己从湖南带来的一批以廖原为首的土改队员派到楼山搞土改试点。廖原到楼山后，尽管原武工队员、现任楼山乡长李波热心地介绍了该乡的历史和现状，表示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他却不予理睬，偏要选中两个参加过同安堂反动组织的人为扎根对象。依靠他们用逼供诱供加上酷刑手段，“挖”出40余人的“特务组织”及其“反共救国军冈州楼山大队”的番号，李波为大队参谋长，地主苏东海为司令员（只有解放军才称司令员，廖原搞假一眼即可看穿）兼大队长。不到一个月，就逼供出“特务、特嫌”200多人，逮捕扣押40余人。廖原于是被请去作典型报告。听报告后，吴有恒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说：“廖原这个典型报告是假的。”他并指出了破绽所在。区党委领导却仍安排廖原到华南分局机关作报告。分局把廖原的三份报告印发。吴有恒看后，发现这些报告是从湖南的《土改简报》上抄来的。县公安局长庞震也提出怀疑，派出调查组前往调查，把“犯人”调到公安局审讯。经过调查，证实廖原提供的材料不可靠，并了解到土改队酷刑逼供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领导仍批准廖原所称该案民愤很大，群众要求押解“特务”回乡斗争的要求，在斗争中乱打乱斗，仅木朗村一天便打死4人。李波被打得含冤自杀，另有4人以特务、地主、恶霸罪名枪毙(枪毙是在专员兼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中分院院长谢创坚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的)。半年之后的1952年6月，粤西区党委在不断听到楼山广大群众不满呼声的情况下，派吴有恒亲自率领检查组到楼山，终于查清这纯属混入共产党内的三青团区队长廖原制造的假案。廖原和他的合谋者赖志群被正法了；但是，对于此案负有直接间接责任的县、地、区党委并没有一人像松仔岭事件似地被处理，甚至连检讨也不必，报纸上更未出现半个楼山事件的文字。李波和其它被害多达20余人的干部、群众就这白白地成了“旧基层”“地方武装不纯”的牺牲品。
除了松仔岭事件、楼山事件之外，广东还发生过不止一件诸如此类的事件。未收入此书的成龙泉在《“左”的危害》中说，他除了亲历宣判和处决冯汉英、吴朗的宣判大会外，还在同时经历了因亲大哥成崇正的被冤而带来的痛苦。文章写道：“就在这个时候，《南方日报》登了粤北地区的（连南案件）。我的亲大哥成崇正正是当时连南县县委书记兼县长，被一个副县长邵良楚（此人后来被证明是党内败类），以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捏造了县府内有‘反共救国军’，我大哥是‘司令’，因此枪毙了三位革命同志，我大哥也入牢，株连了三百多干部受冤被处理。天啊！那么多县团级的地方干部，过去打生打死，一下子变成了敌人，真想不通。那时候，我与家里已没有书信来往，但我坚信大哥不可能是‘反共救国军司令’。由于我对广东地方老干部有一个基本看法，当时慕君、张韶在恩平搞的一套，例如什么‘反郑鼎诺思想’，什么‘地方党’，‘划清界线’等等，我都一点兴趣也没有。陶铸来广东搞的两次反地方主义、土改整队，不知伤害了多少地方干部。”他还谈到粤北连县发生一桩以老干部父亲的人头来开展政治攻势的冤案。他一位老战友的父亲，极其量是一般地主，没有别的罪恶。可是土改开始就将他父亲枪毙了。据说不杀老干部的父亲，声势不够大，只有杀老干部父亲才能起到强大的“政治攻势”。
极“左”的土改政策不仅伤害了许多国民党想杀也杀不成的地方干部，而且由于不按党的政策办事还伤害了许多不该伤害的民主人士如鹤山宋森（宋森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用各种方式支援共产党，当近鹤山苏维埃主席。他的许多学生都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投奔革命；可是，当时的县领导不顾这一切，硬说宋森担任过“伪职”，对他进行拘留审查，宋森受辱于狱中自杀），伤害了许多过去对革命做过好事的人，伤害工商业者，特别是伤害了海外广大华侨的心。
广东的特点之一是华侨多，这其中大都是在外国打工的华侨。他们节衣缩食寄钱回乡盖起一座房子，买回三两亩田，让在家守活寡的妻子（往往再加一个养女）能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这些侨眷根本不是地主；但是，为了多分果实，仍然把她们的成分订为地主，连他们的房屋也没收掉，是没道理的，对海外侨胞是极沉重的打击。郑棠在一篇未收入本书的文章中谈到，由于在土改中乱诉、乱斗，华侨和侨眷不但身心受到伤害，有的眷属甚至被斗死或被迫自杀身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恩平君堂镇石潭村一旅美华侨郑家宰夫妇，１９５２年在土改中因被作地主而被控诉被斗争，而且还迫他们写信给在海外的儿子郑××寄３０００美元回来交斗争果实。郑家宰夫妻二人由于害怕，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一起自缢身亡。郑××在外闻讯之后，捶胸顿足，悲痛万分。后来，他家虽被端正了政策，由华侨地主改为侨工，但作为儿子的郑××一直对父母的惨死耿耿于怀，不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怀疑不满，而且对自己一位在外地参加土改的亲叔侄也甚为不满，怀疑他与自己的父母不幸被迫害致死有关。因此，足足长达４２年都拒绝与之来往，音信全无。后经过亲朋反复解释，才逐步了解真相，于去年下半年才带全家大小返来探亲，相互倾吐衷情，冰释前嫌，重归于好。在全县范围内类似这样的情况实属不少。加拿大华侨冯瑞祥在一封信中谈读《恩平解放初三年》后的感想也说，“恩平土改之失侨心，尤以（松仔岭事件发生地）三区为甚，如《三年》能流传海外，使彼等洞悉原委，有助于回心转意。因海外华侨难离祖国，犹如唇齿相附。”
以上这些，可以作为本辑的一些补充。
１９５６年，郑鼎诺刑满释放，刚好又碰上“三反”党内整风，“松仔岭事件”便作为广东的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问题提了出来。根据党中央的整风指示：这次“三反”整风，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要鼓励大家敢于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二十四字方针原则。于是吴有恒与原粤中纵队的冯 、谢创等同志经过研究，认为可以向省委写信建议对“松仔岭事件”进行复查。为慎重起见，他们还先向陶铸请示，经他同意之后才写信。后来风向突变，结果，二十四字方针原则变为“引蛇出洞”；建议复查“松案”被定为是对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呼应。于是吴有恒被打成反党的地方主义集团的头子，撤职降级，留党察看一年，从行政八级降为十一级，从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下放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谢创被打成地方主义分子，从广州市侨务局长降为市建筑公司副经理；关山结合其他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极右），开除党籍，撤销省民政厅厅长职务；冯 受党内警告，行政由省总工会主席调任省政协副主席；欧初受批评作检讨。当然，也有阵前起义检举批判“右派分子”关山立了功的。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谈对反地方主义有什么意见。事情被镇压下去了。对于这些做法，不仅地方同志，即使一些正派的南下干部，也极不以为然。由于接近较多，我不止一次同当时任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的曾彦修同志讨论过“地方主义”的“莫须有”。他的一篇文章和当时任广东（华南分局）领导职务的两位同志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第三辑的主要内容，有助于读者从更高的层次观察松仔岭事件这个典型。
１９８０年，松仔岭事件终于得到平反，广大革命干部和人民高兴，也有人极不以为然。土改期间曾在恩平当过县委书记、亲自参与炮制松仔岭冤案的慕君堪称后一种人的代表。他先后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１年给中共恩平县委去信。他认为，“由郑鼎诺出版（原信如此，似应以“撰写”为好）《恩平解放初三年》这本书，对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是无益有害的”，“郑没有资格大书什么‘恩平解放初三年’”，如此等等。这两封信理所当然地遭到当年参加土改的广大干部和一些对土改的极“左”有深刻印象的海外侨胞的声讨。这里仅选出其中一部分编成第四辑。
加拿大华侨伍思本在一封信中说：“慕君饮过延河水，应该有做人的道德，更应该有点党性。希望慕君迷途知返，把参与这桩见不得人的冤假错案的历史吐挤出来，不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看来伍思本先生的奢望多半会落空。
在这一辑中，我们还收有一些揭露慕君当年如何“左”得出奇，横蛮无理的文字，也仍有未收的。例如何荣照谈到慕君对他的迫害就很出奇惊人：“慕君搞极‘左’，搞专制，人所共知。我丢掉党籍，是慕君一句话定音的。刚解放我任二区宣传委员，二年后调县委会宣传部任干事，具体工作是土委会宣传科负责人。‘松仔岭事件’后，地方党员受到审查及清理，我也不例外。慕君认为我不适宜在县委会工作，调到三区搞土改接受考验。我去转组织关系时，组织部具体办事的杨爱英要我找慕君。我找了慕君，他说：‘吴国光是国民党员，他怎能接受你的共产党员的关系呢？真假共产党在土改中考验！’转不到关系，以后几十年的运动，特别是肃反、‘文革’，围绕着党籍被批斗、搜家、监护等等，个中艰辛不堪回首。但与冯汉英及诺叔相比，我是微不足道的了。”不分青红皂白，不必组织讨论，一句话就使一位共产党员丢掉党籍。我们队伍里竟有如此跋扈的土皇帝，而且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希望他能有所悔悟，恐怕只能是缘木求鱼。记录在案，立此存照吧！
九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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