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9日讯】系秘书安娜邀请我周末到她家做客，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与其关在公寓里看电视了解瑞典，不如深入基层。我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只知道这条丝瓜状的国土上出了一个作家——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的斯特林堡，一个导演——有一大堆私生子的伯格曼，两个世界级的电影明星——孤僻的嘉宝和“堕落”的褒曼，还有一个不断地剌激着国人神经的诺贝尔奖。如今到了人家的地盘上，整天跟人家打交道，即使是出于实用的目的，也得多了解一点。

　　到人家坐客总要带点礼物，对于安娜来说，最好的礼物莫过于香烟。瑞典人很少抽烟，在我打交道的几十个瑞典人中间，只有费米和安娜是瘾君子。瑞典的烟极贵，不管是进口的还是本土的，每盒都得花三十多克郎，相当于人民币三十多元， 所以安娜总是想方设法托人从机场买免税烟。她常常在百忙之中乘没人的时候，打开窗子匆匆抽上两口，然后赶紧挥舞书报往外面赶烟。我也是老枪，到了这儿，惧于昂贵的烟价和随处可见的禁烟令，出于省钱和爱国心，暂时放弃了这一人生享受。但是作为同好，我对安娜在艰难窘迫之中不屈不挠地坚持个人嗜好的精神深表同情和敬佩。有两次，我发现她站在窗前吞云吐雾，就悄悄地站办公室外面给她站岗放哨，挡住可能撞进去的师生。此类义举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我担心一旦让她知道，她“偷食禁果”的乐趣就会大打折扣，而我也有拍洋女人马屁之嫌。

　　除了对窗抽烟和往外赶烟之外，安娜把所有的时间全用在了工作上，对我这个外国人更是精心关照——给我找房子，给我上社会保障，带我参观市区，领我逛超市。她的表现让我想起了雷锋语录——“对同事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夏天般的热情。”

　　我把压箱底的“大中华”翻了出来——把它送给安娜，她一定心花怒放。
　　
安娜从来不拒绝别人送她烟，她把这看成友好的表示，而不是看成贿赂。她告诉过我，她抽烟是为了减肥。如果她停止抽烟，体重马上就会上去。可能她是对的，至少在没停止抽烟的时候，她的体态轻盈，身材苗条。五十岁的人能保持这样的体形真不容易。这可能也要归于她年轻时留下的底子，她年轻时是个中长跑运动员，那时候她一定是个美人儿，这一点后来在她家里得到证实——我看见了她那时的 照片，不是中国那种把丑八怪都能照成超级艳星的艺术照，而是几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让我想起了布努艾尔导演的《白日美人》，想起了凯瑟琳．德诺芙饰演的那个美女——塞维莉娜。

　　安娜请我们去她家，一大半是为了她的先生——布。布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学家兼科幻作家，业余爱好是收藏。他多次来中国讲学，对中国问题有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喜欢结交中国朋友，与我同去的张先生就是他在中国认识的朋友之一。张先生是个年逾古稀的胖老头，原来是外语学院的学生，还没毕业就被打成右派，在东北林场受过不少苦，但一直没放弃专业，改正以后，专事翻译，翻译过布写的科幻小说。这次到挪威看女儿，顺便来瑞典看望当年的老朋友。有了张先生，我心里踏实了——万一听不懂说不清，他可以做我的翻译。周五下午五时，安娜把汽车准时开到我住的公寓楼下，接上我之后又转到宾馆，接上张先生。安娜的家在另外一个小城，开车得走四十分钟。这个小城里到处都是中国媒体大吹特吹的“汤耗子”——两层或三层小楼，楼的四周是一片很大的绿地。瑞典是欧洲第四大国家，总共才八百五十万人口，有的是地方。布是个和蔼的老先生，中等身材，戴个大眼镜，眼镜后面眨巴着一双浅灰色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头发没了，胡子却极发达，把下半个脸盖得严严实实。我们进门的时候，他正在厨房忙活，两只手沾满了面粉，握手拥抱只好免了。安娜说，他是一个烹饪高手，最善于用烤箱——面包、土豆、鱼、肉都用烤箱烤。两个月后，布在吃了我的煮饺子之后，告诉我，他打算用烤箱烤饺子。

　　坐客的重要节目是吃饭，饭桌上，布向我们夸耀他的中国文物收藏。于是，饭后的节目就是到地下室参观他的收藏。地下室有五、六间大小不一的房子，里面放着各种木制的架子，架上分门别类堆着他收藏的文物：柏林墙上的砖块、斯大林铜像上锯下来的手指、文革期间烧制的有毛主席像的陶器、毛主席与林彪在一起接见红卫兵的邮票、红卫兵小报、样板戏的剧照、73年到75年的《中国摄影》、数百种毛主席像章、各种各样的老三篇、老五篇，形形色色的袖章——百万雄狮、首都三司、保定革造、贵州狂飙、内蒙师院红旗……，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问他：“你收集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是隆德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我原来收集印度的文物，但是它们太贵了。中国的我还买得起，而且还有中国朋友替我砍价。”他指了指张先生。“我的理想是2006年与罗伯特合作，在瑞典办一个中国文物展览。届时张先生将被邀请为嘉宾，当然不会让他白当，他得帮助我们为每一件展品写说明。”国内的好事者一直嚷嚷建立什么文革博物馆，嚷嚷了二十多年，连个影儿也没见。要是布的这番话让他们知道了，肯定又得痛心疾首，痛不欲生。其实他们大可以想开点，这年头提倡资源共享，提倡文化交流，提倡与国际接轨。中国好不容易有了一种可以与各国人民共享的东西，这东西让大家有了交流的机会，有了共同的语言，中国以此为桥梁走向了世界。这是好事，干嘛要捶胸顿足，非要争国内国外，谁先谁后呢？再说， 这些文物在国内二道贩子手里肯定不如在布的地下室里保存得好。余秋雨说的对，幸亏王道士把敦煌文物卖给了法国佬，要不然，它们早就灰飞烟灭了。王道士是保护中华文物的功臣，应该给他平反昭雪，树碑立传。

　　从地下室往上走的时候，我对布说：“预祝你的展览成功，如果你也邀请我的 话，我会让你的像章再增加几枚。”

　　布挺认真：“我现在要求的是种类而不是数量，如果你能找到我没有的种类，我就一定邀请你参加。如果你能找到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剧照，我愿意支付往返机票。”　　“你要它干吗？它是文革前的东西。”我问。

　　布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你不知道吗？它是样板戏的妈妈，没有它，就不会有那十八个样板戏。”我拍拍他的肩膀：“样板戏只有八个。”

　　“ＮＯ，ＮＯ，江青说过，样板戏有十八个。这是罗伯特告诉我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一提起罗伯特，我没脾气了。那家伙自称是乾嘉学派的海外传人，写起文章来，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来历。他这么说，肯定有充分的证据。

　　我们回到客厅，安娜已经准备好了咖啡，正在那里喷云吐雾。我们啜着咖啡，侃起了大山。

　　布还惦记着他的样板戏：“我看过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很让我吃惊，中国人能跳这么好的芭蕾舞。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美丽的姑娘要舞枪弄刀，满台都是刀光剑影。把漂亮大腿和野蛮的刀枪混在一起，是要展示人性的原始冲动——性与暴力吗？”

　　这个问题实在无法回答，可是那大眼镜后面的灰眼睛盯着我，非回答不可。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他：“恐怕你的理解有点偏差，它不是想展示性与暴力，

　　它想展示阶级斗争——受压迫的人民拿起武器反抗压迫。”

　　“反抗压迫有各种方式，一定要用刀枪，一定要流血，一定要死人吗？

　　“我们也不想流血，不想死人，可是革命不能不流血，不能不死人。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使后代能够过上好日子。”

　　老先生耸了耸肩膀：“革命？为什么一定要革命？你看，我们不革命，不是也从北欧海盗变成了文明人。”

　　安娜在旁边纠正布教授：“我们也革过命，只不过时间太短，还没等流血死人就结束了。”

　　“怎么回事？”我和张先生不约而同。

　　老先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本世纪初，列宁组织了布尔甚维克党，这个党领导俄国工人进行组织武装，推翻了沙皇。瑞典的激进派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推翻瑞典的国王，建立他们布尔甚维克的人民政权。他们把总部设在离这里不远的马尔摩，那是瑞典的第三大城市，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激进派夺了工会的权，领导工人们进行武装斗争——修街垒，筑工事，准备迎战警察和军队。工人们当然愿意斗争，因为他们一罢工，资本家就得长工资。要是修街垒，堵交通，拿起枪杆子，再打死几个警察，让整个城市瘫痪，工资该长多少呢？所以，他们修街垒时都很卖力。可是修到中午，大家都饿了，领导人放他们回家吃饭。吃完了再接着干。没想到，工人们吃了饭都不来了——他们怕累，怕死，不干了。结果革命只革了半天，就流产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国王陛下的领导下。”

　　“流产是因为他们回家还有饭吃，中国人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回家没饭吃。”我觉得这个回答一针见血，非常精辟。

　　可是老先生不以为然：“没饭吃也不见得一定要革命，印度很多人也没饭吃，

　　为什么不革命呢？是因为他们有个甘地，中国有个毛泽东吗？不是，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革命。这是中国官员们告诉我的。他说，不喜欢革命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要革命的。我们革了半天就累了，你们革了半个世纪还不累，难道你们回家还没有饭吃吗？”

　　“东西方对时间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对于中国人来讲，半个世纪并不是很长的时间，它大概只相当于你们的半天。你知道，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张先生说。

　　我对张先生的幽默并不欣赏，布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我说：“中国人也感到累了。所以从八十年代起就不再搞阶级斗争，不搞运动了。”

　　布不同意：“可是，我去年在中国的时候，电视里还在播放《红色娘子军》。

　　芭蕾舞是为美，为爱创造的，你们为什么非要让它革命呢？”

　　“这叫‘洋为中用’。”张先生还挺会插科打诨。

　　布耸耸肩：“我宁愿西方没有发明芭蕾舞。它让我想起了齐瓦格医生，不是白求恩医生。你看过《齐瓦格医生》的电影吗？英国导演大卫．里恩导的。”

　　我看过，但是我告诉他没看过——为的是扫他的兴。

　　没想到，他老人家一点也不气馁，兴致勃勃地讲起来：“你要看，一定要看。 不但要关心诗人齐瓦格医生，还要关心他情人的丈夫，就是那个叫斯尼克的年轻人，他仇恨沙皇政府，同情贫困的下层人。他撒发传单，参加游行，为穷人向政府要面包。沙皇的骑兵冲散了游行队伍，他受了伤。从此，他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把穷人救出苦难。他参加了红军，英勇作战，有一次差点被白军的炸弹炸死，炸弹给他的脸上留了一道长长的月芽形伤疤。他成了红军的指挥官，他的妻子听说他在亚库坦，带着孩子去找他，可他拒绝见他美丽的妻子。他烧毁村子，抢走了农民的粮食，只因为当地人接待了白军。那可是冬天呀，俄罗斯的冬天！大雪、寒风，村民们冻死了，饿死了。可他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错。他认为，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他在创造历史，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在审讯齐瓦格的时候，他说，他原来喜欢齐瓦格的诗，但现在讨厌他的诗——情感、心灵、洞察力是天底下最没用的东西，在俄国，个人生活被抹杀了，历史不存在了。为什么？因为革命，因为他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可是，这样的革命者却死在革命者手里——更革命的革命者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宣布了他犯了背叛革命的罪行。在押往刑场的路上，他夺过了卫兵的枪，自杀了。”

　　要不是张先生的翻译，以我的英语听力肯定是听不懂他的这套长篇大论的。问题是，尽管我弄明白了这个曲折的故事，仍旧弄不懂布先生的意思——这跟芭蕾舞，跟《红色娘子军》有什么联系？我懒得问，正好安娜的女儿问我中国少数民族的事，我乘机溜到另一个房间，留下张老先生独自对付布。

　　回来的路上，张老告诉我，布之所以对《齐瓦格医生》中的斯尼克感兴趣，是因为他是被自己的理想杀死的。布认为，理想是可以杀人的，要么杀别人，要么杀自己。而中国的芭蕾舞正是大卫．里恩摄影机下的斯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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