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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军队保障人权
军队是行使暴力的工具。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军队不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还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因为在有侵略的地方必须有反侵略的武装力量对自己的国土进行捍卫，在有暴力横行的地方不能不用暴力加以禁止。暴力通常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暴力是摧毁的破坏之力，暴力是非暴力的相反之极。暴力必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丧失其原来的历史价值，暴力迟早会成为历史的遗迹。暴力的使用必将造成灾难，而灾难必须消除，所以军队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弱化，直至缩小到应当达到的极限。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其内容大部分已经过时了，战争的幽灵只能在坟墓里发出黑森森的光芒，既不能把黑夜照亮，也不能把人心照亮。它是死亡的象征。“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论点给无所不在的暴力提供了口矢，同时也助长了人类自身毁灭的生存方式。这是极端可怕的生存方式，它使人类笼罩在一片死亡之海的喧嚣之中，它的图景只能是漆黑一团。特别是在核武器包含的ＴＮＴ当量可以几十次地把整个地球带入死亡的深渊时，就应该刻不容缓地停止无止境地扩军备战，就必须遏制住大力发展核武器的不良势头。人类如果不能同时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同时被毁灭。在未来战争中，尤其在核武器参加的未来的世界性战争中，没有什么胜利者，也无所谓什么失败者，更没有中间道路：要么都是胜利者─这只有通过销毁和消减核武器，通过停止扩军备战等方式才能实现；要么都是失败者─这是扩军备战和使用核武器的必然归宿。

人类倘若和平地生存，就必须极大地限制核武器并缩减军队的规模。戈巴契夫与雷根总统在日内瓦签署的限制核武器和削减核武器的国际条约，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裁减一百万军队（这一百万如果变相裁减、变成随时能用于战争的武装警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都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正义之举，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援，这是顺应了现时代的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潮流的。全人类利益必然大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集团利益等等，为着全人类的基本利益 ── 和平与发展的圆满实现，必须限制和削弱军队的作用，必须弱化这种暴力的行之有效的手段。这是因为，现时代已经远远地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了，强权政治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去解决非暴力的活动，这是文明的思维方式，这是正确的做为。

过去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实行过的一系列、甚至整个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就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来说可能是残忍而辉煌的，但也不过是并非遥远的历史所凝聚而成的、仅仅属于历的里程碑式的英雄业绩。它所指明的，乃是由历史通向现今的和平时代的艰难曲折和荆棘纵生的革命历程，而并没有解答现时代的任何问题。因为历史与现实毕竟是有差异的，现实因而不能不与历史有所区别。革命理所当然地需要军事战略及其相应的战术，而建设则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如果革命的内容主体是军事的话，那麽建设的立体则是经济。用军事来取代经济，用兵营式的发号施令的方式来指挥纷繁复杂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全新的现代化建设，一直是我们不易走出的困绕我们几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怪圈。枪杆子是为了打天下的，而不是用来建设天下的，不是用来坐天下的。用枪杆子坐天下，只能把天下坐得个一塌糊涂。即便用枪杆子来保天下，也要尽量缩小它的作用，而不是相反，更不能把它作为无所不能的工具。军队的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应当愈加隐蔽，而不是愈来愈加明显，不应当在人们的心中造成某种恐怖气氛，不应当有任何干扰和平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应当如此考虑。

我们向来承认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农村革命军事战略家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他自井冈山革命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所撰写的大量的军事论文，堪称是该党革命战争史的总结性的经典论述，也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充满狡诈的光辉篇章，其中的一系列内容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才能行之有效并取得在中华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巨大胜利的。离开了战争环境而侈谈战争理论，来运用战争理论，来发扬战争理论，这就是无异于用历史指导现实，这就意味着忽视客观现实和脱离客观现实，这就必将给我们正在前进的伟大的现代化经济建设造成极其被动的尴尬局面。

旧时代的拿破仑用刀和剑征服了欧洲大陆，罗马时代的凯撒也更是用长矛开辟了通向世界各地的道路。但所有这些时代的辉煌的战绩也不过有如过眼云烟一般地消逝在世纪的远方，不会再以血染的风采复兴无所不在的雄心壮志和创造主宰人类命运的奇迹了。当以往征战的时代完成了历史使命时，战争的继续就是人类不堪重负的灾难。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本应标志着革人命战争的完结，本应意味着和平纪念碑的巍峨高耸地矗立，本应意味着我们全中国人民倾全力于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建设，本应意味着中国人与战火纷飞的、隆隆的炮声和银光般闪亮的刺刀挥手告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包括老一辈自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在已经变化了的现实面前仍然固守着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军事思想的顽固堡垒，在一系列或几乎所有重大国内和国际问题上，过多地寄希望于军事手段的运用，亦即动用战争机器来解决用和平的方式也可以或可能解决的国际争端以及国内争端。他们甚至还极端主观地提出过“全民皆兵”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口号，在把“七亿人民七亿兵”的信念转化成实际的现实过程中不遗余力地把清一色的黄军装或绿军装套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这，也许还尚未被人们认为是可笑而滑稽之举，但未来世纪的公民们肯定会这么认为的。这，就是传统战争的阴影无孔不入的典型表现，它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反动的。在全新的现代化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到处搬用军事学的经典教义并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进行具体实施，其本身就构成了对于现时代的逆时针方向的反动，而决非是顺时针方向的历史进步。

当我们从时代进步的角度来反思这种具有深刻悲剧内容的所做所为时，不能不感到至少这些军事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多么错误、多么罪恶而竟致于无聊的了：

A.始于一九五０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三年战争，是毛泽东与史达林在全日成的鼓动下共同策划的一场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阴谋。这场与文明世界的军事冲突不但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而且使中国的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影响所及至到六十年代也能有所感受。即使现在，我们也能感受到这场荒谬战争的恶劣影响。这场战争不但使中国人民的好儿女 —- 所谓的中国人民自愿军─其实并非完全是自愿地从军─但他们确确实实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女 —- 他们充当了政治权力的牺牲品，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亲儿子毛岸英在内。把几十万生命抛弃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而且使并未直接参战、而是间接参战的全体中国人民感受到战争的巨大创伤和深重危害。

B.一九六九年轰轰烈烈的对苏自卫反击战，这虽然不是大规模的军事战略行动，而是一场战役，但也似乎披上了保卫共和国的神圣的然而却是虚幻的光彩。这场军事行动完全是“反修防修”的错误的政治阴谋的公开化的注解，因而也是一场反和平的无聊战役。这场战役不但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胜利，而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易消除的战争的阴影。恐怖的心理遍布于每一双眼睛，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无不感受到战争的威胁。虽然通过军事行动证实了中国对于珍宝岛的主权，但是这并非只有通过军事行动才能证实。这场军事行动毕竟是政治化了的长官意志的体现。

C.一九六二年中国边防军因为边境争端与印度部队的交战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通过外交途径是完全可以获得解决的。动用军队去防卫虽然能够在外交上争取一定的优势，但却使中、印两国人民遭到了不应有的极大损失，无论从经济上讲，还是从政治上讲，均是大可不必的损失，而且到了最后，军事行动所争得的地盘又悄悄地送给了印度。这个仗打得实在无腻。

D.一九八五年由中国军队发起的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耗资巨大、损失惨重、伤亡无数，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后期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完全是以践踏越南国家主权为代价的。这场战争完全是错误决策的结果，因为这是为支援暴虐成性的布林布特红色高棉而发动的不仁不义之战，这是邓小平穷兵黩武的本性所使然，因而这这是大可不必的战争悲剧。

战争的迷雾是一定要破除的。动用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保卫国家的战争看来是不大容易出现的事情了，因为和平的力量在增长，侵略是不得人心的，现在是不大容易出现军事侵略和野蛮式地征服方式了。虽然，在现阶段不能完全排除这样非人道方式出现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认为，这一可能性被极大地削减了，甚至削弱到了极限。反侵略的战争是以侵略战争的出现为前提的，没有侵略战争就谈不上反侵略战争，侵略战争的残酷和灾难的结局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昭然若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各种现代化的合成兵种，海、陆、空三军的协同作战，也许还不足以说明什么，还不能也不会完全地实现某些战争狂人的罪恶企图，动用杀伤力巨大的战略洲际导弹和反导弹、地下导弹与海底导弹，甚至动用超常规武器和一切超越常规战争力量的核能、包括原子弹、氢弹和其他类似的业已发现和制造出来、在研制的、不久就会成批量生产的各种类型的新式核武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地球的毁灭，就将在这种纵横交错和纷繁复杂的核弹头的倾盆大雨中成为可悲而又可耻的现实。也许我们会给下一代的新生人类留下许多难解的谜底，例如长城、自由女神像、有美国伟大总统巨石头像的山峦、被深层土壤埋葬着的金壁辉煌的宫殿，以及现今的人类所创造的其他许多许多的奇迹。

现实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役以及广大的战争都是不明智的人类互相屠杀之举，都是历史的真正的无法挽回的误会，都是庸人自扰的相当大的乃至于极大的灾难性运动，都是不符合历史和时代进步的错误的和反动的所作所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这就是现时代的伟大命题。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争辩和争端的时代已经到来。当然，也有一些战争狂人对于军队的武装作用是要进行夸张和赞美的，也有企图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军队的力量达到个人的、小集团的和党派的目的的，但这不过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可笑的荒唐之举。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从现实的观点看问题，从未来的观点看问题，这都是经不起琢磨的战争狂人自我炫耀的雕虫小技的鬼把戏而已。

在处理国家与国家的边境关系问题上，应当尽可能地避免使用武装力量，应当尽一切可能寻找出外交途径和国际舆论力量，来避免流血冲突。如果通过和平的手段能够有力地解决问题，那就大可不必动用军事力量；如果动用军事力量，那就证明了不完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得以有效的利用了。

军事力量的消弱乃至最终消除，用于战争目的的常规军的（也叫野战军的）装备的解除，都不是不能做的事情，这恐怕也是有朝一日必须做到的。因为，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把军事装备改造为造福人类的民用设施，把造成人心自危的局面转变为和平共处的良好环境，把军事力量、军事装备、还有庞大得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在美国、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军费开支占据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乃至更多）都逐渐地转入到非军事力量的经济建设工作，这将极大地推进全人类的文明与进步。这，首先会给先行如此做的国家和人民以及有关组织带来不容忽视的巨大益处。例如，二战后战败了的德国和日本在没有厐大的军费预算、并实现了解除军事装备的可能性之后，这两个国家的全部力量都专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所以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使自己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起飞，又用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强国。

现在，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向着二十一世纪进军，甚至我们不无根据地认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可能会从美国移向亚太地区的日本，日本在世界经济中将会发挥愈来愈加伟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日本的高技术产业首先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由此而引发的日本其他产业的历史性进步无疑会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据说，西德的经济在某些方面要远胜于日本，这就证明了非军事化的国家制度以及非军事力量的全部有效地使用、都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而军事化的国家制度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可能构成对于人类文明的推进之力，这是一种迟滞社会历史进步的巨大的惰性力量。特别是时代发展到像现在这样的科技革命的历史潮流气势磅礴而无可阻挡的情况下，这种惰性力量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大一统的、命令式的、兵营式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完全不适应现时代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方式的，是完全不适应现时代色彩缤纷的、个性繁杂的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的。兵营式社会主义是史达林的独创，是史达林适应俄罗斯农奴制的习惯势力而花样翻新的模式或政治体制。其独创的根本含意则是因为史达林在“兵营”这个词的后面加了个颇为迷惑人的词语 ─ “社会主义”。至于其内容，则是无关紧要的，是大可不必予以追究的。因为一追究，就不能不露出“兵营”的马脚来，就不能不与严酷的一元化的统治模式连系在一起。

这种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说到底，是现代的农奴制，是冠冕堂皇的农奴制，是比农奴制还要恶毒的农奴制。史达林政治体制在中国也找到了相应的土壤，也形成了暴君式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不过是中国化了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即由毛泽东所代表的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一切反动的陈腐观念所堆积而成的大一统的官僚行政体制和阻碍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管理体制的军事化，虽然并不意味着全副武装或武装到牙齿，但这要比全副武装乃至武装到牙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社会固有的内在潜力都不能在宽松的环境中得以有效的施展，相反地却要被人为的种种思想的牢狱所惨烈地禁锢住。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等等则都是在这种沈闷而迟滞的气氛中蜗牛一般地匍伏行进，而根本不能呈现出雄鹰展开翅膀腾飞的状态。

呜呼？！庞大的国家行政官僚机器在一揽子的命令体制下不但毫无创造性可言，而且还以扼杀和围歼人的最可宝贵的素质 ── 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以及一切潜力为能事。真正忧国忧民的有学有才有志之士就像被围困在兵营里一样，只能不厌其烦地喊着“一、二、一”、“立正”、“稍息”，进行所谓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的一系列喊得天响但却几乎重蹈覆辙的一无进展的工作。稍为敢于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人就在这座巨大的兵营里被视为大逆不道，并遭到程度不同的摧残，因为在兵营里军令如山倒，是万万违抗不得的，谁若违抗，谁就被统统地以军法论处。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兵营，所有的民众都是唯命是从的士兵，所有的国家行政长官都是各级指挥官，而所有的指挥官都得听从最高指挥官，即首长的至高无尚的和毋庸置疑的命令。即便是错误的军令，也必须照章不误地遵守。这，就是兵营的或叫做战时军事的体制。如果说在战争条件下，这种体制有其适用性和可行性的话，那麽在和平的建设时期，这种兵营式的社会生活体制就是阻碍人民群众从事自我建设的极大的惰性力量。因为，一切以上级的意志为准则、为真理，那麽就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去发挥人民群众中所贮藏着的无穷无尽的潜在能力了，况且长官意志是不是永恒地正确无误，这个问题倒是应当仔细地研究一番的。

根据实践检验，由官爵分封制委任的长官们的意志有许多许多是掺有极大的水分的，没有水分的是偶然现象，有水分的则是必然现象，唯一不同的，只是水分大与水分小的差异而已。这，就是兵营式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全部优越之处。这种优越之处在于，它使人格的丧失与扭曲成为普遍现象，因而也是正常的现象。作为个体的人没有自己的自主存在，相反倒异化成为权力意志或长官意志的御用工具了。

现在简单地谈谈军队应有的作用：军队在现时代应当逐渐地回归自身，亦即军队的建制不应该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军队应当职业化，而不应无所干预地进入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应无所干预地进入社会的经济生活，不应无所干预地进入社会的文化生活。总之，军队应当与社会的非军事生活保持一定的乃至于相当大的距离，这正是现代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要求。军队必须国家化，军队必须服从于国家、服从于全体人民的意志反映的国家法律，军队必须摆脱狭隘的集团利益或党派利益的控制。

军队的职业化，有利于使国家向着现代化的的目标大踏步地迈进，并使社会生活在非军事化的原则基础上实现正常化的既定方针，因而这是中国全面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议。
5.人权意识与国际接轨
遵守外交条约与协定，以使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与国际接轨，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赶上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彻底抛弃封建专制强制灌输的愚昧陈腐的人权观念。为此，有必要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不分国家之大小、之强弱，谋求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和一切地区建立平等、互利、互惠的关系；有必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等一切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条约和协定；有必要坚定不移地接受并遵循国际惯例，包括外交惯例等等，从而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社会和谐地融入文明进步的世界大家庭之中，以彻底摆脱四十年来可悲的与世隔绝的自以为是的孤家寡人之状态。

六、结论：人权是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

人权，这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这是历史发展的呼唤。人权是现代化伟大事业的迎风飘荡的卓然醒目的旗帜，现代化与人权具有同一的内涵，人权与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

人权具有普遍的意义，人权决不是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专利，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追求。人权是人类自我认定的唯一方式，也是人类自我发展的唯一途径。

有人权，就有发展；没有人权，就没有发展。有多少人权，就有多少发展。社会进步以人权的实现为尺度。落后的社会以藐视人权、排斥人权和否定人权为特征。文明的社会是以尊重人权、保障人权并实现人权为本质。

中国要实现自身的全面现代化，就必须提倡人权，就必须尊重人权，就必须广泛而深入地、深入而广泛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实现人权。只有让人权获得了圆满的实现，中国大陆现代化的巍峨大厦才能够顺利地峻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