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6日讯】以2002年 11月“十六大”为标志，中共新一代领袖开始集体接班。迄今一年过去，以胡锦涛为党首的中共新一代领袖在内政方面有何作为，有何特点，今后政治走向会怎样，我想站在一个观察家的立场尽可能客观地给予述评，以飨读者。
双主共治呈变数 危机四伏现难题
年来收看海外评论中国时局的报导，常读到“胡温新政”的说词，仿佛胡温已大权在握，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开展“新政”。而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这不是实情。中共的老主江泽民并没有退休，他还担任着握有实权的中央军委主席，对中共的政治决策享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新主胡锦涛由于接替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自然也享有一定的政治决策权（国家主席在中国是一个礼仪性职位）。由九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我把这种政治现象命名为 “双主九头制”。“老主”有老主的安排，“新主”有新主的计算，多头有各自的谋划，当今中国国家政治为何扑朔迷离甚至常常前后不一、自相矛盾、政出多门，其根本原因盖出于此。
每一代政治领袖都会遇到令人头痛的难题甚或危机，中共新一代领袖当然也不例外。综合体制内外各方人士的意见，摆在中共新一代政治领袖面前难题和危机主要为：
第一、权力继承难题。申明民在《中国的代际政治》中指出：“共产党政权中的权力形式是非制度化的和高度可变的，权力安排是由最高层的少数人考虑决定的，因而继承问题对于所有共产党政权来说都既重要又成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设计出了可靠的权力继承方法。”中共自身的历史也表明，迄今为止没有一次权力交接是和平有序的。因此，“生存还是毁灭”自然地成为新一代领袖最为殚精竭虑的难题。
第二、执政党自身的腐败、合法性流失与党内的反对声音。一党专政、权力高度集中与缺乏制约、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等制度安排上的弊病，导致执政党加速走向腐败。而腐败与社会不公又导致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持续流失。党的决策者推行的权贵资本主义政策遭到党内左右两方面的反对，左的势力要求回归党的传统，回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张的道路上去。右的力量主张进行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推进民主化，将中共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这两种力量的冲击加剧了党的分化。
第三、“三农”（农民、农村、农业）危机。中国的一大国情是，尚有6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居民，且差距在拉大，特别是农村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有6000万人徘徊在温饱线上。中共是靠农民革命起的家，中国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也是靠实行剪刀差剥削农民积累起来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人为建构的城乡二元制度，使得农民的公民权利与自由受到极大限制，与此同时还要背负着日益沉重的负担，结果导致李昌平所说的“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成为普遍的现实。在一些地方，农民的不满情绪更有一触即发之势。
第四、金融风险。德国经济学家协会会员、高级经济师蒋中南先生提出：十三年前，中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这四大国家银行共持有自有资金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但在这十几年间，有超过10万个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倒闭，银行贷款损失惨重，四大银行的自有资金都几乎全部流失。现在银行仍有很大一笔钱，包括有10万亿的个人存款。但是据内部资料，其中有4万亿是“假名存款”，包括公款私存、贪污受贿款等。且城市房地产开发投入的资金80%—90% 来自银行，一旦暴发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第五、公共卫生难题。以爱滋病为例，国内和联合国的专家认定，爱滋病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未来影响可能超过其它因素。联合国提供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爱滋病状况相当于10年前南非的情形。但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爱滋病的感染人数可能达到1000万。而南非爱滋病经过10年的传播后，目前的病毒携带者已经达到总人口的50%。经济学家丁元竹认为，爱滋病感染人数的增加，至少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投资环境。
令人头痛的难题远不止这些，其它如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失业问题、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生态环境恶化、对外经贸摩擦、香港与“一国两制”、台湾与两岸关系问题等也都很棘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作了“21世纪挑战中国”问卷调查，其中，占比例最高、认为在新世纪最初10年将“趋于严重”的社会问题有6 种，即“就业问题（66%）”、“各阶层关系（64%）”、“腐败问题（62%）”、“生态环境和资源（56%）”、“人口问题（54%）”、“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滞后（52%）”。 参与调查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致认定，这些问题构成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危险。
亲民路线忙作秀 务实风格定牌局
面对上述诸多难题的考验，再加上突发的SARS危机，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新一代领袖过得着实不轻松。既不能违犯“太上皇”的旨意，又要整合内部的分歧与权争；既要保持政局稳定，又要推进经济与行政改革；既要发展经济，又要解决民生；既要恪守正统意识形态，又要倡导“与时俱进”；既要理顺内政，又要疏通外交。真是困难重重，一点也不敢大意，一失足即可能堕入万丈深渊。
对于中共新领袖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实现权力交接的平稳过渡，同时重塑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方面，新领袖颇具匠心。首先，祭出《宪法》大旗。 2002年 12月4日，胡锦涛利用八二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之机，在北京各界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此举的主要意图在于宣示中共及其新领袖的政治统治是受宪法保护的。其次，启用传统资源，争取党内怀旧势力的支持。2002年12月6日，胡锦涛上任伊始，即亲率中央书记处成员，前往“革命圣地” 河北平山西柏坡，强调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有当年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识，保持艰苦朴素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自身腐败。再次，为安抚江泽民和江系势力，胡锦涛和政治局始终不敢放松歌颂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一再宣示要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的“新高潮”。就在海外媒体传言，新领袖会在 2003年“七一”讲话中提出政治改革的新举措时，胡锦涛却在讲话中大谈：“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最新成果”和“根本指针”。这一套令人生厌的意识形态话语虽然于事无补，却巧妙地化解了江系势力的不满和非议。
每一代政治领袖都有自己的为政风格和应对现实的策略。从一年来的政治情势看，中共新一代领袖的执政风格可以概括为低调务实，奉行亲民路线。胡锦涛接位不久就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执政主张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口号。这种亲民主张既接续了中国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和近代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中共老一辈“为人民服务”的宣示；又能迎合中国老百姓“盼明君、盼清官”的心理，以利于从民意中汲取合法性资源。2002年底，新领袖把解决“当前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提上政治局议事日程，要求大小官员转变作风，关心民众疾苦，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胡温等人亲自出马到各地巡视，赴灾区，下煤矿，走乡进村，督促各地解决农村扶贫、城市失业人员再就业、城市居民“低保” 和拖欠农民工薪金等突出问题。在孙志刚事件（一青年在收容所被欧打致死）发生后，民怨鼎沸，新领袖迅速作出决断，废止了罪大恶极的“收容遣送”制度，改行 “救助管理”。面对民间意见最大的司法不公问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司法部在中央严责下相继推出一批“便民利民”措施，如清理超期羁押、禁止暴力行政等，其用意皆在化解民间不满，塑造亲民形象。
2003年春夏期间，SARS突然降临。起初正值人大、政协“两会”和政府换届，决策层无心理事，并且愚蠢地封锁信息，致使疫情迅速扩大，北京首当其冲。在海内外媒体（国内主要是互联网）的持续披露和以解放军301医院蒋彦永医生为代表的社会良心的揭露下，政府信誉面临严重危机。新领袖采取“断指”措施，撤销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临阵换将，不惜一切地控制疫情。经过3个多月的防治，终于使SARS疫情得到遏制，新政府也转危为安。期间总理温家宝多次在电视上流泪，将亲民秀推向高潮。
在应对现实内政问题与危机方面，新领袖还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是把“三农”问题提到“重中之重”的高度。2003年中央召开的第一个重要会议就是农村工作会议。新领袖确定的解决“三农”的主要措施为：稳定农村的基本政策，核心是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培育和规范粮食市场。探索对农业和农民实行补贴的各种有效办法，加大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大信贷支农的力度。
二是化解金融与房地产业的潜在危机。2003年4月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主要职责就是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总体风险。银监会第一要务是降低不良贷款；其次是深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再次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整顿和规范房地产业，重点包括：整顿房地产开发建设中违法违规行为、商品房销售中的不规范行为、土地利用中的不规范行为、不履行合同和合同欺诈行为、物业管理企业的不规范行为以及房屋拆迁中的违规行为等。央行和国务院相继下发了121号文和18号文，对房地产业作出了较前严厉许多的规范。
三是提出“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继5、6月间考察辽宁省之后，温家宝8月初又考察了黑龙江、吉林两省，并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温家宝在考察中指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加快东部地区发展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布局。首批确定的“振兴东北”工业100个项目已经正式启动，总投资610亿元。
四是加大了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等一系列在建重点工程的建设步调。
五是加大在党政系统“反腐倡廉”的力度。2003年初，政治局听取了中纪委关于反腐败工作的报告，提出反腐败要做到“标本兼治、从头防止”，加强监督，重点查处大案要案，李嘉廷、刘方仁、程维高、张国光、田凤山、刘克田、王雪冰、王怀忠等一批省部级贪官受到查处或审判。随后推出了“中央巡视员”制度，加强对省、部级“一把手“的监督；同时强调把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关，逐步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惩治和防范腐败的体系。
六是在发展模式上，改变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提出统筹兼顾的发展观。不久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加快发展必须注意的“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试图以此来平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七是党务政务方面的改革。如简化领导人出访送迎仪式，责令新闻媒体改进会议报导。十六大至今召开的历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内容，均向媒体作了公布。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首次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表明新领袖试图借助“党内民主”的概念抵制旧势力的干预。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新领袖治理国家事务的基本方法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尚未形成清晰的整体思路和总体战略。但是不再像上一代那样刚愎自用，固执己错，例如对孙志刚事件、孙大午案件以及“不銹钢老鼠”刘荻等人的的处理，显示出他们注意外界舆论和民间声音、化解社会矛盾的圆润的政治技巧。
一年来，新领袖尽管遭遇诸多难题和挑战，推出的政策也未收到明显成效，但是毕竟挺了过来，并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执政风格。GDP的高增长、长江三峡工程下闸蓄水、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和温总理出访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成为新领袖向外界夸耀的资本。
稳定优先图发展 跛足改革将延续
瞻望中共新一代领袖今后几年的任期，我认为很可能会沿续稳定优先、兼顾发展与“跛足改革”的执政方针。
由于权力交替的非程序性与人治特点，加之各种社会矛盾的累积、社会冲突的加剧以及政治权威的衰减，使得新领袖怀有很深的戒惧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出现“翻船”局面。因此，在所谓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中，他们最担心和最看中的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为了保持稳定不惜牺牲一切。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不顾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的批评，接二连三地抓捕审判异议人士、网络作家、上访和抗议人员、民间教会人士与法轮功信徒的原因，也是中央统战部官员不久前公开宣布“在中国成立反对党非法”的原因。用党的术语来讲就是“将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
为了保持稳定，统一思想，钳制舆论，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新领袖提出将批判新自由主义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任务（取代以往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新自由主义”提法的由来，坊间传闻是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访古巴时，会见卡斯特罗，老卡对他讲，有一股来自美国的思潮叫“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尤其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很大，如果听之任之，就会导致人心流失和政局失控，因此对之决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引起重视，坚决斗争。
所谓的“跛足改革”其实是邓小平的发明，就是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或不搞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邓小平在上世纪八0年代曾提出过要搞政治改革，后因害怕共产党失去统治权而作罢。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新领袖对于政治改革内心很矛盾：不改吧，党内和民间的呼声愈来愈高，且腐败愈演愈烈；改吧，要牺牲既得利益和权力，遭致相当部分党政官僚的反抗和抵制，会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民谚曰：“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情况好时没动力，情况差时没胆量”。前面苏联东欧各国还有台湾搞了政治改革，执政党都下了台，因此，政改成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当然，不提政治改革对外界也不好交待，新领袖最有可能采取的对策就是将政改“空心化”，将其化约为“党内民主”的空泛口号与行政方面的改革如调整机构设置、简化审批制度、加强监督机制、推行公务员制度等。
关于2004年“修宪”，当局早就定下调子。这次修宪“不是大改而是小改。在修宪方式上仍将与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九年修宪一样，采取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只对部分内容进行修订”（萧蔚云语）。据海外媒体“出口转内销”的消息，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领衔组成中共修宪领导小组，根据中共全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草案，交由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最后提交给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审议表决。修宪内容：一是将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二是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植入宪法。三是在人权保护方面，将若干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公民权利补充进宪法。四是将保护私有财产权写进宪法。
亲民路线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无疑会得到延续。美国前总统演讲撰稿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topher J．Matthews）在《硬球 ——政治是这样玩的》（《Hardball》）一书中把政治的实际操作分为“零售政治”与“批发政治”两类。零售政治是指“一对一”的交往技巧，“批发政治”则是指政治领袖利用电视、广播等大众传媒对大量民众进行动员。胡温是从社会底层一步一步迈进到政治金字塔的顶端，因此，他们深谙民众的心理需要，玩起“批发政治”自然是得心应手，何乐而不为。
对胡锦涛的政治前途，我持一种偏向乐观的预期。因为胡拥有党内合法性传承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加上两位胡姓先师（胡耀邦和胡启立）的前车之鉴及其本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稳妥性格，只要不发生意外（如健康方面出问题），到四年后的十七大，胡锦涛当可摆脱老主的管制和权臣的觊觎，一统中枢。至于胡会不会成为蒋经国或戈尔巴乔夫，现在言之尚早。我的观点是，既不要把人看死，也不要抱不切实际的期望。
张祖桦于2003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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