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6日讯】编者按：台湾二二八事件五十七年周年将至，而“二二八全台百万人手护台湾”活动早在媒体报端沸沸扬扬。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八日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矛盾冲突的尖锐和惨烈程度，令老一辈台湾人至今难忘，令其子辈耳熟能详，甚至对台湾人民政治、经济、人文等方面的“历史性格”，包括目前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心态，都影响至今。由于“政治”原因，二二八真相曾一直被当时矛盾的胜方–国民党政府控制而低调了五十年，许多史料即使现在仍有待整理。许多海外中文读者（尤其大陆留洋同胞）有兴趣更多了解二二八的历史。经台湾友人推荐，有幸得到作者许可，在此为读者们转载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筱峰教授的文章。文中作者观点不代表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一段真实的台湾历史，以及它在当前台湾民众心中的真实烙印，我们全文转载。
原文：
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底及三月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伤亡惨重﹑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憧憬新时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及九日﹐盟军的两颗原子弹分别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开花。一周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本的投降﹐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而是向联合国盟军投降，联合国最高统帅再指派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军在中国战区的投降。台湾就在这种情况下，由蒋介石派员接管，实际上﹐那是一次暂时的军事占领﹐但是﹐当时大家都毫无怀疑地称之为“台湾光复”。
“台湾光复”虽然在程序上没有经过台湾住民的同意，但是就实际民情来看，当时一般台湾人民对于“光复”大多抱持欢迎的态度﹐并以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没有的热烈心情﹐迎接来自大陆的国民政府。例如﹐曾经在日本时代从事抗日社会运动的人士﹐如陈炘﹑叶荣钟等人﹐筹组“欢迎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在各地张灯结彩﹐以迎接国民政府﹔全岛各大市镇都有当地青年自动自发组织地方团体﹐用来维持地方秩序﹐保护日本留下的敌产﹐以便让国民政府能顺利接收。
*“新总督府”
尽管台湾人民欢天喜地迎接“光复”﹐欢迎新来的“祖国”﹐但是新来的中国政府却以“征服者”的态度对待台湾。首先﹐国民政府在台湾设立了一个和中国大陆各省不一样的制度﹐叫做“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做为统治台湾的总机关。这个机关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各项大权﹐齐集一体﹐好像日本时代的总督府的翻版﹐延续了类似日本时代的殖民体制。因此﹐许多满怀期待与理想的台湾知识份子﹐看到了这种体制的出现之后﹐都失望地戏称它叫“新总督府”。担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被总司令的陈仪﹐则被称为“新总督”。战后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资源﹐几乎垄断在这种所谓“新总督府”的体制下﹐也为一年四个月后的二二八事件埋下了伏笔。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后﹐首先让台湾人民立刻感受到的是政治上的全面垄断﹑特权横行﹑贪污腐败﹐而且外行领导内行。
*唐山客宝岛行大运
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给台湾人参政的机会﹐而实际上却以“台湾没有政治人才”为借口﹐甚至以“台胞不解国语国文”为理由﹐把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台湾人排斥在中高级职位之外。因此战后的台湾﹐重要的职位几乎由来自大陆的人士所垄断。例如﹐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暑的二十一名高层人员中﹐只有一名台省籍人士(他是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而且﹐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也被杀害了)。再者﹐在长官公属的三一六名中层人员中﹐台省籍人士只有十七人﹐其余二九九名都是大陆人士。于此可见﹐战后大陆人取代了日治时代日本人在台的统治地位﹐让满怀期待的台湾知识份子开始感到失望。
大陆人士垄断权位之后﹐紧接着是牵亲引戚的群带关系开始出现。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政治”的特色﹐开始在台湾岛上“光复”了。例如﹐台中地方法院五十名职员中﹐有一半职员是院长的亲戚﹔花莲法院也类似如此﹔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一上任之后﹐把一位具有三十年经验的台省籍技正范锦堂弄走﹐然后以局长的二房姨太太谢吟秋来补缺﹔高雄有一所学校﹐新任刘姓校长上任之后﹐竟然聘用了一位不识字的老师﹐原来这位不识字的老师是校长的岳父大人。这种现象﹐在日治时代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令台湾人更不平的是﹐同一个单位﹑同一个级职﹑同样的工作﹐大陆人领的薪水﹐往往是台湾人的两倍。他们美其名说是“偏远地区”的“加薪”。日治时代也有这种差别待遇﹐但差别尚没有这么大。
差别待遇还不要紧﹐外行领导内行才更叫人咄咄称奇。在大陆上不熟知甘蔗﹑蔗糖的人﹐来了台湾可以当起糖厂的主任﹑厂长﹔在大陆上没有看过火车的人﹐来了台湾可以当铁路局的课员﹐一个月薪水六百元﹐远超过一个月只领四百元﹑拥有十几年铁路经验的台籍副站长。
*“五子登科”的“劫收”
以上的不平与不公﹐都还不是最严重的。最让台湾人民不能忍受的是﹐官场上的贪污腐化。按中国在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一些接收人员到光复区专接收金条﹑洋房﹑汽车﹑高位﹐和小妾﹐中饱私囊﹐民间讥称他们“五子登科”(五子是:金子﹑房子﹑车子﹑位子﹑女子)。来到台湾的接收人员﹐也有不少“五子登科”的人。廖文奎博士曾沉痛指出:“接收及行政人员﹐多系贪污之流…﹐或公财私用﹐或敌产擅卖﹐或浮报不实﹐人在台省﹐心在上海赌场﹐全无节用爱民﹐经国济世之举措﹐其腐败卑劣每非台胞所能想像者。”所以当时台湾民间把“接收”称为“劫收”。“劫收”后的政治﹐贪污腐败之风﹐让台湾同胞开了五十年未开之眼界。一九四六年一月底到二月上旬的<民报>上﹐有关贪污的新闻﹐就有六件之多﹐平均两天一件﹐这些叫人目不暇给的丑闻﹐令台湾人痛心疾首。
*“掠夺”式的经济
在经济方面也同样全面的垄断。代表着当时统制经济的两个机构﹐一为专卖局﹐一为贸易局。行政长官公署继承日治时代的专卖制度﹐对樟脑﹑火柴﹑烟﹑酒﹑度量衡等用品全部纳入专卖制度﹔另设贸易局﹐垄断了全台的工﹑农产品的购销和输出。公营事业又无限扩大﹐远超过日治时代的独占企业。“省内复员人数日增月加﹐公营生产事业又因用事不得其人﹐致使各业半身不遂﹐因之失业者之数不能胜算。物价因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台币的乱发﹐一涨再涨﹐甚致不知其终止点。以往以产米和糖闻名于全世界的台湾米﹑糖价﹐反比上海﹑香港﹑厦门等地还贵。结果民生涂炭﹐民不聊生…。”总之﹐“光复”后的台湾人民﹐生活更加窘困﹐诚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F.H.Michael和G.E.Taylor在其合著的”The Far East in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所说的:“那些几乎为全岛经济命脉所系的日本企业﹐被纳入政府的专卖组织﹐并由大陆来台的中国人充任其中﹐台湾的财富受到有系统的掠夺(Looted)﹐生产力大降﹐稻米顿然短缺。对台湾人来说﹐他们立刻感觉到﹐少数的中国官员将独占岛上的经济…”
*官兵变强盗
由于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因而社会上盗贼四起。尤其是“由内地来的同胞﹐常结党成群﹐各处劫夺财物”(见1946.10.28[民报]设论<要预防年底的危机>)而更令台湾人民痛心疾首的是﹐派驻在台湾的军队﹐纪律败坏﹐经常欺扰人民﹐当时的军纪到底如何败坏？且看当时担任宪兵第四团团长的高维民，对当时军纪的一段回忆：
“廿五日接收以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商店订价后不作兴讨价还价，店东可说是童叟无欺，对每个人都很和蔼、诚实。风气太好了，我非常感动。但是七十军的部队实在太糟，该军在基隆未下船前，虽有零星上岸，披着毯子，拖着草鞋，随便在船边大小便者，而因范围小，影响不大，正式下船时，虽然整队而行，其服装破烂，不堪入目，于夹道欢迎的人群中，顿使台省同胞失望，…七十军是先我一周来台的。这些兵于十月廿五日开始接收之日放出来以后，问题多了。…[中略]当时台胞普遍都骑脚踏车，譬如到邮局办事，都把车停在邮局前面的车架里，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人看，骑了就走。[中略]那时候没铁门，也没有围墙，只是用几块石头，围成院子种些花草，也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拿东西，这在过去从来没有的。还有，不守秩序，他们习惯的坐车不买票。搭火车不走正门，从栅栏上就跳进去；上车也不走车门，从车窗就跳进跳出。当时只有一家大陆口味的大菜馆蓬莱阁，该军一少校参谋吃饭时，对女招待动手动脚，惹起反感，乃开枪示威。”(高维民口述，福蜀涛记录，<台湾光复初时的军纪>，载《中华杂志》廿五期，1987。)
随七十军来台的军人作家张拓芜说，台湾民间称七十军为“贼仔兵”。且听张拓芜对这群所谓“贼仔兵”的一段叙述：
“台湾在日本统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闭户的良好治安，以饲养的家禽来说，居民都是一笼笼，一篓篓放在自家门外，和脚踏车一样从来不加锁的，也从来没有遗失过。然而自从这个中央军进驻以后，鸡笼、鸭篓以及脚踏车什么的便时常无故失踪。…”(张拓芜，<我走过那段岁月－二二八事件的回忆>，载《大成报》，1990.11.21副刊。)
这些鱼肉人民的军队﹐正是一年前台湾民众热烈迎接的“祖国”的部队﹐怎不叫台湾人民从原来陶醉在“光复”的气氛中﹐猛然惊醒呢?
国民政府接管台湾第二年﹐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一年之间刑事案件增加28倍。一九四六年﹐台湾社会经常发生军警与民众冲突事件﹐这些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引爆成大规模的骚动。
*分道扬镳的历史轨迹
台湾人原以为同文同种的中国﹐是心目中可以托付的祖国﹐没想到﹐真正的中国降临台湾后﹐他们才发现这个中国与心目中的“祖国”相差甚远﹐简直难以适应。其实﹐台湾与中国在近代的发展上﹐有着相当不同的历史轨迹。台湾的历史上充满着海洋文化的特性﹐海岛贸易的商业根性很强﹐尤其自清末刘铭传推行新政以来历经日本五十年的发展﹐台湾在近代化的脚步上﹐超前中国大陆很多﹐两个社会发展的差距甚大。试举数例说明：一九三六年全台人口仅是中国人口的1.2%﹐却使用其23%的电量容量装置。一九四三年一个台湾人平均使用的电量﹐是一个中国人平均使用电量的233倍﹔若以学龄儿童的就学率来比较﹐一九四三年的台湾是71.3%(山地更高达86.4%)﹐同年的中国只有43%左右(这个数字还可能比实际偏高)。从这些比较﹐可知两个社会发展的差距甚大。至于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之差异﹐更不再话下。因此两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硬将他们“统一”在一起﹐便很容易产生摩擦﹐引起冲突。所以﹐二二八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绝非偶然。
*事件由香烟引爆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专卖局台北分局缉私员傅学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带查缉私烟﹐查获中年寡妇林江迈于天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与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贩卖私烟﹐查缉员欲没收林妇烟摊的香烟及身上的金钱﹐林妇不让他们没收﹐苦苦哀求﹐查缉员以枪管敲打林妇头部﹐致林妇头部出血晕倒﹐围观的民众群情激愤﹐向查缉员理论抗议﹐查缉员一边奔逃﹐一边向民众开枪﹐不幸击中一名旁观的市民陈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众更加气愤﹐包围警局和宪兵队﹐要求交出肇祸的人法办﹐但没有结果。
*全台蜂起
廿八日上午﹐群众赴专卖局抗议﹐冲入台北分局﹐将许多文卷﹑器具掷出到马路上焚烧﹐并且打伤三名职员(一说死一人)。下午﹐民众集结于行政长官公署前广场示威请愿﹐不料公署阳台上的宪兵用机枪向群众扫射﹐死伤数十人。至此﹐势态一发不可收拾﹐全市骚动﹐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学生罢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戒严。由于青年民众进入广播电台(位置即今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向全省广播事情发生的原委﹐并呼吁各地民众起来响应﹐三月一日起﹐事件迅速扩及全台﹐全岛各大市镇皆发生骚动﹐愤怒的民众攻击官署警局﹐殴打大陆人﹐发泄一年多来的怨懑﹐陈仪宣布戒严﹐军宪则开枪镇压民众﹐双方伤亡频频传出。各大城镇的青年﹑学生﹐及退伍军人组成的临时队伍﹐试图控制军警单位的武器弹药﹐但他们大都是临时起事的乌合之众。较具规模的是活跃于台中一带的“二七部队”(以事件系二月廿七日发生而得名)﹔而较激烈的冲突﹐则是发生在嘉义水上机场包括阿里山邹族原住民及平地汉人组成的民兵与驻守机场的国府军的的攻防战﹔高雄市内火车站附近也有青年学生与国府军队之间的对抗。
*在协商桌上
三月一日﹐由国民参政员及省参议员等民意代表组成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代表谒见行政长官陈仪﹐并建议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陈仪应允﹐于当日十七时在电台广播称:一﹑立即解除戒严令﹔二﹑开释被捕民众﹔三﹑禁止军警开枪﹔四﹑官民共组处理委员会。
三月二日﹐以民意代表为主体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开会﹐公署亦派有五名官员参加。会中并决定变更该会组织﹐增加阵容﹐容纳商会﹑工会﹑学生﹑民众各方代表。会议进行时﹐场外仍频闻枪声﹐于是有人提出非难﹐认为开枪均由警察大队所为﹐因而一致要求立即解散警察大队﹐但没有结果。
三月三日﹐改组扩充后的处理委员会再开会﹐商定军队于十八时撤回军营﹐地方治安由宪警和青年学生组织治安服务队维持。
三月四日﹐处理委员会决议再扩大组织﹐在各地组织分会。推派代表往见警总参谋长柯远芬﹐要求禁止部队再出现街头。并向省内外广播事件经过﹐表示本省同胞只要求政治改革﹐并无其他任何目的。
三月五日下午﹐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正式通过组织大纲﹐明白揭示“改革台湾省政”的宗旨。而全省各县市以各县市的参议会为主体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分会﹐也已纷纷成立﹐争相开会讨论﹐并提出改革政治的要求。
行政长官陈仪﹐对于处理委员会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虚与委蛇﹐宣称民众如有任何意见﹐可经由处理委员会反映﹐他会尽量接纳改进﹔但一方面却打电报向南京请兵来台。
由于有处理委员会的居间协商﹐呼吁各地民众不可胡乱殴打外省人﹐所以到了三月五日﹐各地骚动(除嘉义一带)已逐渐平息。但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听信在台军政特务人员的一面之词﹐完全不理会台湾民间团体代表的上电请愿与建议﹐在势态已逐渐平息的三月五日﹐却贸然决定派兵来台。由刘雨卿所率领的第廿一师﹐已在此日接获蒋介石的命令﹐准备出发开往台湾。
三月六日﹐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这次二二八事件的发生﹐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
*被整肃前的纯真要求
三月七日﹐处理委员会在紊乱的会议中﹐通过宣传部长王添灯所提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提出具体的善后处理方案及政治改革方案。除三十二条要求外﹐会中又追加十条要求﹐获一并通过﹐其中包括取消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缴卸武器由处理委员会保管﹐并要求台湾陆海军皆由台湾人充任等。
这三十二条(外加十条)的要求﹐经向陈仪提出﹐陈仪再未及详细读完其内容﹐就将将之掷地﹐震怒拒绝。陈仪为何此时开始翻脸不认账?因为他知道南京派来的军队已经出发﹐即将抵达台湾。因此他有恃无恐﹐不再理会他原先所认可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大军压境‧腥风血雨
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四十二条要求的隔日(三月八日)的傍晚﹐国府派来的军队在基隆登陆﹐当时正在码头工作的工人﹐莫名其妙遭到突如其来的军队的扫射。三月九日廿一师进入台北﹐继而向南挺进﹐在各地展开镇压与屠杀﹐死伤惨重。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随即被陈仪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命解散。参与开会的许多社会领导菁英﹐也开始被列为清算整肃的对象。
在军队抵台进行的镇压与屠杀中﹐当局虽然捕杀了许多直接参与暴动与反抗的份子﹐但是许多未曾参与任何暴动的社会领导菁英﹐包括民意代表﹑教授﹑律师﹑作家﹑医师﹑记者﹐也几乎在同一个时段里被捕遇害。而许多平日敢于直言不讳的民间报刊﹐如 <民报>﹑<人民导报>等﹐也遭陈仪当局查封。
三月廿日﹐长官公署开始在全岛各地展开所谓“清乡”的行动﹐以连坐法的威胁﹐要求民众交出武器和“恶人”。在“清乡”的过程中﹐各地不断有人被捕枪毙﹐且多未经公开审判。台湾到处充斥着冷冽的肃杀之气。
总计二二八事件期间﹐总共死伤多少人﹐至今仍无精确的定论﹐不过﹐最常听到的讲法﹐死亡人数约在一万至两万人。
*受伤的亚细亚孤儿
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剧而已﹐还为台湾往后的政治与社会﹐种下既深且钜的影响：一方面，台湾人的性格受到严重的扭曲，过去一直在外来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显得更加卑屈自辱，处处都要表现其不敢违抗统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隶性格；另一方面，台湾人民对政治产生恐惧、灰心、失望。这种对政治的恐惧感与冷漠感，有利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利于民主宪政的发展﹔再者﹐台湾社会领导阶层架空，便利国民党的统治。许多劫后余生的社会菁英不愿再与闻政治﹐地方政治体质改变，劣币驱逐良币﹐土豪劣绅、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渐进入地方政坛。
*黑暗与光明的时代
二二八事件的两年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党政府因国共内战而流亡来台，虽然“中华民国在台湾”实施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厉行“白色恐怖”统治，但台湾却也一方面避开了共产中国的蹂躏，独立于北京政权之外，在台湾原有的海洋文化的历史性格下，发展自己的经贸工商，成就了所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经济成果。而且﹐在工商发展﹐社会变迁﹐文化交融之下﹐二二八事件时的族群对立已不复存在。
*历史还会重演吗？
今天，白色恐怖已逐渐过去﹐台湾政治也已相当的民主化﹐内部要发生类似二二八的冲突﹐几乎不可能﹐然而﹐面对中共霸权的对台统战，二二八的历史，仍应给我们深切的教训与启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谓“台湾光复”，是台湾与中国的一次“统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则是这次“统一”的后遗症。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台湾与中国两个社会的差距太大，体质不同，彼此适应不良。这种适应不良，可说是文化水准较落后的一方，统治文化水准较高的一方，所产生的压制与反抗的循环过程。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是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成果﹑法律系统﹑文化内涵﹑生活价值﹑人权指数…﹐都与台湾迥然互异﹐落差极大。台湾若被“统一”﹐真令人担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
五十年前的台湾“光复”(“统一”)，带给台湾什么样的苦果？今后台湾要是再被“统一”了，又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台湾全体住民能从历史与现实中找到答案吗？
且让我们抛开“统一”的政治神话﹐对内，我们族群间要和睦互重﹔对外，携手团结，走入国际社会﹐建立独立新国家﹐避免类似二二八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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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筱峰简介：（//www.jimlee.idv.tw/）
◎ 1952年(民国41年)生于台南县麻豆镇。
◎ 曾任《八十年代》杂志执行主编，报社记者、编辑、主笔。
◎ 现任：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专任教授；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教授；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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