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4日讯】简介：杨春光，诗人、诗评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盘锦市。1976年底，应征入伍入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先后历任三局情报参谋、某集团军情报室主任、某师军史干事、某团政治处干事等职。1985年底，涉足诗坛。1986年3月，创办并主编全国解放军第一家军旅诗歌报《新星诗报》。1987年初，在海南岛主持召开全国文学社团首届大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作为军官亲身参与学潮平暴后期的活动，并于“六．四”平暴前后写作抗暴诗歌《太阳与人和枪口（组诗）》。1989年9月9日，被公安部门秘密逮捕入狱。1991年获释出狱后，致力于后现代先锋诗歌的写作和理论研究。1994年3月，与高鹏举在河南创办《空房子诗报》。1996年～1997年，编选和出版《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辞典》等，后被公安政保部门截货并全部（3000册）没收销毁。1998年9月～10月，只身投入辽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1998年10月11日，在辽阳遭暴徒袭击，险些丧命。2002年8月，在郑贻春的资助下，购买二手电脑上网，与海内外知识群体接轨。2002年年底，被设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自由作家评奖委员会”提名为2002年度候选人之一。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诗稿数百万字，因其“斗士风格”，被誉为“大陆李敖”、“当代李逵”。本访谈录经杨春光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杨春光访谈录（下）

（九）反思20年红色共产主义

　　杨银波：现在来专门谈谈你的经历。现在看你年轻时候的事情啊，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一直到20岁才放弃极左思想。反思这20年的历史，是什么教训？

　　杨春光：当然是被红色共产主义思想愚弄的沉痛教训！现在我常常充满着极端的犯罪感和无法挽回的自责心。就像你说的，年轻时候的事情真是要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荒唐的是我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年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坚持正义的反潮流英雄。我10岁就成为全地区学习毛着积极份子之一。13岁自己自发组织红小兵团，是全国最早的首创红小兵组织，并发表《戴上红小兵袖章以后怎么办》，曾引起全国专题讨论。15岁写信给毛远新、江青等，提出列宁主张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建议毛、江派由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占领并管理学校，并很快在全国城市、农村由根本不懂内行的外行大老粗、泥腿子管理学校。我还积极带头反对文化考核制度的回潮，被我赶走的中学校长就有三任，一个学校完全由我一个学生控制……。这些疯狂的极左事件真是让我干得“登峰造极”啊。

　　杨银波：所以现在我一些朋友都跟我讲，你们这一代是最危险的一代，历史的阴影笼罩一生。

　　杨春光：一个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实际上是受知情权、知识权和受教育权决定的。我是文革红色风暴中开始形成世界观并长大的一代，是停课闹革命、反对知识的仅次于红卫兵的红小兵一代，是越穷越革命、越有知识越反动的一代，因为那时只有这种“极左知识”才可以极度开放，那时只有马列毛鲁的书和张春桥、姚文元及江青的言论或梁效的文章才能读得到，其他全部“焚书坑儒”。凡是一个求知进步的青少年，你当时除了被极左思潮洗脑之外别无选择。就是我从父亲那里偷看的少量禁书，像唐宋诗词和古典名著等等，包括鲁迅的未公开出版的书和打入地下的《红岩》、《红旗谱》等，这些也只能成为我思想中非主流的参照系或是小小的萤火虫，它们也只能成为将我的思想从极左中转变过来之后的重新调动起来的少年知识，而并不能成为我的彻底的自由思想的启蒙。

　　杨银波：那种“极左”，到底有多左？

　　杨春光：那时我是从心眼里认为，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与最伟大的人，我所接触的父亲也是一个真正最勤政爱民的基层共产党员干部形象，我所片面知道的被群众打倒的走资派都是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者。我还从小立志长大后想法去美国革命，解放那里的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因为我尽管知道中国人民很苦，可听说美国人民和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比中国人民还苦啊！尽管我当时是比别的孩子更肯于求知的孩子，可我当时求知越多，也只能对极左知识求知越多，正像狼孩被投放在狼群中生活，他也只能接受着狼性而长大，只不过他重返人间肯定比纯狼崽更容易转化为人而已。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我不是上大学开始从文学艺术作品中不断求知，我说不定成为极左路线的杀人狂。我现在仍是一位没有退出共产党的党员，但我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传统原教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坚定叛逆者。

（十）1989年被捕与监禁

　　杨银波：可以向我讲一下你在1989年9月9日被捕时的情况吗？

　　杨春光：那次被捕，可能是“六．四”运动的重犯中最后一批被捕的了，因为在7月份基本上该抓的都抓了。由于我毕竟是搞情报出身的，我当时既要表达我作为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又要尽可能地隐蔽自己，所以在写作和散发《太阳与人和枪口》这组抗暴诗的时候，我就采取了以“阳晓明”为主要笔名的一系列笔名的方法，简介是：“阳晓明，笔名任明、镜湖、耀阳和渊浑等，男，33岁，大专毕业，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青年诗人，一生为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而战。地址：中国当代为自由民主而战的抗暴作家联盟会。电话：8964。”在技术上，我找来一些小孩子写了带有“辽宁省作家协会”信封的封面，并为防止留下指纹而全部戴手套处理的，还亲自穿上军装到我家乡临近的营口市寄发的。这组诗寄出后，立即在抗暴洪流中广为传诵，许多院校的学生就是朗诵着这组诗进行抗议屠城的。当时中共最高决策层非常恼火，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研究，严令全国必须查出并严办这组诗的作者，还怀疑这组诗的作者是抗暴组织的头头。最开始在辽宁作家协会中严查，后来在营口市文联中严查，没有结果后便在全省各文联中严查，结果查到盘锦市作协这里时，时任作协主席认证和揭发“只有杨春光有这个水平和风格”，所以包围圈便一下子缩小到了我的头上，再从我身边的诗人孙樱的未婚妻马英身上入手，马英当时是辽大高自联的宣传部长，如此这才全面摸清了我的底牌，开始逮捕我们。被捕之前，市委和团市委都有人从侧面给我通风报信，我和孙樱、刘全跃等人本来想从海南岛逃往台湾的孙樱舅舅家的，但没有来得及准备好，就被提前被逮捕了。

　　杨银波：后来的监狱生活有没有受到残酷的折磨？

　　杨春光：相对而言，好一点吧。我被捕后，立即被单独羁押到外地看管，其他被捕的还有孙樱、刘全跃、马英和李某某等人，都分别看管在当地的两个看守所。我在羁押期间，却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同情“六．四”的好心监狱长，他对我实行了特别照顾，顿顿专门给我做细粮和好吃的东西，还出主意让我装风卖傻，并由他们的狱医鉴定配合，为防止我被逼招供连累更多的好人。我如此办理。父亲也意外地配合我，怕我精神不好，便让公安给我送来专治精神分裂的药物，公安基本信以为真，由此没有首先突击审讯我，而是先行审讯我的同案犯。三个月后，才从他们的口中对证提审我，之后我被押回本地关押着刘全跃、马英和李某某的看守所。回到本地这个原来关押过张志新的看守所后，我当时看到我们的同案犯受到了与刑事犯同样的非人待遇和折磨，我便为争取同案犯的吃细粮和少受非人折磨而开始决定绝食抗议斗争，可我绝食到第七天就脱水昏迷过去了，经狱医抢救过来，并由辽宁省公安厅派人来，还基本答应了我的条件，同案犯们才从此也都得到了吃细粮等的生活改善。我也从监狱中提出，到外面做犯人的托管，由此基本半自由地再无受到非常迫害。我的同案犯也在相继半年之内都释放了，只有我一人在里面坐了一年的狱期，后来在英国首相梅杰等政要的外交活动中被呼吁释放。

（十一）1998年遭暴徒袭击

　　杨银波：1998年10月11日你在辽阳被打，这件事情当时震动海内外。到底是什么人打你？为什么要打你？

　　杨春光：我在辽阳被打，这是有动机、有计划和有预谋的组织犯罪作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0月8日，我从家乡盘锦到辽阳姨娘家探亲，此行准备到鞍山访友王文江，但没想到王文江外出办事还没有回来，我就在姨娘家住了两天。10月10日，打电话给我身在铁法的朋友姜力钧，准备去铁法市，并订了时间为10月11日早上4点多钟的火车。10月11日早晨4点左右，我从姨娘家出来，刚走出不远，就发现后面有两人跟踪，我并没有在意，就顺着铁道向着火车站方向走去。当我走到一座铁路桥的时候，发现有两人站在桥中间，一个中年男子穿着迷彩服，手里拿着对讲机在通话，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也穿着迷彩服，他们都手拿警棍，我绕过他们走过去，刚走出一两步远，就听后面人叫喊：“杨春光！”当我刚要回头时，就被当头一警棍打倒在地。随后，这个人边打边喊：“打死他，好好教训他！”我拼力挣扎起来，对他们说：“你们要钱，都给你。”然后一个暴徒说：“谁要你钱？”又被暴徒的警棍打倒。这伙暴徒用警棍向我的脑部猛击，好像要制于我死地。在第二次与暴徒搏斗中，我又被打倒在地，头部已经血肉模糊，一动不动了。一个暴徒说：“这人不行了，可能死了，走吧。”随后，这伙暴徒扒下了我的上衣，拿走了我的公文包。

　　杨银波：公文包里有什么东西？

　　杨春光：有身份证、记者证、军官证、通讯录、建行信用卡，还有一本我着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研究》、政治抒情长诗《最后的东方红——我的中国》以及两张《空房子》诗报，但裤兜里的现金500元却奇怪地原封未动。这使我随后用这部分钱住进了抢救医院。我苏醒过来后，从血泊里站了起来刚走几步，就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个子用手枪逼住，小个子持枪说：“你跟我走一趟！”我说：“我是被害人。”并向他讲明情况，要求他帮我报警。小个子说：“我不管这段的事。”当时来了一些群众，有人在路边的电话亭打110电话，110电话说不管，这时人越来越多，小个子收起手枪便走了。我曾几次拦车，都没有人敢停下来，自己挺着走了一里多路，而后发现有一辆出租车尾随着我停下来说：“我看我来救你一命吧，我一直尾随着你，可开始有公安，我不好管。”到了辽阳急救中心进行抢救，当时我头部大量出血，毛衣都拧出了血水。医生当时说：“你的意志力强，能从血泊里站起来，换一般人怕是没命了。”我的亲属得知后，到医院了解情况，并向110报案，110说不管，又向辽阳市公安局报案，市局说归白塔区分局管辖。随后又向白塔区分局报案，他们说：“这事多着哪，伤好后到这里说一下情况。”

　　杨银波：最后医院检查出来，伤得到底有多重？

　　杨春光：全身带伤啊，最主要的是头部，造成脑部裂伤十几处，缝合三十多针，面部右眉骨处有明显的创伤，缝合十几针，右眼全部臃肿，看不见东西。由于流血过多，面色苍白，说话无力，身体极度虚弱。这件事使我不禁想起1994年创作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别无选择》，它正好应验了这次事件的情节。我给你念一下吧：“它们刹时都瞄准了我的头部，那么就让它们朝我的头部压过来呀。压过来吧，因为它们早就想从我的大脑穿过，把我的思想搞乱，或者从根本上不让我再有思想、再有反对意见。我在这场注定的车祸之前，早就闻到了、品尝到了自身肉粒的腥味，也嗅到了我的脑浆飞溅的膻气和苦涩，知道自己的劫数肯定难逃如此的预谋、如此的黑手。为此我挺起胸膛，迎上去，再迎上去，迎上去。我别无选择！别无退路。一辆汽车朝我驶过来了，这次我骑上自行车朝它迎面撞过去，因为上次是它无意中放过我一马。我躺进医院昏了一天，又神奇地活过来了。我觉得这样对它不公平，它，无法向它的上级交差。它可怜，我不能不成全它。为了它，这次我一定要一头死在它的手下，我不能再给它意外了。我蹬紧齿轮，加足马力，瞄准了它，狠狠地向它一头撞过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我自行车的三角架与我的头骨和腰骨一同撞裂，像导弹爆炸一样，浓烟冲天，血肉横飞起来。我的思想，顿时长成了一棵好大的树，踩着地，擎着天。我，就这样死了。我也还能在阳光下呵护着过街的群众。我别无选择！我只有拿头迎上去……。远处，一辆汽车又开始第三次凶猛地向我驶来了，我知道我生时没躲过去，我死后也不用再躲了。躲有什么用？横竖能躲的也无须再躲。我照例迎上去，我灵魂的大树是照例不可根除的！不可被强暴取缔的–石碑！我别无选择……我选择了这场车祸。”这首诗是我在出事前四年的12月25日在盘锦写的，跟四年后发生的事情不谋而合。

（十二）2002年获候选人提名

　　杨银波：你获得过“世界自由作家评奖委员会”2002年度候选人提名，当时是怎样获得提名的呢？

　　杨春光：那次提名，主要是旅美著名英雄诗人黄翔夫妇和旅美自由作家王渝女士及郑义先生、铁风先生、茉莉女士等的大力提携与介绍的结果，但我没有被授予。这说明我的条件和资格还不够，还须继续努力。

（十三）苦不堪言但又毫无怨言的家庭

　　杨银波：没估计错的话，你太太今年才刚满23岁，她能够感受到你作为一名政治敏感人物将带给她的心理压力吗？

杨春光：她是比我小了几乎三代的人，但我们现在没有明显的代沟。她是一个古典型的温柔贤惠的，没有脾气也没有俗气的，一个很少见的心地善良的美丽好女孩。我遇到她简直是神仙的造化和天赐的良缘。我们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小宝宝，虽然我们的生活苦不堪言，并在经济上已经达到几乎崩溃的边缘，但我们在共同的相依为命的维持中，彼此毫无怨言，至今也信守如初，而毫不动摇。她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对文学、诗歌与政治也不怎么懂，所有的，只是对我的感情，和对一切正义与善良事业的与生俱来的本能理解和良知支持。她也本能地知道我所从事的事业的随时危险性，有小孩后也常常叮嘱我要为孩子着想，但她从来都相信我会为之好好把握的，对此不是那样庸俗和怨言颇多，除了默默无声就是笑脸盈盈。以往女人都是在这方面不能容忍我才分裂的，她可能会是世家女子中的一个天生尤物的例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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