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4日讯】(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记者贺兰报导)“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 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首先都致力于寻找一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麽‘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分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由于不堪种种苛捐杂税的重负，多次上访，结果招致地方政府的大规模镇压，迫使上千村民逃离家园，这就是发生在一九九四年的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
“人民公仆”的冷漠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而白庙镇就是这个贫困县里最贫困的地方。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直通外省的公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大葱的价钱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菜，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二OO一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每人每天的收人不过八毛钱。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还是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此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都是王营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一次，王洪超的母亲因为交不起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村支书高建军便搬走了他家的电视机。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去镇里讨个说法，但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才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高建军不仅拒不归还电视机，还再次闯进王家，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此事在村中一下激起了公愤，村民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被一改再改。“税费卡”有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县委书记张西德。但是这回他们连张西德的面都没有见上，就被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轰了出来。几次受挫之后，村民们感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在临泉县已毫无解决的希望，剩下的，就只有直接进京，虽然会承担很大风险，张西德对此也绝不会善罢甘休，可最后大家还是决定进京上访。
进京上访
这回依然是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作为王营村的代表。在中办国办信访局和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都允诺将尽快解决，而且农业部的信访接待站主动为他们开出介绍信，要他们直接去找省农委的一个单位。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沈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但是他们也明白，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三人回到安徽，顾不上休息，直接找到了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减负办的同志听了三人的陈述，当即写了一封信函，希望他们亲自交给临泉县减负办。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再次走进临泉县委办公室。他们出示了国家农业部和安徽省减负办的有关信函，这一次，办公室的人没有再刁难。县委书记张西德，也知道了白庙镇王营村村民代表把他们告到北京的事。他给白庙镇党委、镇政府写了个便条。写道：“邵营行政村王营自然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请努力做好工作，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可以想到，白庙镇党委书记韩春生；镇长马骏看到张西德的“手谕”，心情是何等复杂。
白庙镇不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显然不行了。县纪委调查组在查镇村两级一九九三年的“提留统筹”的账，就发现了十一万多元的农民负担问题。王营村的村民代表在帮助村里的自查中，不但发现村里的财务管理混乱不堪，还发现镇里随意平调或挪用村里的提留款及集体资金也十分严重。镇村干部徇私舞弊的恶劣行为，引起王营村广大村民极大的愤慨。从县委书记为村民代表写出便条算起，在长达六十二天的时间里，行政村只退回给村民点“皮毛”，而且，在此期间，王俊彬被土地管理所突然解雇；王向东和王洪超去镇机关“清算账目”，结果被早有准备的机关人员一顿毒打。村民们看到退款不过是虚晃一枪，打击报复却动了真格的，王营村的村民们，忍无可忍，又一次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找到县城，要求张书记履行他给大家的承诺。张西德一看来了这么多村民，首先就变了脸，他高声大嗓门地喊道：“有本事你们就往上找!” “你们尽管给我闹，闹得越大，我才越好处理!”于是从县城回来不久，王洪超便得到了“马上要抓人”的消息。
武装镇压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的晚上十一点多，白庙镇派出所民警悄然进村，来抓村民上访代表，被村民发现。当王营村村民知道他们的企图后，群起激愤，把他们租来抓人的那辆车给砸了。这就是后来被临泉县委抓住不放大做文章的“四二”事件。
谁也想象不到，当县委书记张西德知道了这件事，这事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尽管白庙镇派出所的三位公安人员及两名治安队员都早已回所，枪支、子弹和手铐也都完璧归赵，但是，临泉县委却仍向地委谎报军情，以“解救干警和搜查枪支”为由，于四月三日上午，对王营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血腥镇压!
四月三日上午十时，一百多名公安、武警，分乘八辆警车，地从县缄开出。车上驾着机枪，一个个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手里拿着盾牌、警棍，一路之上，警笛呼啸。村民们闻风而逃。一些不跑的，不是老人，就是从未参加过上访的，或只是外省来走亲戚的。谁知，公安武警一进村，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打，连一个走亲戚的外村的小学生也不放过。一时间，到处是拳打脚踢声，东西的摔砸声，大人的哀求声，小孩的哭喊声，鸡飞狗叫猎跳墙的吵闹声。
为把发生在安徽省临泉县的“白庙事件”的真相报告中央，除王俊彬留守外，王向东、王洪超和王洪钦三人再次进京。他们在中办国办信访局接济站住下不到半点钟，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临泉县公安局派来的警员抓捕。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王洪超至今回想被羁押在太和县那两个月的日子，依然十分激动。那些日子，太恐惧、太痛苦，也太可怕了。在那里，他们的双手从背后被二十四小时反铐起来。吃饭时，就只能像猪狗一样伏在地上，去舔，去啃；大小便时，只能躬腰屈背，用身后被反铐着的一双手，艰难地退下裤子，不可能去擦屁股；睡觉就永远只能侧着身，夜夜做的全是噩梦，常被惊出一身冷汗。他做梦也不曾想到，干出这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都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 这叫他难以接受，也让他感到痛苦，感到悲哀与绝望。
与此同时，临泉县公安局印成传单一样的《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到处张贴，县纪委又开除了王俊彬的党籍。接下来，临泉县法院就对王向东和王洪超进行审判，以“妨碍公务罪”，判处王向东有期徒刑二年；以同样罪名，判处王洪超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王洪超被关押了七个多月之后，终于回到了王营。回村才知道，县里在对王营村清剿时，不仅把他家彻底砸光了，还把他买来的那八千包老鼠药，拌进了麦囤里，使得五千多斤粮食染有剧毒不能食用。妻子当场吓出精神病；女儿王玲玲也由于受到刺激，已无法继续读书。于是他想再次进京，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一切不实之词。
他分别找到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却发现法庭上宣读的所谓他们的“证人证词”都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邵喜英说，“四二”那天，她很早就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她是文盲，不可能写出啥证据。她不安地说：“如果真有我的证据，这不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就是借我陷害其他人。” 王来治和王海潮的证词也是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的。被指控参预了“四二”事件“打砸抢”的王登友和王高峰，当时都不在村里，一个在河南，一个在山西，两人都在外地打工。面对这些证人真正的证词，王洪超感到万分震惊。
一九九四年底，王洪超领着七十三位王营村村民，第四次踏上进京的列车，专程赴京控诉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镇压无辜群众的血腥罪行。但是，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调查行动，调查组按照临泉县委对“四二”事件定性的口径向中央信访局作了“汇报”，依然将王俊彬、王向东、王洪超等六人统统称作“罪犯”。 省委、地委派下来的调查人员，也跟县里一个鼻孔出气，这使得王营人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跪倒在国旗下
一九九五年秋天，已是家计萧条的王营村村民，遭受到又一次的飞来横祸。九月一日，三百人的“开展计划生育突击检查活动” 工作队在王营村乱征乱罚，还将罚到的钱款私自分掉，每天还要村民们负担他们三百多人的工资以及往返车费。这件事让村民们肺都气炸了，终于再一次聚集起来，爆发了第五次上访的高潮。这一次，上访的村民们十分清楚，此次再不成功，王营人将无法生存下去。他们没有退路，也没给自己留下退路。
十月二十七日，王营村七十四位农民就在王洪超的带领下赶到北京。几乎是脚跟脚地，十月二十九日，临泉县田桥乡赵庄、黄庄、张楼四十六位上访农民也抵达北京。田桥乡和白庙镇一样不堪重负，而且，田桥乡平调、挪用各村的集体资金比白庙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十月二十九日，正是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如织，王营村赴京上访的农民群众躲过了接济站工作人员的目光，陆陆续续走进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按照事先的计划，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他们显然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想不出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撼动那些对人民的疾苦已经麻木的灵魂。他们决心以生命的代价，吁请中央，以雪民冤，以昭国法。
中央有关部门终于采取行动了。十一月十一日，安徽省重新组织起一个调查班子，前后历时二十天，最后形成了一个相对公正的调查报告。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六日，是王营村难忘的一天，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多月的王向东，被无罪释放；被县检察院批捕的王俊彬和王洪钦，也被大伙前呼后拥地接回村。
一九九六年年初，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被调离。
王营村村民的遭遇只能是农民案例的其中一个，而表面的平静，往往掩盖的是并未解决的尖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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