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报道) 三年前，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曾引起中国社会和政府对中国农村、农民和农业所谓”三农”问题严重性的广泛关注；今天，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夫妇合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再次展现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对中国政府和全社会产生更强烈的震撼力。这是为什么？

陈桂棣一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少人是哭着读完他历时三年与同样也是作家的夫人春桃一起完成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为什么《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如此感人，书的作者陈桂棣这样认为：

陈桂棣：基本上我们不太了解农民的生活环境, 加上我们国家变化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比较坦诚的写出来这些东西, 他们感到很震惊, 应该讲他们没有想到吧！

虽然中国政府强调中国是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但陈桂棣在书中却让读者看到了安徽农村“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和想像不到的悲壮。”中国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执行主任徐勇教授就《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能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谈了他的看法 ：

徐勇教授：可能这本书能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是更多人了解农村的尖锐性、严重性和复杂性吧！

被徐勇教授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弃儿”的农民，用作家陈桂棣的话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虽然中国二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民这个特殊的群体，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特殊群体不仅没有“跟城里人平起平坐”地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结出的硕果，而且还沦为被政府和社会被“彻底遗忘”的特殊群体。作者陈桂棣表示，他写《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

陈桂棣：各级决策者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到农民的现状, 这样大家能够为我们这些散农做出一些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中国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认为认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写得很有意义，但书的内容是否能够全景式反映中国整个农村的全貌值得商榷：

党国英：他是可以引起全国的人民更关注农村的问题, 这点是有意义的, 但是拿安徽的事情来概括全国的农村, 这个就不恰当的, 东南沿海一带是不错的, 不过也不是说没问题, 比安徽的情况要好一些。湖南、湖北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一些。

对此， 作者陈桂棣表示：

陈桂棣：从农民负担和解决农民负担的社会改革的整个路子, 安徽是比较典型的, 中国的三大农业改革, 二个产生在安徽。所以我觉得我们来解剖安徽的问题应该讲他是有全国意义的。

不过，陈桂棣认为，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农村的土地问题和农村基层组织的结构问题。这与党国英和澳门大学中国农村问题学者程惕洁教授的观点分别有异曲同工之处。党国英的观点是：

党国英：我是一贯认为二个大问题要解决, 第一是土地问题, 再一个是农民自治要进一步推动, 如果有第三点的话, 就是我们政府对农村还是管的太多, 应该朝市场化的方向进一步去发展。

程惕洁的看法是：

程惕洁：我觉得对户口制度的批判，还这个二人体制, 还有对农民税收的不平等。讲三农问题，有些人老是看些细微末节，不看这个症状，这个病根。我觉得根源就是社会架构问题。

程惕洁所说的秦晖是清华大学的著名农村问题学者。在程惕洁看来，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的公民权问题，就是农民是否能享受与城里人一样的待遇。他对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出版凸显中国农村问题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长年积累得不到解决的综合表现，当今中国政府也开始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不过，程惕洁话峰一转接着表示：

程惕洁：但是即得利益的阻挠,城市人口的抵制。很多东西，我都认为不完全来自于当权者。相当程度上,也来自城市人口本身。就说城市普通人是不是拿进城工作的农民，当作和和他们一样平等的，有相同的人权？怎么看？

农村税费改革、苛捐杂税、乡镇两级政府臃肿、恶人治村等许多方面的问题都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得以描写。然而，对于中国农村地区乡镇两级政府的臃肿不堪给广大农民带来的负担，陈桂棣尤为关注：

陈桂棣：简单的讲,现在一个乡镇一般的就是三百多人，富裕点的就八百至一千人，这些人不创造点产值，但他们要拿工资，还要拿奖金、还要吃好、穿好、住好、买车。如果要把这些乡镇给撤，农民负担肯定减轻很多。

《中国农村调查》一书是陈桂棣和春桃夫妇的对安徽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进行地毯式调查写成的。调查一书不仅展现安徽乡镇政府机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大精简-大膨胀”的发展怪圈，而且也展现了中央许多“三农”政策如何在一级一级往下念，只管传达不兑现敇的恶性循环中一次次变为一纸空文等，让农民生存空间不断恶化的问题。就像书中引用的一句民谣：“七只手，八只手，都向农民来伸手”，有些乡镇光结婚登记就得缴纳十四项费用。不过深圳一位元长期从事农村问题报导但不愿透露姓名的新闻工作者表示：

新闻工作者：这可能存在相当长时间了，你在解决，根本不可能的。我相信在美国，或者另外国家，不可能达到一种绝对的平等。即使在中国城市里面，他那种差距都存在，那种差距也是很大的。

虽然不少人，包括作者本人都认为，中国农村的实际问题远比书中描写得还要严重，但陈桂棣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解决三农问题要进行综合改革：

陈桂棣：任何一种改革都不会成效的，因为那问题是综合的。

已故中共领袖毛泽东曾说，“中国的事情别着急，慢慢来。”不少农村问题专家也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知宜行难，但陈桂棣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农村改革已进入最关键和最困难的时期：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因为要改革就必须触及深层次的所有制问题，经济和政治两种体制在农村相结合的问题。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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