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公元261-341)，表字稚川，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的祖父葛系是三国时吴国的大鸿胪(高级官吏)。他的父亲葛悌，在晋朝统一三国后曾经作过邵陵太守。
　　
葛洪从小就喜欢学习。但他家里很贫穷，“衣不避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虚”，他只好亲自上山打柴，拿柴去换取纸笔等学习用品。晚上他就诵读、学习和抄写书籍，因此他后来在儒学方面也很有名气。
　　
他的性情平淡，没有什么嗜欲和爱好、赏玩的事，甚至不知道棋盘上有几根线条、赌博中的骰子叫什么名字。他为人质朴寡言，不善辞令，不喜好名利，拒绝来往应酬之类的事，没有和人交游过。
　　
但有时为了寻找书籍或请教疑难问题，他却可以不远数千里、不顾艰险和崎岖的跋涉，一定要达到目的才罢休。他阅读、研究经典著作时，特别喜欢神仙导养一类的方法。他的叔祖葛玄是在(三国时)吴国学道成仙的人物，人称“葛仙翁”。葛玄把他炼丹的秘术传授给了他的徒弟郑隐。葛洪就向郑隐学习，把他叔祖传下来的方法都学会了。后来他又拜南海郡的太守鲍玄为师。鲍玄也是修习神仙导养术的，可以预卜未来之事。他对葛洪深为器重，并将女儿嫁给他作妻子。葛洪承传了鲍玄的修炼方法和实践，并且同时博览、研习医术。他的著作都非常精确而富有文才。
　　
太安(公元302-303)年间，他曾经帮助平定石冰的叛乱。乱平后，葛洪不要功赏，直接去了洛阳，希望在那里搜集奇异的书藉以增加自己的学识。咸和(公元326-334)初年，司徒王导召他作职掌文书的佐官，后升为司徒掾、咨议参军。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干宝(即《搜神记》的作者)，对葛洪十分亲近、友善，并向皇上推荐说，葛洪的才能可胜任国史史官。于是皇上召他为散骑常侍(皇帝左右的近臣)，并任命他为专掌修史的“大著作”，葛洪都以年事已高，想炼丹求长生为理由坚决地推辞了。但后来他听说交址出产丹药，便请求到勾漏县(属于交址郡)去作县令。皇上因为他地位、声望极高而不同意他去作那样的小官。葛洪说，“不是为了(作官的)荣誉，而是因为那里产丹药的原因”，皇上这才同意了。走到广州时，刺史邓岳留住他，不让他走。葛洪便在罗浮山炼丹。邓岳上表请求把葛洪补为东官太守，葛洪又推辞掉了，没有去上任。邓岳便让葛洪的哥哥的儿子葛望当了记室参军(掌表章的书记)。葛洪在山里一连呆了好些年，从容闲适地修养炼丹，但从未停止过着书立说的工作。
　　
葛洪称自己“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因此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抱朴之士”。于是他干脆自号“抱朴子”，并以“抱朴子”作为他所撰道书的名字。除了《抱朴子》外，他还著有碑、诔、诗、赋一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传》、《良吏传》、《隐逸传》和《集异传》各十卷，又抄集了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另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备急方》四卷。
　　
葛洪所着《抱朴子》一书，分为《抱朴子内篇》和《抱朴子外篇》。其中“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而“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藏否，属儒家”。在谈到写作该书的动机时，葛洪说，他写此书是因为学道的“道士”中“弘博洽闻”的人少，而“意断妄说”的人多，致使一些真心想要修道的人“仓促不知所从”，有了疑问又找不到人解释。所以他写了《抱朴子内篇》，“粗举长生之理”。但他马上明确地指出，“其至妙者不得宣之于翰墨，盖粗言较略以示一隅，冀悱愤之徒省之可以思过半矣”。就是说，修道的真正秘密是不可以随便写在书里的，“内篇”里写的只是“一隅”，好让用心思考的人“可以思过半”而已。他并且批评了那些不信神仙的儒生：“世儒徒知服膺周礼，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因此他又写了“外篇”，旨在针对儒学方面的问题，起到“驳难通释”的作用。
　　
由于《抱朴子》一书内容丰富，又兼及儒道两家的学问，加之葛洪质朴的文笔有一种璞玉浑金之美，谈事说理时析理精微、说服力强，因此该书不仅被《道藏》收入，成为道家的典籍，而且和《老子》、《庄子》等书一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很大的一部书。
　　
在医药方面，葛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中医方剂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他所着的《金匮药方》又名《玉函方》，共有一百卷之多。后来为了携带方便，又选择其中简要实用的部分，摘编为《肘后救卒方》三卷。此书后来经过陶宏景增补成《肘后百一方》，杨用道又增补一次，名为《附广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备急方》，一直流传至今。该书中已经对许多传染性疾病如肺痨(肺结核)、麻风和尸注等有了相当的认识；书中收载了很多治疗内、外、妇、儿、眼科以及畜病的方药，全书有药方1060首，多数是简便易行而有实效的处方，也记载了在民间广为留传的热熨法等，因此今人评价此书有“验、便、廉”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方书大量涌现的时期，非常有名的方书就不下二、三十种。但后来这些方书都相继散失了，完全流传下来的就只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炼丹术很盛行，使得中国的制药化学向前跨了一大步。葛洪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突出的。他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实验，并将其炼丹的经验总结在《抱朴子内篇》里。前人已经知道用硫化汞制水银的方法，但葛洪是记录这些反应最早的人。他的实践扩大了矿物药的使用范围，促进了制药化学的发展。他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水银的临证应用，比《神农本草经》更为具体。对于药物效用的认识，如用常山治疟疾，茛菪子治癫狂，雄黄、朱砂消毒等，也非常正确。
　　
葛洪饱学多闻、精深广博，是东晋时无与伦比的人。他的著述之多超过了班固和司马迁，而且能对幽微深奥的道理作精细的辩解和入微的分析。
　　
后来，当他八十一岁的时候，他突然寄信告诉邓岳，“要出远门去寻师，时间一确定就要动身出发”。邓岳仓促间急急忙忙地赶去告别，而葛洪坐到中午时，静静地像睡觉一样就去世了。邓岳赶到那里竟然没能见上一面。不过他看上去容颜就和生前一样，身体也是柔软的。把他的尸体抬进棺木里去时，却像只有衣服一样地轻，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他是以尸解的方法修成仙了。
　　
史官对他的赞语说：“稚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葛洪卓异而广博，贫穷而乐于修道之事。我记载、写成这篇传记，以使他的品德、文采永传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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