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一号文件”解决得了农村问题吗?

行易(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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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8日讯】历朝历代,中国的极权专制统治者,不是认识不到农村问题,而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农业区域相当广阔,人口众多,问题复杂严重。但是,农村问题最直接表现是严酷的剥夺,农民被榨取得干干净净。同时,农民的人权被剥夺得干干净净,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境况,也能折射出农民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一家人一天的伙食,常常是几个馒头、一碗清汤;逢年过节的时候,被城市的中共官员驱来赶去,或罚款,或遣送。在一些恶吏的眼里,打死一个农民就像打死一条狗。

由于自古农民都在社会最底层,千百年来养成逆来顺受的性格,专制机器总是贪得无厌地指向社会的这部分人,以满足自身永无餍足的欲望。当然,农村问题的爆发,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也是历代专制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到了中共手里,农民的低下地位由户口制度固定下来,榨取农民成为中共“制度化”行为的一部分,逐步加码,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在目前的中国,榨取农村的程度之所以越来越严重,直接的原因是中国农民的人权最受践踏,被完全忽视,以至无法自我保护。在作为橡皮图章的中共各级人大,也几乎找不到为农民说话的人。

以往,中共为了表现对农民的关注,每年都会下发关系所谓农业问题的“一号文件”。事隔多年,中共新领导又开始下发“一号文件”。但是,这次的“一号文件”并不新鲜,只是十八年前的旧文,看来问题至少又堆积了十八年。人们不禁还要问:这段宝贵的时间里,老江整天都在干嘛???

很明显,现代社会的问题,都是在法制轨道上解决的,也只能如此。中共缺乏解决问题的法制手段,没有立法、执法合理运作的制度环境,守法经验缺如,整个机构也没有法制观念和意识,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中共所谓宪法的现状,是最典型的注脚。

政府的政策,需要法律根据,政府的创新政策,还需要一系列立法支援。在现代社会,任何社会问题的长久解决,都需要法制手段。政府行政的依据是法律,行事的工具也是法律。但在中国,不仅行政所必需的法律欠缺,政府官员也根本不把法律当一回事,观念陈旧、落后。

中共缺乏廉洁、能干的干部,制定的政策谁来执行?多年的逆向淘汰,这时发挥作用。结果形成普遍性问题:中共官员或贪或愚,或两者兼备。中共无法为自己的政策找到能胜任的执行者。

由于中共的社会专制,资讯流通受阻,并且严重歪曲。中共从上到下无法及时了解真实的情况。报上宣传的成绩,大多是一些编造的假新闻。因此,中共的各部门在半聋半瞎的状态下,哪里还能办什么事。

在现有体制下,中共实际上解决不了农村问题。由于中共向来舍本求末,陷入枝节泥潭,这次的“一号文件”与往昔一样,当然还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中共的专制制度,根本就算不上制度,无法无天。人治严格说来不是制度,本质上是随意的胡作非为。因此,中共的专政机器,只适合搞“运动”,不能用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即使偶尔一时得逞,终究必会落空。毛的年代用“运动”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已全盘失败。江的思维跳不出旧框框,也想靠“运动”来树立权威,结果还是自讨其辱。最好的例证是学习“三个代表”运动,非常虚伪,白白花了许多金钱、人力、时间。不过,老江倒是因为“卖”书挣了大钱,荷包塞得满满的。

不知道中共是否真正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许不管严不严重,与中共高层每个人的私利都无直接关联。不过,认识到危机还只是最初级的层次,因为中共农村问题虽然错综复杂,但其解决几乎并不在农业本身。对这个问题的深层认识,也在就事论事之外。这就超出中共官员的认识能力了。不能真正认识问题,又怎能解决问题。

解决当前中国的农村问题,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国根本问题的严重性,立即行动起来,改变陈腐、落后、低效、邪恶的政治制度,以法制为根本,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

──转自《议报》www.chinaeweekly.com(//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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