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16日讯】简介：杨春光，诗人、诗评家，1956年12月28日出生于辽宁省盘锦市。1976年底，应征入伍入学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1980年，被分配至部队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先后历任三局情报参谋、某集团军情报室主任、某师军史干事、某团政治处干事等职。1985年底，涉足诗坛。1986年3月，创办并主编全国解放军第一家军旅诗歌报《新星诗报》。1987年初，在海南岛主持召开全国文学社团首届大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1989年春夏之交，作为军官亲身参与学潮平暴后期的活动，并于“六．四”平暴前后写作抗暴诗歌《太阳与人和枪口（组诗）》。1989年9月9日，被公安部门秘密逮捕入狱。1991年获释出狱后，致力于后现代先锋诗歌的写作和理论研究。1994年3月，与高鹏举在河南创办《空房子诗报》。1996年～1997年，编选和出版《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辞典》等，后被公安政保部门截货并全部（3000册）没收销毁。1998年9月～10月，只身投入辽宁组建中国民主党的活动。1998年10月11日，在辽阳遭暴徒袭击，险些丧命。2002年8月，在郑贻春的资助下，购买二手电脑上网，与海内外知识群体接轨。2002年年底，被设于美国纽约的“世界自由作家评奖委员会”提名为2002年度候选人之一。现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诗稿数百万字，因其“斗士风格”，被誉为“大陆李敖”、“当代李逵”。本访谈录经杨春光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杨春光访谈录（中）

（五）网络时代的新文化运动

　　杨银波：你是指“网络时代的文学革命”，或者说“网络时代的新文化运动”？

　　杨春光：没错。你看啊，现在中国网民有8000多万，比现有半个多世纪培养出来的7000多万中共党员还要多，再过两年拥有一亿多网民不成问题。这种上亿的网民很快就在中国14亿人口中形成一个强大的先进自由公民阶层，这个先进阶层作为一个民族的头脑，他们的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就会牵动全社会的精神命脉，这种命脉就会自动打开言论自由的空间，而言论自由空间的解放就是民主自由体制的胜利。而民主政治时代的到来，其最关键的标志就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的“最关键先锋”就是文学文化自由，而文学文化的自由的“最关键先锋”就是诗歌艺术的完全解禁。也就是说，我们一旦冲破文学的特别是政治禁区，其他领域的任何政治禁区都会冲破！所以我所说的“杨春光时代”，指的就是这个时代；所以我所说的我要以我的艺术方式反抗暴政，指的就是这种艺术方式。

　　杨银波：具体怎么做呢？

　　杨春光：首先，我们必须利用网络，这样可以避免印刷媒体上由于编辑者的必然倾向性，而实际造成的直接政治意识形态的冲撞性而被执政对手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这里包括文学艺术的自由印刷媒体，它也是一样容易被强权取缔的。而网络媒体，特别是在自由论坛媒体这种完全自由化的形式上，由于自由上网的对阵双方总是有讲真话的符合民主话语和讲假话的符合中共的极权话语的相互其间，甚至这里面“暂时”符合中共口气的还会有很多，那么这样就可以使中共利用很大一部分极左者和愚民作为我们的障眼，在不可能全部打压住民主自由声音的情况下，使其真正的民主自由之声不断发展扩大。尤其是首先利用文学艺术自由话语在网络上的软着陆，这样就更能稀释和分散其他在政治思想上的自由话语的硬着陆的注意力，也会使强权话语和组织系统顾此失彼，淡化形成拳头的合力和分散他们的打击面，最终完成从文学启蒙革命到社会体制的全面变革。

　　杨银波：由此，你是不是也准备创办网络媒体？

　　杨春光：当然。首先，我要适当地办一点文学诗歌刊物，而把主要精力放在首先创办和影响并参与文学诗歌艺术的自由网站和论坛。其次，积极创办和参与各种具有民主自由倾向的思想与新闻的网站网坛，而且以国内为主、以国外为辅。因为自由民主的变化主体毕竟在国内，而国外重点是发一些国内实在发不出的声音。在国内的诗歌网络上，除了主要由我创办的空房子主义审丑解构流派以外，还有周伦佑的非非主义的体制外写作流派、皮旦的垃圾革命的崇低写作流派、丁友星的反饰主义的批判专制政治诗歌写作流派和凡斯的垃圾运动以及伟力的战旗先锋诗歌派等等，这些都是当代网络诗坛上正在崛起的与主流持不同声音的大陆民间的诗歌现象，具有批判主义流向。具有自由开放声音的文学网站主要有黎正光主办的《汉语文学》和张青帝的《大地》等。具有自由民主倾向的思想网站主要有《清见家园》、《北国之春》、《民主与自由》、《自由评论》、《不寐之夜》、《自由中国》和《中国战略》等。我相信你也是经常去浏览的客人。

（六）真正的民间写作

　　杨银波：希望在民间啊。不过现在“伪民间”太多，比如犬儒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大陆诗坛在这个问题上严不严重？

　　杨春光：在大陆诗坛，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知识份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热门之争。可是斗争的双方却都是犬儒的。一方是伪知识份子写作，一方是伪民间写作，因为他们双方的关键之处都是逃避政治写作，也就是不敢对官方极权政治体制进行批判的写作，或者根本还是歌功颂德的写作。真正的知识份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都必须是反官方极权专制权力话语的写作，必须是批判现存极权政治和反抗现存专制体制的写作，是与前政治的服务和歌颂政治的写作相对立的后政治的批判和反抗政治的写作，我把它命名为“后政治写作”。后政治写作也就是批判极权话语的主张民主体制和自由文化的写作，而伪知识份子和伪民间写作，都是打着知识份子的态度和民间立场的旗帜，实际上仍是官方立场和不敢反抗官方立场的犬儒主义或投降主义的写作路线。伪知识份子和伪民间的最大特点就是逃避政治写作，甚至公然打出反批判政治的写作旗号。凡是反批判政治写作的，都是伪知识份子和伪民间写作，说到底是官方写作。因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写作策略，就是弘扬主旋律。

　　杨银波：这个主旋律指的是什么？

　　杨春光：一种是弘扬极端爱国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为标志的主旋律。他们把党、国家与祖国混同起来，凡是不爱党、不爱专制政治体制的，都统统打成不爱国的，并加以种种迫害。另一种是把凡是远离政治、不干涉政治的写作，甚至把风花雪月的空洞抽像的、不批判现存政治体制的，都统统称为主旋律写作，而伪知识份子或伪民间恰恰是迎合了这一需要的。他们的写作只是泛文化的，甚至是直接反对干预政治写作的所谓“纯艺术”的。这种写作说到底都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写作策略，是从根本上投降官方意识形态的，是丝毫不与坚决反对官方写作的真正知识份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有任何相同之处的。伪知识份子写作由于严重脱离现实语境，又经伪民间和真正民间写作的联合反击，使之现在完全走向了式微，而伪民间写作却相对得到了诗坛上的话语霸权。在我上网之前，这种脱离政治、不干涉政治、逃避政治、甚至逃避苦难现实而完全走向个性化话语的写作，一时里成了大陆诗坛的时尚和当作伪先锋而倍受推崇，许多完全犬儒化的投降官方主义的“招安写作”甚嚣尘上，其反对者也是微乎其微。

　　杨银波：那么你上网之后对这种现象都进行了怎样的努力呢？

　　杨春光：上网以后，由于我的果敢冲决和带动，加之与我同道诗人的共同努力，现已基本形成了一股比较强大的与歌功颂德写作相对立的批判主义写作潮流，使之被伪民间蒙骗的有识之士诗人开始觉醒，伪民间写作在2003年下半年势力开始衰退，而真正的民间写作开始崛起，有许多诗人至少从意识上开始明确民间写作就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绝不合作的写作，就是反官方意识形态的写作。所谓官方写作，就是唯官方政治的或不反官方意识形态倾向的写作；而伪民间写作，就是完全个人化的、脱离现实的不反官方政治或不敢触及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投降主义写作。官方的唯政治倾向，民间的批判政治倾向。这是明显的界限。如果与官方意识形态合作的，或者不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这都是伪民间的写作，最起码没有彻底地走民间写作之路。在大陆诗坛，虽然以批判主义为主旨的真正的民间写作已经从网络上开始崛起，但犬儒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伪民间写作加之御用文人的写作还是占着诗坛的主流地位，“伪民间”这个问题还是十分严重的，严重的是他们做“伪民间”而大部分还不能自醒，他们还把逃避政治当成诗人的一种荣耀。

（七）民间纸媒被勒令查封

　　杨银波：你一共主编过多少家民间报刊？这些民间纸媒以及你的作品是不是跟过去的李敖一样大部分被禁？

　　杨春光：我走向编辑民间报刊的生涯，是从主编军旅诗报《新星诗报》被勒令停刊之后。虽然从此以后我不便直接出面挂主编办报，但全国许多民间诗报凡是由我挂顾问、名誉社长、名誉主编和总策划期间的，实际上都是由我亲手编辑画版和组稿的，比如河南的《中原风》，先在海南岛后在湖南的大联合会的会刊《飓风》，山东的《新星文学》，黑龙江版的《新星诗报》，辽宁丹东的《鸭绿江诗报》，先在海南岛后在湖北的《青年诗人报》，辽宁盘锦的《新潮诗报》，辽宁盘锦的《香稻诗报》，辽宁盘锦的《爱心文学》，以及河南驻马店的《空房子诗报》等等。这些报刊都是才办两三期或者创刊号刚刚出笼就被政府勒令查封了。我坐牢前后在全国大张旗鼓地编过《第三代诗人力作精选》丛书和《中国当代青年诗人大辞典》等，前者被查禁，而后者经正规出版后又被公安机关以莫须有罪名全部没收销毁，使我前后损失10多万元。更严重的是，因此遭到全国许多不明真相的诗友们的“大骗子”的辱骂与种种误解，直到网络时代我才得以解释清楚。我个人创作极其勤奋且高产，从1985年登上诗坛以来，除了被软禁、坐牢和养病以外，我几乎每一天都有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出产。仅仅是我和我爱人在2002年经打印

联合整理的我的主要代表诗文集，就有10卷本，每卷约40万字，合计约300多万字，但至今没有经济能力自费出版，也没有任何公开出版的机会。但我为全国各地的诗友们，却修改、编辑、出版并作序了10多人的个人诗集，其中包括诗人、学者郑贻春先生的诗集在内。

　　杨银波：你所了解的持不同政见的大陆民刊，现在还多不多见？

　　杨春光：持不同政见的大陆民刊现在已不多见，或者说已经绝迹。我知道的一些民刊，像1989年之前的由姜力钧先生主办的《民生报》，1998年由孔佑平先生秘密主办的小册子式的《民主政治启蒙》和由彭明先生主办的并红火全国民运界的“中发联”的《参照》，这些都分别遭到了中共的严力焚毁和主办人的被捕。所以我认为，这种直接的持不同政见的印刷民刊不是不可以办，而是在策略上应尽量不去冒险，那样的生存和对大众的影响都不会让你很快壮大，并会被中共当局立马消灭的。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随着印刷时代的式微而进行网络时代的战略转移，很好地利用网络媒体在专制主义情况下相对于印刷媒体的先进性、全球性和总会有缝隙性的可便于操作手段，以促进大环境的言论自由解放为主要目的，并由此为突破口，然后再进行体制上的民主化的社会变革。为此，在言论自由的突破口里，最好以文学艺术自由的软着陆为先导先锋，来带动其他的硬着陆的政治文化的民主自由的逐步渐进实现。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一个策略问题。今后，作为民间知识群体的一员，作为一位“在诗歌中反抗暴政的艺术家”，我将主要以诗歌艺术作为战斗的批判专制主义的有生武器，只身投入千载难逢的网络时代里，

有效地利用网络而首先进行文学启蒙的现代新文化革命运动，即在文学领域里继续推进我的诗歌的空房子主义的后政治写作，最终迎来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天地！

（八）辽宁民运

　　杨银波：辽宁在这几年出了些人物，像姚福信、肖云良、王兆明、姜力钧、孔佑平、郑贻春等等，你所了解的辽宁民运现在的处境是什么状况？

　　杨春光：你所提到的这些辽宁人物，我们都见过面和深入来往过，他们也都是我的挚友。郑贻春先生不用说，我们来往甚密。姚福信、肖云良、王兆明、姜力钧和孔佑平等，他们的不幸遭遇是我一直记挂在心的，甚至每一天他们的形象都在我心中出现，可是我自责自己无能为力。我这里我想特别提出的是王泽臣、王文江和刘世遵三位，他们都是辽宁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也都因此在全国最早坐了大牢的。王文江听说今年出了狱，具体情况我还无法联系。王泽臣和刘世遵都判了七年的重刑，是在徐文立前后不久入狱的。可他们长期以来并没有获得国际舆论的足够重视，许多人权团体对他们的呼吁和关注也不够，很多时候被完全忽略了。

　　杨银波：你讲一下他们三位的具体情况。

　　杨春光：王泽臣从18岁开始，大半生都在坐共产党的监牢，是邓小平出山后把他解放出来的，可他不停地继续从事人权民主事业，再次三进宫。王泽臣是辽宁民运的中心灵魂人物。他原来和他老婆开办的豆沙小工厂，是当时辽宁民运经济的主要来源地。王泽臣被捕后，这个来源地被官方取缔和破坏了，他老婆带着孩子孤守，生活极度贫困，还受到公安局的长期监控、盯梢、威逼、利诱和恐吓，经常逼她与王泽臣离婚，使她现在的精神已经开始分裂。刘世遵也是一样，他在“六．四”运动时就是学运领袖。创建民主党时，他作为徐文立的办公室主任和联络秘书，在全国联络频繁，出力最大。他老婆因他下岗，家境因他处于最贫困之中。王文江是一位职业律师，在辽宁组党中是最具活力的一位。他被捕后，他的妻子因为他的原因被下岗处理了，不久又被逼与他离婚。听说王文江出狱后工作没有了，身体不好，有时吐血，生活自然万般贫困。

　　杨银波：其他几位呢？

　　杨春光：同样是相当悲惨。孔佑平三进宫后，老婆为了孩子考研政审合格，也被迫与他离了婚。姚福信、肖云良、王兆明和姜力钧等入狱后，当局对其家属的迫害与折磨更是惨无人道，无法具体言提。其实，我不便提及的辽宁民运人士还有很多，他们大多都在为人权与民主默默地工作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大多数都急剧恶化，甚至就连最普通的所谓“弱势群体”都不如。因为他们大多出身工人，许多都因从事民运而被当地政府做了下岗处理，下岗后他们想自谋职业和再就业都不行，政府一旦知道了就要去砸他们的当铺，或取缔他们的营业执照，或去其用人单位强令不准用人。有一位工人民运人士为大多数民运人士的生存从策略上考虑，退居二线而不便从事更多公开活动，以防被单位下岗处理，为的就是保全他的现有的两千多元工资能够积攒下来，以便资助遭受困难的每个民运人士，包括我也接受过他的资助。可他自己却过着最低生活标准的简朴生活，也一直为此离婚，并坚持不实现民主就不再婚。我对这样的人十分敬佩，他们才是中国未来希望的中流砥柱。

　　杨银波：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请代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问候。

　　杨春光：好的。也希望国内外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媒体、组织、团体、个人，能够力所能及地对挣扎在第一线的这些处境十分艰难的民运人士给予更多的关切和实际的援助。

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