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9日讯】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工作的于建嵘，常到下边跑，跟农民接触。这两年，光农民给他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11月，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显示，上访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

* 信访制度不改革 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据北京青年报12月8日报道，于建嵘从事社会冲突研究，常到下边跑，跟农民接触。这两年，光农民给他的控告信就收到两万多封。有的上访农民还三更半夜摸到他在北京通州区农村的家。但是于建嵘说，“我一点儿都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一能做的就是听他们倾述。”

2004年5月至10月，于建嵘和他的6人课题组一起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后由中国社科院提交的一份题为《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于建嵘及课题组曾对632位进京上访的农民进行问卷调查，有90.5%上访人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让中央知道情况”；88.5%的人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81.2%的人“也知道中央不会直接解决，但可以得到批文”。

另外于建嵘的调查报告里显示，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如果对上访效果不满意，受到打击后，表示要继续上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占91.2%；跟贪官污吏拼个鱼死网破的占87.3%；宣传政策和法律，发动群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占85.5%；还有53.6%的表示要“做点让干部们害怕的事”，而表示“不上访，认命了”的只有5.8%。

调查结果最终表达的是一个清晰结论：信访制度作为历史产物已无法适用于当前，相反已是弊端丛生。“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将会产生十分严重的政治后果。”

* 普通农民上访过程目击

11月24日，北京青年报记者跟随62岁的福建厦门海仓镇霞阳村村民许永年一起，目击了一个普通农民上访的全过程。

“小心啊！今天来接访的人多，千万别讲是哪里来的啊！”农民许永年在去国务院信访办路上接到了这个语气急促的电话。许永年是来北京反映村干部卖地问题。

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信访办是一门二牌，人称“两办”。“两办”在北京市永定路西街的一条死胡同里。老远就见巷口聚集了很多人，路边停着辽宁、山西、河南等地来截访的警车。

一些穿深色衣服的男人堵在巷口，见人朝里走就问：“你哪里的？”，或把人拦住：“把身份证拿出来。”问到老许时他没答话。

“问你呢，老头子。”有人指着他喊道，老许还是不吭气，往里走。眼看挤过巷口时，有人朝他屁股猛地踹了两脚，老许趔趄了几下，站稳。然后又使劲儿地挤过了巷口，挤进了熙熙攘攘的“两办”大厅里。

老许身旁站着一个男人，软磨硬泡地问：“哪里的？哪里的？”瞥见老许手里的材料后，他立马高兴了：“啊，原来是福建的。你也别怕，福建没来人接访（截访）。” 截访的人只管本省的上访者。第一次来北京上访，老许也是被接回去的。“一共上来4个干部，从福建坐飞机来，坐飞机去。说好了一定解决，回去把我丢在家里又不 管了。”两次上访，老许花掉家里八九千元钱。

老许排了一上午的队，交上材料和身份证，拿到一张表。下午还得来排队，交表。

出了“两办”，老许回上访村，路上看见两个穿黄胶鞋、戴蓝呢帽的壮汉。老许跟他俩儿招呼道：“怎么样上午，表拿到了吧？”

“哎呀呀，别提了！我们地方截访的堵门呵，根本没进去，身份证也给抢走了。”

“你看看。”其中一个抬起胳膊，衣袖露出一道大口子。“真凶！拖我俩儿上车，我俩儿死活不上，跑掉了。”他边说边从地上的化肥袋里扒出上访材料。

另一个笑嘻嘻地说：“截访的骂我俩儿，来上访，你们脑子里有蛆啊！”

下午再排队，老许交上表后接到一张比名片稍大的纸，上边写着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的地址。这地方，他已经去过4次了。

12月3日，在北京缸瓦市前英子胡同的国土资源部人民来访接待室里，北京青年报记者见到了两位从福建来的干部，他们是来接老许回家的。

据报道，四川每“接回”一个上访者，来回要花费上万元。

* 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

“信访成了块遮羞布，以前羞地方，现在羞到了中央。”于建嵘及课题组在上访村，曾做过这样的实验(调查)：接待第一天刚到的上访者。

“他们背个包，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地来了，个个对上访充满信心。来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来向党中央讨公道。我们问感觉怎么样啊？一般都很激动：党中央欢迎我们来反映下边的腐败啊！我反映的问题，中央肯定会查处。我们说，好好，没问题！7天后咱们再见一次。”

7天后的调查表明：刚进京上访的农民认为“中央真心实意欢迎农民上访”的人数下降，而认为“中央怕农民上访”的人数则上升，多数认为“会打击报复上访的人”。

“从早几年听到的‘中央是恩人’，到直接质疑高层的这一变化，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信访制度，带来国家政治权威和认同性的流失。”于建嵘直言道。

据对进京上访农民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原来的上访问题还没解决，上访过程又引起新的冲突，信访不断升级，各种问题和矛盾焦点向中央聚集。

上访村一访民说，“你可以天天来排队，填表交表，就是不解决问题。好像一个魔术大师在台上耍魔术，台下人在看，看懂的人知道这个是假的，不看走掉了。不懂的人又来看，还拚命挤上去看。可怜啊！最后，有人想回也回不得了。”

“怎么回不得呢？”

“信访上有规定，叫‘分级负责、归口办理’。我告的就是地方狗官，我从虎口里逃出来上访，结果你又把我送回去，他会放过我吗？恨不得一口吞掉，整死你。好天真喔！好吓人喔！”他摇晃着头，连连叹息道。

听说新的《信访条例》将在年底出台，于建嵘表示非常担心。

“有关部门提出的《信访条例》修改稿，虽较原条例有进步，但没有真正体现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反而从部门利益出发试图强化信访机构职权，并且规定了许 多明显违反《宪法》的禁止性条款。应当预先组织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充分论证，并可以考虑组织公民广泛参与讨论。”

“假如新的《信访条例》出台，起码几年内不能改动。等着看吧，不知又要积聚多少民怨，又要有多少人走向上访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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