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12月6日讯】在南方一些偏僻的乡村发生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为了推行上级火葬制度，村官各家各户的做工作，并将正式实行火葬的日期说清楚了,也就是说2002年7月15日以后对死者必须实行火葬。有一个农户家人里的老太太已经69岁了，由于害怕火葬，听到通知后，心急如焚，为了达到土葬的目的，情急之下喝了一瓶农药，抢在政策执行的前一天结束了生命。

中国残缺的制度就像是烂透了桃子，从里烂到外。每一个法律法规的出台都缺少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基础性的民众意识，每一个法律法规都转换为权贵集团玩弄权术、谋取利益的摇钱树，每一个法律法规在执行系统都扭曲变形，可以说漏洞百出。可以这样说，宪政民主离中国人越来越远。

强制火葬制度在中国已执行了十多年，这一制度在城市里是顺理成章的执行开去，因为密集的城镇人口对殡葬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在人口占多数的农村，这一制度从来没有步入轨道，由于农民对火葬制度的不理解，火葬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滑稽的游戏，不仅火葬后又将骨灰装入棺材土葬，而且逃避火化偷偷摸摸进行土葬的现象在九十年代后期像是猫戏老鼠似的大肆兴起。

最近，笔者在内地农村走访时得知，几乎所以的农民对火化制度都不理解，村子里老人去世后，在火葬制度的掩饰下，其子孙想方设法的将死者兜了一大个圈子后都进行了土葬，火葬制度的背后，是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下属的火葬场、村官、殡仪车司机又一发财的门路，是又一块腐败的土壤。火葬制度在农村是彻头彻尾失败的制度。

1997年7月，中共国务院发布实施了《殡葬管理条例》，推行火葬、改革土葬成了地方官员一项工作日程。实行火葬的初衷，是保护耕地、减少土地资源被占有的一种措施。但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对土地根深蒂固的依恋，始终摆脱不了“叶落归根”的传统理念，一直以来，农民对强制性殡葬制度从公开的抵制发展到软拖硬抗，再由软拖硬抗发展到官民联合做游戏。严格的火葬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操作规程实际上是两张皮。火葬制度在十多年前执行的当初，内地农民是公开的抵制，死者的亲人不听劝阻，强行将死者用棺材装殓后在当地土葬，但是，强大的共产党统治集团无所不能，由乡镇官员和民政部门牵头，组织公、检、法、司及民兵先是对死者的亲人围攻堵抓，然后掘开坟墓，开棺剖尸，在尸体上淋上汽油进行焚烧，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强制性刨坟掘棺、淋油焚烧的现象，中国农民面对这一恶行无能为力，这种晦气的事情令农民痛苦不安，他们认为这样做有愧于死去的亲人，但是又斗不过中共强大的恶行，在八十年代，强制性火葬在农村被动的执行了一段时间，农民虽然不愿意火葬，迫于中共强大的势力，迫于无奈，只能对死去的亲人进行火葬。

但是，即使火化后，农民也不愿意、更没有那么多钱将亲人埋藏到指定的陵墓里去，都将骨灰盒重新装棺入殓，选择“风水宝地”，举行隆重仪式埋进土里。土地依然被占，火化节约土地资源只是高层官员们一厮情愿，强制火化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农村遍地堆起的坟茔、布满花圈的墓地记载着这个制度的荒诞可笑。

“入土为安”的土地观念都是死者生前的愿望，特别是老年人唯一的、最“奢侈”的愿望。死者的亲人自然想方设法满足死生这一愿望。到了九十年代，强制火葬制度也和中国其它任何制度一下，成为腐败的瘟床，掌握这一制度的民政部门和地方官员竟然将其作为一个开辟财源的门路大加利用，火葬旗号下的土葬游戏是公开的秘密，官员们把持的关卡在乎的都是一个字——钱！有了钱，就可以瞒天过海，各个关卡上路绿灯：第一关：村官。农民家里死了人，村官们闻风而动，起初，免不了拿着鸡毛当令箭，但死者的亲人即使再穷都不愿意火化自己的亲人，与村官一番讨价还价后，东拼西凑交上近千元钱的占地“手续费”，这样，第一个默契就达成了。但村官们不敢马虎，有两个工作要靠死者家属们做的天衣无漏：一是要有火葬场的“火化证明”，二是要做的隐蔽，不给村官们添“麻烦”。第二个关，殡仪车司机。请来火化殡仪车的司机，只要送上1000元人民币左右，殡仪车的司机都能帮助到火葬场开来死者已火化的证明。至于是如何做到不火化而开出死者“火化”证明的，自然是殡仪车司机与火葬管理人员的一种权钱交易，是一种利益的相互利用。第三关：地方民政、与户籍警察。按殡仪管理制度，民政人员在得知死者死讯后及时前去督促火化，但由于心照不宣的理由，村官们在得到千元费用中，拿出一部分上交民政管理人员及户籍警察，注册死者身份和火化的“证明”。

只要交了钱，民政管理人员和户籍警察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了，当然，村官们除请吃请喝之外，送上土特产之类的礼品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没有村民告状，这“火葬”背后的土葬游戏就算做成了。一级一级的掩耳盗铃，官员们一级一级的擦死人身上的油水。

死者的亲人出钱后还得要做游戏，按村官的指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游戏做得像模像样，明着“火葬”暗中土葬的过程要做的摘水不漏。运向“火葬场”的时间都精确地进行了计算：放在天黑后进行，死者的家里少不了要哀乐声声，叩头烧香，念经超渡，在夜色掩盖下，遗体被运到一个荒野的场地里，因为有殡仪车按计划停放在那里，入殓抬扛的一群帮手们将遗体移到殡仪车里，一方面，殡仪车向火葬场的方向开去，实际上是在兜圈子。另一方面，入殓抬扛的帮手们按照算命先生指定的风水宝地掘土挖井。到了夜深人静时，殡仪车似乎是完成了“火化”的工作，又悄无声息的开回了停放棺材的荒地里，将遗体从殡仪车里移进棺材，埋入早已打好的井下，三天“圆坟”、三十五天“烧五七”，没人告状是土葬，这样，死者才算是安然无恙地躺在棺材里了。以前是少量的人在做，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是公开的秘密，内地农村几乎每个村子都是这样在做，从村官到当地民政部门、从殡仪车司机到火葬场，在法律的框架内将游戏按程序做的有声有色。

政府的殡仪火葬场烟囱冒的烟似乎少了、火化的“生意”似乎萧条了，但管理人员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因为他们有一个公章、一张“死亡证明单”就是一个“资源”，就能坐收渔利。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有关官员最近不得不承认：“殡葬改革发展尚不平衡，一些地方对殡葬工作认识不高、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有的火葬区推行火葬不力，火化率长期徘徊不前或者片面追求火化率，仍然存在大量土葬和火化后装棺二次葬的问题；有的地方殡葬设施陈旧落后，服务项目和范围不能满足群众需要；有的土葬区殡仪服务设施匮乏，乱埋乱葬现象较严重；殡葬设备、用品市场混乱，丧事大操大办和封建迷信活动仍然存在；有的地方公墓管理混乱，存在超面积建墓和违法传销、炒买炒卖骨灰寄存格位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农村，不管是丛山峻岭，还是肥沃的平原，到处是堆砌的坟茔，到处是树立的石碑，处处能见到那坟茔上迎风招展的花圈，那些坟茔、那些花圈、那些树立的石碑傲立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是在嘲笑强制性火化制度的荒诞可笑。一个健全的民族却要面对一个残疾的制度，这是中国人民的不幸，抑或是国家与民族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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